“one、two、three、four……”这段时间,家住绵阳城区,铁牛公寓的罗大爷很苦恼,本来楼下铁牛广场上的声音就很嘈杂,楼上邻居“以暴制暴”,在阳台上安装了三个高音喇叭,每天播放巨大的音乐和口号,与广场上一个舞蹈队产生的声音对着干, 邻居们雪上加霜,忍受双重噪音叫苦不迭。

视频截图

邻居

2月22日晚7时,铁牛广场如往常一样热闹。跳舞的、唱歌的、练太极的……各个团队占据广场上的地盘,各种声音混杂。

记者来到罗大爷家中。从他家阳台朝上看,楼上住户安装了3个高音喇叭,朝着广场方向。 罗大爷告诉记者,一个月前,楼上邻居在自家阳台安装了三个高音喇叭,方向对着广场上的舞蹈队,一到晚上7时左右就开始放广场舞音乐,中间还夹杂着喊口号的声音。

“太吵人了,那声音一放出来感觉楼都在震动。”罗大爷说,不但晚上,有时候白天还要开一阵。这样的情形让包括罗大爷在内的其他住户苦不堪言。

罗大爷说:“本来住在这里就比较吵,这几个喇叭一放,把人都要逼疯了。”

随后,记者来到当事住户家。家里住着老两口,孟大爷今年84岁,老伴82岁。记者刚一提到安装喇叭的事,孟大爷情绪就比较激动:“我这是以暴制暴,逼不得已!” 大爷告诉记者,2015年他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除了日常服药外,医生还要他保持好心情和好睡眠。

“其实住在这里这些年,对楼下的音乐声我都觉得习惯了,关键是有个舞蹈队跳舞还要喊口号,one、two、three、four……那个声音太大,听得我心里一紧一紧,太恼火了。”孟大爷说。

前不久,孟大爷联系了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请他们出面跟舞蹈队协调 ,把喇叭朝着河的方向,也不要喊口号,但是没起到效果。孟大爷又找到警察出面协调,对方表示声音会小点,但是过几天,又恢复如初。 于是,孟大爷就到楼下,录下舞蹈队跳舞的音乐和口号,又安装上高音喇叭,采取了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 。

社区、派出所

协调:各退一步

当晚,钟鼓楼社区书记陈柏华和派出所民警一起来到孟大爷家中了解诉求,并下楼与舞蹈队领队进行了沟通。

陈柏华告诉记者,孟大爷安装高音喇叭这事,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多次协调。由于管理体制、处罚依据等还不完善,社区和派出所对此也只能协调,但是,难度很大。一方面,铁牛广场属于公共娱乐区域,广场上的娱乐项目也都符合国家规定;另一方面,大爷年岁已高,又身患抑郁症,需要安静的环境,也能够理解。“我们就只能再协调、再沟通,尽力解决好矛盾。”陈柏华说。

最终,在民警的劝说下,舞蹈队重新摆放了音响位置,领队也表示以后会降低喊口号的分贝。

一边是公共娱乐区域

一边是需要安静环境的老人

如果你遇上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你跳得嗨我心烦,广场舞该咋管?

近年来,广场舞作为社区娱乐和健身活动,深受群众喜爱,迅速风靡城乡。

现实中,舞曲扰民招致的“音响对抗战”、空间稀缺引发的“广场争夺战”,可谓屡见不鲜。比如,温州此前就有600余户居民,凑足26万元买“高音炮”,誓要与广场舞在音量上“一较高下”。

广场舞在成为基层社区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成了维持公共生活秩序的痛点和难点,一直面临着存废的争议、严管的呼吁。

今天,聊聊广场舞这件事。

“广场舞动作简单、好学,很容易掌握。大家一起跳,不管跳得好坏,都很快乐。”一位广场舞爱好者道出自己热衷的原由。

同传统舞蹈相比,广场舞简单易学,谁都能跟着“扭两下”。与健身房、体育馆活动相比,广场舞没有器械、场所维护的开支。无成本、无门槛、极方便,作为大众健身活动的广场舞,自然受到社区中老年居民的喜爱。

不仅如此,广场舞还是“信息集散地”,在邻里情感淡漠的城市生活中,可以满足不少居民的社交需求。

比如,有的广场舞队有线上微信群,逢年过节少不了问候;有的广场舞队有线下聚餐、端午包粽子活动,甚至论起了姐妹辈分,成为不少社区居民的心理慰藉。

笔者在武汉社区调研时,就听闻一件事。有位大娘的儿子因意外去世,其他广场舞队员知晓这一情况后,便轮流去大娘家安慰、照顾,鼓励她继续参加广场舞,最终陪她熬过难关。

广场舞在丰富群众生活的同时,也能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某社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去年社区办了一场中秋晚会,没想到我们社区有这么多能人,光广场舞队就出了好几个节目,有拉二胡的,还有吹葫芦丝的。”

但广场舞引发的各类纠纷不时出现,最主要的矛盾点就是广场舞音乐扰民。

比如上海500平方米大小的憩园广场曾在一年间产生了594起警情,多数与广场舞有关。国家体育总局在2017年就印发通知,要求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条例。

但从实践来看,治安告诫仅能约束一时,罚款又容易引发执法冲突。凡此种种,让人不禁发问:广场舞到底应该咋规范?

规范“失序”的广场舞,还需政府来“领舞”。

调查发现,城市治理工作中“群众路线”和基层组织的弱化,是广场舞管理高成本的原因。实际上,治理广场舞扰民,社区介入比执法介入更简约、更便利。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都是社区居民,让社区来规范管理顺理成章,从情感上讲也更容易做工作。动辄用执法力量,反而会使矛盾激化。

而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应当看到广场舞是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载体,与其禁止不如疏导。比如,可以适时组织广场舞大赛,北京举办的“舞动北京”全民广场舞大赛就引起了各界关注,效果不错,既体现了城市管理者在社区活动中的“存在感”,也让大都市生活更有人情味。

另外,广场舞活动时,社区广场人群聚集、信息传播快,一些地方就利用这个机会做政策宣传,也有一定的效果。如防老人被诈骗、电动车带头盔及社区居民守则等知识规范都可在此宣传。年轻居民一般忙于工作,同社区联系少,但中老年居民自主时间较多,容易成为社区与每个城市家庭联系、政策宣传的重要纽带,这个群体的政策传播力不容小觑。

除了政府“领舞”,关键还是群众自治。

比如,有的广场舞组织自制书面“规约”,约定“参加广场舞属于自愿行为,跳舞过程中产生的意外与其他成员无关,自负其责”并签字为证;一些广场舞队口头约定,跳舞或排舞时不得因位置发生纠纷,成员之间有任何不愉快要及时沟通等。

在广州,某广场舞队倡议举办“广场舞联谊赛”,结果两天内就召集了30支广场舞队,在重阳节当晚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舞蹈晚会,吸引上千人观看,气氛很欢乐。

广场舞领队多是社区治理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社区楼栋长。他们一般都为人热心,有服务他人的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在邻里间有威望。

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中不缺能人,有些问题只要及早做好沟通,矛盾完全可以由群众自己解决。比如,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5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为了不影响别人,自发戴上耳机,随着音乐起舞。互不干扰,和谐共处,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可见,城市日常治理不仅是城市管理者的事,还需引导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广场舞的事虽小,但蕴含着基层群众自治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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