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册说历史 五代十国中的各项政策，与汉唐之间的联系

关于政权起源的论述，是说明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一端。在政治动荡和干戈纷争中，李克用、刘知远、石敬瑭借用汉唐资源，打出，“称汉室”或为汉唐名臣后裔的旗号，为沙陀君主进行皇权渊源有自的合法性宣传。南方刘岩、王建、李昪、钱镠、马希范等，虽“起于厮役”（李昪）或“家世田渔”，钱镠等在称帝图霸中却构建源自汉唐，“庆绪绵远”的出身。如此举措之下，身为“夷狄”的统治者与中原汉唐王朝攀上了亲缘关系，有助于统治中胡汉冲突的消解。出身武将、庶族和下层的政权建立者，借此拥有了汉唐王朝继承人的正统身份，来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和号召天下。

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来看

“好古”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运行中，当政局处于危急时刻，统治者以追溯往事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的难题，以之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信念。，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选择以汉唐为政权的源头，将当下与一统的盛世接续起来，形成一个没有断裂的谱系。在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合法性构建中，汉唐是，“源”，五代十国是，“流”历史从汉唐到五代十国并未中断，而是一脉相承。换言之，在五代十国各自为政的时局下，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另起炉灶，而有着一致之处，即接续汉唐。上述，“绍汉”“慕唐”的举措，为五代十国的统治确立了一个源自汉唐正统的开端，其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当下的统治与汉唐前后相继。

进而言之，五代十国借由，“汉唐故事”进行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具有历史，“长时段”观察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权合法性塑造中，统治者汲汲于奉天承运的天命、星象与祥瑞营造，或诉诸，“五德终始”的阐释，或借助佛道等宗教神迹的力量。，这可概括为，“天命营造型”合法性构建。其间，政治博弈中的成功者基于靠实际武力建成政权的既定事实，进行人力竞逐层面的论述，此为，“成王败寇型”合法性构建。与这两种类型相比较，五代十国统治者攀附汉唐的做法，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与汉唐王朝一脉相承的历史溯源叙述之上，有别于依赖天命、祥瑞、宗教以及，“五德”轮替解说等惯常路径，对时人而言更具直接的现实指向和吸引力。

“历史溯源型”的合法性构建

五代十国政权固然是在军事征服中产生，但要建立合法和长期稳定的统治，还要依靠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意识。以，“历史溯源”的方式进行政权正统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将当下的统治与并不遥远的治世接续在一起，更具政治感染和凝聚作用，“人胥悦服”此之谓也。在正统性构建中，与祈求天命、诉诸武力相比较，“历史溯源型”为新政权找寻历史起点，带有鲜明的理性因素。从，“天命”到，“人力”，再到溯源，“历史”的演进中，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构建中人文精神的不断彰显。学者的研究指出，时至宋代，受儒学复兴等影响，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逐渐走向式微和终结。五代十国通过溯源汉唐进行政权合法性构建，正处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变化的关键环节，显然有其突出的时代特色。

“并遵故实”：因袭汉唐与制度重建

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中，因袭汉唐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从制度层面观察五代十国接续汉唐统治体现出的历史连续性。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既有的秩序受到冲击，“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逐步恢复重建破坏废弛的制度是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在摸索前行中，五代十国统治者仿效、恢复乃至照搬汉唐制度的旧例，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取法旧章，是确保统治稳定的重要策略。朱温称帝，虽然从政治上完成了对唐室的革命，但如何维持统治，却不得不依赖旧有的制度资源。

朱温受禅改元就称：“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选择，“但遵故事”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革故鼎新，有助于新旧交替之际政权的稳固和各项政策的延续。我们看到，后梁“大梁入蜀之印”，在前蜀君臣依据，“唐故事”的解读下，这是后梁为正统而视前蜀为，“夷狄”的证明。此事几乎引发两国更激烈的冲突。时人所言“有司之过”，实则是有司根据，“唐故事”的有意为之。时隔不久，前蜀借吊唁朱温之机，通过“大蜀入梁之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挽回了颜面。前蜀之举措，显然是再次有意借用“唐故事”的支撑。

后梁和前蜀的外交活动与礼仪

共同依赖和认可的却是，“唐故事”。在此意义上，“唐故事”是时人处理政事的制度依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行事次第等逐一分类抄写，并将之书写告示于州县府衙墙壁上；新官到任后，须亲自抄录一本；对此，御史台予以监督检查落实。朝廷的初衷，是希望每个政府官员熟悉政务运行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以指导具体行政决策。照此举措，新政权下的官员通过，《唐六典》的抄录与学习，养成处理政务的能力。换言之，新政权之下的政务实际上，“照抄”旧例得以运行。时人所言，“依古以创理”，保证了政策和政务在新政权下的延续。

倘追究五代十国诸多制度的设置缘起和具体运作，往往看到因袭汉唐的影子。延英殿召对的恢复就展现出“故，事”在制度重建中的意义。翰林学士制度的运作，多效法唐代旧例。后唐清泰元年，卢文纪上奏：“臣思德宗初置学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盖献纳论思，朝夕延问”唐德宗时设立翰林学士，为君主草拟文书和参谋决议。卢文纪建议，“召学士谏官询谋政道，俾献谠言”此奏得到朝廷采纳，令有司依奏执行。，后晋天福五年九月，朝廷将翰林学士公事并归中书舍人，诏令先征引，中书舍人的职掌规定，进而指出：“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后晋的制度运作，特别强调，“旧贯”和“前规”的作用。

在，“师古”这一效法前朝故事的语境下，现实政策得以展开和延续。前蜀对翰林学士尤为重视，王建称其，“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由于前蜀重视对唐制的袭用，以致，“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所谓，“有唐之遗风”，正体现出制度运行中的连续性。马楚天策府和十八学士设置，直接效法唐制。后梁开平四年，马殷，“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后朱温以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

结语：

天福七年十月，马希范亦仿效唐太宗建天策府，任用僚属十八人为学士。天策府十八学士的设置，是政治情势之产物，“依唐太宗故事”的说辞，使其设置渊源有自，更具权威意义。官员荐举与管理等多依汉唐旧例。后唐时，刘鼎上，《请依故事荐人自代疏》，此处所言的，“故事”，特指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正月，“中外文武臣僚，授官上任后三日，举一人自代”的规定，朝臣建言将此恢复施行。后汉乾祐元年，（９４８）刘知远下诏，“应内外常参官，宜准唐建中故事，上任后三日，表举一人自代”，也是照搬建中旧例举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