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文史 蜀汉依托天然屏障，可抵挡魏军进攻，为何司马昭首先攻打蜀国？

前言

密切注视着朝廷动向的司马昭叫了过去，问他:“怎么留在官中如此之久，那曹髦都你说些什么?”石苞说:“曹髦真不是一般之人。”仅此一语，点破玄机。司马昭马上明白了，好个曹髦，想干什么?于是，便派人监视起曹的一举一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

司马昭所为，使曹髦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撕破脸皮一生死。260年农历五月初七，曹髦召见中王沈(字处道，今山西太原人)、书王经(字彦纬，今河北清河东南人)、散骑常侍王业(字长，今山东邹城人)三人。一见面，就向他们大诉苦水，历数司马昭专权行为。曹髦越说越激动，禁不住大声喊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坐等遭受被废之耻辱，今日众卿当与吾一同讨伐之!”

这三人一听，吓了一大跳。他们知道现在要跟司马昭作对，简直是以卵击石。王经道:“春秋时期，鲁昭公就因一时无法忍受季氏独断专权，轻举妄动，兴兵讨伐季氏，结果败走失国，受天下人耻笑。如今司马氏专权，为日已久，朝廷内外都服从于司马昭，这乃大势所趋。况且，中侍卫寥寥无几，还多是老弱病残，根本就不足以同强大的司马昭抗衡，陛下凭什么去征讨他?您这样轻率出动，只怕会招来更大的祸事，请陛下不要意气用事。”

王经的分析没有使曹冷静下来，反而更加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他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黄素诏(写于黄绢的帝王诏书)，狠狠地扔在地上，厉声说:“我意已决。即使事败身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还不定死呢!”曹髦说完这话，见三人还在那儿愣神，心里更急了，干脆不再搭理他们，跑到后宫向郭太后打了个招呼，就领宫中宿卫、僮仆数百人，敲起战鼓冲出宫去。曹身披铠甲坐在车驾之上，手持宝剑大呼杀贼，鼓舞士气。

时间紧迫，情势危急，这三位大臣面面相，各自盘算着。王沈、王业二人很现实，两边对比之下，决定倒向势力强大的司马昭，于是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回头招呼王经:“彦纬老兄，你在那里做甚?还不赶紧来。”王经不为所动，淡然答了一句:“你们去吧。”关键时刻，他选择了君臣之义。说话间，曹带着兵马已出宫，直司马昭府上杀去。行进间，遇到司马昭的弟弟、电骑校尉司马伷有事入宫。曹一见怒不可，本想杀了司马，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杀司马昭，于是挥舞着宝剑，大声斥司马。司马不知如何处置，赶忙逃避。

在皇宫南门，曹髦与贾充相遇。贾充率领的是司马昭的精兵，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再看曹这批人马，有内侍、宦官、禁卫军，穿戴不ー乱哄哄的，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对贾充一方而言，眼前毕竟是当朝皇帝，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的金字招牌还是可以唬住人的，何况曹手持宝剑，一边挥舞一边高喊:“我是天子，谁敢拦我!”他情绪亢奋，抢着剑左右乱砍。皇帝在人们心目中总是从容大度、不紧不慢的，谁见过这样的场面呀司马昭手下的将士见小皇帝亲自上阵，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只好小心躲避，不敢近前。曹髦手下的士兵簇拥着皇帝，继续向司马昭官邸方向前进。

这时，贾充的亲信、太子舍人成济赶忙问贾充:“现在情况危急，贾大人您看怎么办?”贾充他一眼，喝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该怎么办还用得着问么?人们听了这话都明白了，可以对皇帝动手啦!可是谁敢向皇帝捅刀子，这真是关“天”大事啊!成济立功心切，想抢头功，举起戈就向曹髦猛刺过去。曹髦认为无人敢向自己下手，毫无防备，万没想到成济的长矛刺来，从前胸刺入，透过后背，正中要害，鲜血喷出，曹髦当即身亡，时年二十岁。曹髦鲁莽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在幕后策划讨伐的事不少，亲自持刀上阵的却极为罕见。曹“有大成之量”，怀才不遇，不愿过仰入鼻息的生活，忍无可忍铤而走险。他太天真了。他怎么能轻率地和足智多谋的司马昭抗衡?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行为不可取。他应明白“在人屋下，怎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却怒而失智，莽撞行事，匹夫之勇。究其原因，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厌倦了傀儡生活，他想做真正的天子。然而，本来很有希望的他，因冲动、莽撞枉送了性命。

司马昭之心

诛杀了皇帝，这可不是小事。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未必有君的打算，《资治通鉴》七十七卷载:“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司马孚闻讯赶来，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腿上，哭喊着说:“陛下被杀，都是我的罪过啊。”司马孚是司马家族的长者，他的哭是出于真实情感(司马孚在晋朝建立以后仍以魏臣自居，后文专叙)。在他看来，司马家族有许多对不起朝廷的地方，他有良心上的愧疚感。

对曹髦的死，司马昭真的害怕了。因为他要取代曹魏的與论早已不胫而走，自己无论怎样作秀，也盖不了这血淋淋的现实。他非常清楚，之所以朝中无人言明此事，是因众人惧怕自己的权势。对曹髦之死如何向天下人交代，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好其后事，已成当务之急，这让司马昭伤透了脑筋。司马昭决定请曹魏老臣、尚书左仆射陈泰出马，商量个万全之策。陈泰在朝廷威望极高，说话很有分量。对司马昭之请，陈泰本想拒绝，但是一家老小都劝他去，因他们都惧怕司马昭的权势。

陈泰不得已去见司马昭。一见面，陈泰悲痛欲绝。司马昭也假惺惺地流泪，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玄伯，卿何以处我?”看来司马昭十分担心曹髦被杀后自己的形象了。陈泰冷静地回答说:“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斩贾充，才能稍微平息天下人的议论。陈泰这话绵中带针:你司马昭最清楚皇帝是怎么死的，我也不说透了。你还想在朝廷立足吗?好，那就来点真的，把你的亲信贾充杀掉，算是给天下个交代吧!

