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讲历史 朝鲜战场明军出现了什么内部矛盾，为什么要撤军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古至今，将相和才能克敌制胜。然而在朝鲜战场却是另一番情形。明朝实行文官节制武官的政策，在朝鲜战场亦然。同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外延到上千公里外的朝鲜战场。因此，不论是第一次入侵的壬辰倭乱，还是第二次的丁酉再乱，朝鲜战场上的明军内部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朝鲜战场明军内部矛盾

李如松为辽东名将李成梁长子，李成梁长年任辽东总兵官，是万历前期唯一与戚继光齐名且风头盖过戚继光的明军将领，因战功封“宁远伯”。李如松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不到三十岁即为京军三大营中的神机营副将。万历二十年初，宁夏副总兵拜反，明军久剿无功，万历皇帝力排众议，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为讨伐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而明朝历来以文官“提督军务”，武将提督也自李如松开始。李如松没有让万历皇帝失望，四月接受任命，六月二十二日至宁夏，九月十七日破城告捷，献俘北京，让所有持反对意见者噤口。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于是明廷授予其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在李如松刚入朝时，朝鲜君臣对其进行了讨论。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经历过倭寇荼毒东南，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福建布政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在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虽没有与军事相关的，但福建布政使、山东巡抚，都是要和“倭”打交道的地方，其对于“倭情”以及“倭性”有一定的了解。

最高统帅加“经略”

特别是从万历十七年巡抚山东开始，更加大了对海上形势的认识，向明廷提出了“倭奴情形已著”的警告，建议选练精兵、搜罗谋勇，加紧备战，得到兵部的认同。所以当明史儒、祖承训的败讯传来之后，明廷选择了宋应昌作为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并且给予了一个新的头衔：“经略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军务”。明朝一个战区的最高统帅加“经略”也由此开始。

宋应昌稍早于李如松先到达中朝边界，等待李如松在平定宁夏叛乱后的到来，李如松在十二月八日抵达了辽东，宁夏之乱的平定，让李如松更加目空一切。在宁夏叛乱中，京中精锐、宣大名将、南兵苗兵轮番上阵，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着他战法和其辽东兵的悍勇，这才攻破了城池。此时的他目空一切，无论是京军还是南军，统统都是都比不上辽东军，辽东军以外再无军人。 整个明朝官场，延续宋代以来“文臣制约武臣”的传统，因此除开朝的那一朝，之后的武将地位都低文官一头。

武人出身官位最高为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都必须是由文官担任。李如松此时头衔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而宋应昌则是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等同于总督之职。两者地位高低，一目了然。理所当然的，李如松初到便马上就和经略宋应昌发生了冲突近年朝鲜之役，宁远长子李如松者，新从宁夏奏凯归，再以大帅征倭，功名甚盛，意气盈溢，不复肯修扶服礼于宋经略。

宋无如之何，始议加提督军务，即以入衔，其相见时，用边道见督抚仪，仅素服隅坐，一切櫜鞬书废矣。武臣衔有提督始此。 按照规矩，李如松谒见宋应昌时，应该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个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说话。可是李成松在抵达辽阳后，穿一身便装直接拜见宋应昌，说话的时候，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边将见督抚的礼数。虽然此举不符合规矩，但在李如松看来他和宋应昌属于同级别关系，因其官衔头两个字是提督，在明朝“提督”和“经略”级别相同。

虽然品级同等导致节制不利的问题在明赐宋应昌一品服之后得到解决，然而身为提督的李如松仍不愿受制于经略宋应昌。对于李如松的做法，宋应昌虽不悦，但战事当前，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第三次平壤战役结束后，宋应昌知李如松欲进攻王京汉城，分别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月二十五日给李如松写信说：“前者平壤倭奴虽众，犹属一支，攻之宜急，今各路者总归王京，其势大合，且去爱州道途千里，其为当慎视前犹盛。必须俟我刍粮军火器械并集充裕，然后进剿，方为万全。”“如刍粮未至，不若暂守西岸，俟有次第，一鼓下之，何如？”但李如松骄傲自盛，争功心切，根本不听宋应昌之言，导致碧蹄馆失败。此后，在朝鲜战场上两人矛盾重重。

关于撤军问题

百官以进兵之意呈文于提督，则提督招唐陵君洪纯彦谓曰：“今日厅上，尔知吾言势乎？ 经略南人，未知一分兵事，全惑于南军之言，谓吾进攻平壤，于倭奴既退三日之后；又于碧蹄轻进丧师，几死于贼，非但汝身可惜，大将一死，皇威大损，何其轻敌如此也？’及其报功之时，以吾为第二，验首级之时，以其亲属未越江者，并分给而录功。前在开城，吾岂欲撤兵而回？ 经略强我回来，故不得已来。”

李如松不但和宋应昌意见很大，而且与宋应昌手下两位赞画刘黄裳和袁黄也矛盾重重。他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让朝鲜国王不要听信两黄的话，对此朝鲜史料记载：“国王以优礼遇我，我当尽力讨贼耳。明日二赞画当来到，而此与沈惟敬同意，勿信其言可也。”可见明军主将和主帅以及军中幕僚之间的矛盾至深。李如松和宋应昌因军功问题争论不已，在碧蹄馆之役后，两人矛盾愈发激化，围绕着进兵与否，两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主将与主帅之间不和大大影响了援朝战争的进程，当时朝鲜人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是他们指出如果李、宋两人合作良好则会出现更好的结果。

南军与北军

援助朝鲜的明军按照地域分为南北两派，李如松世为辽将，蓟辽等地的将领唯其马首是瞻，此为北兵系统；江浙出身的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钱世桢等将领以杭州会稽人经略宋应昌为依靠。南、北兵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援朝战场，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第三次平壤战争胜利之后的论军功问题。接替宋应昌的顾养谦也认为“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论功不均，双方互相诋毁，从而影响了军心士气和整个战局的变化。 南军与北军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在第三次平壤战役中，此次战役明军军事总负责人是提督李如松。

经过明、鲜两国联军的英勇战斗，此次平壤之战取得大捷。战后，李如松论功行赏，他把入城的首功分给了张世爵。这个举动使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军的各大将领针对李如松论功不均进行了不同的回击。 吴惟忠在平壤战役中负伤，躺在病榻上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默然不语。朝鲜左议政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看望他，他对尹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要求，即为他准备一副柏木棺材。

吴惟忠是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为蓟镇南兵系统，戚继光旧部。始在东南沿海打击倭寇，又随戚继光北上蓟镇，两次援朝，初为蓟镇游击，后为副总兵，统领南兵即浙兵。朝鲜君臣本就仰慕南兵，看到受伤的吴惟忠在李如松论功不均的情况下提出这样凄惨的请求，朝鲜君臣因此对李如松以及其所带领的北兵系统更加没有好感。 南军的另一位将领王必迪对李如松以及北军的行为极为不满，于是便和李如松当面对质。

整个辽东集团利益

作为蓟镇南兵营游击的王必迪在众多将官公然指责李如松，足以见得李如松封功的确是有失偏颇，但李如松并没有生气，而是“即出银给南兵”。李如松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出自于自身的愧疚感，作为北军的灵魂人物，此次战后的论功其都是有苦衷而言的。因为李如松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而是整个辽东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最后陈述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记载朝鲜李德馨的一段话：“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栢、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等这些将领是辽东军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诸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但若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