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儿说历史 秦朝时期，车船制造技术到底有多先进？

古人以“千乘之国”形容国家的强大，说明车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秦穆公时就有“革车五百乘”的说法，可见秦国也非常重视制车技术的。秦国陆运工具主要依靠车，“从秦简和考古的实物材料看，大致有双辕车、大车、公车、传车、轻车等。”而秦人车载工具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其木器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秦人先祖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据有岐丰之地，收周余民，继承周人先进农业技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周人的木器制车技术。

这一时期秦人的制车技术，呈现出太多的周人印记

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随着秦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其木器制车技术也获得发展，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工艺。制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车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贵族普遍使用发展到民间的普遍使用。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６７４年，秦国为了救济晋国度过灾荒，曾经“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这种车船连绵不绝的景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秦国车船制造技术的发达，要不然也无法成就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

此外秦国有名的公子緘在秦景公当政，逃亡晋国之时，“其车千乘……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返。”后子緘只是一个秦国的公子，便能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车船，达到车千乘，比穆公之时的革车五百乘还要多一些，可见此时秦国的车船制造行业相当发达。这些是见诸于文献的关于秦国制车业的记载。

秦国制车技术的先进

如在秦国故都雍地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个陶制双辕牛车的模型；除此之外，“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出土两件牛车模型，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轴、舆等车具朽痕，车辕为二。”虽然这两处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只是车辆模型，没有实物出土，但应当指出，这些模型当是依据现实中的实物为模板制作的，不可能仅靠凭空想象就制作出来，所以双辕车在当时应是有实物的，只不过木质车辆不易保存，因而很少有考古实物出土。

在双辕车发明之前，中国古代早期普遍使用的为单辕车，双辕车的先进之处在于能够节省畜力，单辕车需二马或四马系驾，而双辕车仅需一马。“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这种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所使用的运车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车辆的普及使得秦军的粮食运输得到切实保障，后勤粮食输送也能够根据作战计划按时完成。秦国的腹地关中地区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分布着许多河流湖泊，而秦人也较早利用河流进行运输，如秦穆公时的“泛舟之役”，便是利用渭水运输粮食的例子。到后来，司马错伐楚时，便发展为有大舶船１０万艘，携米６００万斛。

《战国策楚策一》曰：“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可以看出，从利用渭河运粮到浮江携粮伐楚，秦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巨大进步，一只舫船便可载五十名士卒与三月之粮。秦始皇南征百越时，为了保障军队粮食的补给，特命监史禄开凿灵渠，渠宽５７米，深１２米。“据估算，秦时航行于灵渠的船只大致宽５米左右，载重量可达５００６００万斛，约合２０３０万吨。”经过多年的发展，秦国的造船技术较之以前有了极大发展，体现为运载量增大、航行能力变强、船的体积增大等。用这样的船只运输粮食，无疑要比陆运以及人力运输要方便多，效率也是其数倍之多。秦军攻伐楚国以及岭南地区，使用这种船只运输军粮，意义重大。

秦代造船工场的遗址

可以为我们研究秦国造船技术提供借鉴。该造船工场的遗址位于海滩之上，这种布置，利于船只建好后，直接进入航道。此外其造船台呈平行排列，且有三个制造平台，在建造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同时建造三只船只，其效率也是非常高的。除了造船效率高之外，其“３个造船台每对木墩间的间距一致，横向都在一条直线上，说明是按规格成批造船的，三个船台即可以分别造大小不同的船，也可以造同一规格的船。”这种设置极其先进，体现了秦造船的技术的进步。另外“秦汉时期所造的船，已使用了蛇、櫓、帆、锚等先进设备。”虽然舵、橹等技术是西汉时发明的，但汉承秦制，秦人积累的造船技术和丰富经验被汉朝所继承，也能从侧面证明秦人造船技术的先进。

综上所述，秦人从襄公立国到穆公称霸西戎，再到孝公商鞅变法以强国，直至始皇帝统一中国，在这一时期，秦国的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到始皇帝时集大成。其境内的道路建设则是伴随着秦人的征伐而不断扩展的。秦国在变法大成后，制定了东出函谷关，兼并天下的宏伟蓝图，这极大的考验了秦军大军团长途奔袭作战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秦国开始重视对粮食运输的制度与设施建设。通过立法、完善道路体系、增强长途运输能力来保障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能力。秦军能够在大争之世，维持大规模的军队数量以及强盛的战斗力，与其后勤补给能力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秦国军粮的供应渠道比较单一

“从总体情况看，秦国军粮的供应渠道比较单一，基本上仰给于正仓（即太仓、县仓），不像后代那样实行以正仓或军仓为主干道的多渠道多层次的军粮供应体系，故经常出现军粮供应严重不足的现象。”尤其是长途行军作战时，军队粮食补给要依靠长途转输，从各地的县仓进行转运，极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如蒙恬北征匈奴，需要“使天下飞刍挽粟”才能供应３０万大军的粮食需求。且“长途军运造成的民众的过度负担，使得“百姓靡敝”，甚至“道路死者相望”，致使民怨沸腾，最终竟将秦政引向败亡。”可见这种长途运输的危害性极大。

结束语：

最后，一旦运输途中出现意外或者未在预定期限内到达目的地，秦军的粮食补给便会中断，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直至兵败。如南征百越，由于深入越，粮草匮乏，秦军大败。后来秦始皇命监史禄修建灵渠，专为征越秦军运送粮食，才使得秦军最终平定了百越之地。可以看出，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成本极大，为了保证秦军的粮食补给，需要修建专门的道路交通体系。这种粮食补给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秦王朝的继任者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与秦军不同的后勤补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