杀贾充?这对司马昭来说太难了，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计谋多，司马昭离不了他。司马昭沉吟半晌，轻声问:“杀他人行吗?”陈泰坚定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下。”意思是皇帝的死，事关重大要杀就杀高官，不如此，难平这事。

司马昭本想借别人的口，解自己的，没想到陈泰这老家伙如此固执。看来，不唱黑脸是不行了。他心想，成济，对不住了。于是司马昭厉声宣布“成济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三族!”成济当时正站在司马昭一旁，还梦想着自己会受个什么样的奖赏，万万没想到得来的是这个结果。他急忙大喊冤枉，嚷道:“成济只是奉命行事，罪不在我!”“司马公，您不能不讲点情义，这些年我对您前马后，出尽了力您不能翻脸不认入吧!”他不喊，兴许死得还慢些，这一喊，脑袋很快落地。他哪里知道，讲感情，是分时间、地点的。政治强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对谁都不讲感情。历代帝王将相在必要的时候，都会丢卒保车、卸磨杀驴，包括最亲、最近的人。

司马昭知道，这种“猫盖屎”的办法很难平息“弑君”的非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抹黑曹髦，从本源上混淆视听。怎么办?司马昭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物一一郭太后。对呀!解决此事，非她莫属。司马昭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郭太后，除非她不想保住太后的位子，不想活命…于是，一纸古今历史上最虚伪、最荒谬的诏书出台了:“曹髦性情太暴躁，我多次谴责他，他不仅不听，还谤辱骂我这当母亲的。我多次告诉大将军，不能叫曹髦当皇帝了，可是大将军总说他年轻不懂事，长大后是能悔改的。哪知曹髦越大越不像话，竟用箭射向宫中要杀我。他还要用毒药害我。这样的人应废为平民，死了活该。

这篇诏令宣称，曹戦有罪“不孝”，用脏话骂太后，成功地将曹从君主换到人子。是啊，天子再牛，也是爹妈生的，不讲孝道，就是大逆不道。不废黜吗?该!完全应该。自己找死，就按普通百姓埋了吧。这份诏令，尽管只是自圆其说，但对司马昭来说就足够了。虽然舍弃了成济，但保住了贾充这个心腹干将，最为关键的是“洗清”了自己君的罪名。这下可以放手大胆地干了。

司马昭以王经助纣为虐的罪名，将其连同家属逮捕，交由廷尉依法处理。史书载，王经向他母亲谢罪，其母脸色不变，笑着说:“人谁能不死，只怕不能死得其所。为道义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被诛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这就是公道自在心。王沈由于及时禀报，立了大功，被封为平安侯。最后，司马昭做了个人情，率司马、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等人，向太后进言，请以侯王的礼节埋蕐。曹髦被葬在洛阳西北方向三十里的一个小溪边.

送葬入验时，没有连旗礼乐，只有拉着曹棺材的几辆破车。这就是所谓的“王礼”。洛阳百姓对这场宫廷政变也略有耳闻，不少人在路边看着送葬的车队，窃窃私语:“这车上拉的就是前几天被杀的皇上吧。”“是啊，听说才二十岁，怪可怜的。”有些人还忍不住哭了起来。老百姓朴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比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所正人君子来说，境界有着天之别。曹死后，司马昭派自己的儿子中护军司马炎，到邺城去迎接常道乡公曹璜，为魏明帝继承入。这次太后学乖了，再也不敢讲究什么辈分、提出异议了。曹璜的辈分很高，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与曹叡是同辈。这是曹璜与司马炎第一次见面。

260年农历六月初一，太后下诏让常道乡公改名为(字景明)。初二，常道乡公到达洛阳，当天，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岁。改年号为景元，是为魏元帝。晋升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之礼，封地为十郡。对此，司马昭没有半点的兴趣。他知道，曹之死已使他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人们在背后说他有野心，弑天子而代之。现在如果接受这些官爵，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故而，司马昭坚决推辞。在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里，君臣相安无事。曹奂接连几次要给司马昭封官晋爵，司马昭仍是坚辞。

灭蜀汉统一西南

司马昭稳定了国内局势，为了更稳妥地取代曹魏，他必须在政治上有新的功绩才行。他要让世人明自，不仅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也是天下第一。于是，他把灭蜀汉、统一西南提上了议事日程。汉后期，接替诸葛亮的大臣、费相继去世，由维担任大将军的职务。维继承诸葛亮的进志，九伐中原，占过一些小便。但连年征战消耗了不少兵力，使得蜀汉的力量越来越弱，军队只剩下九万。汉后主刘禅执政能力低下，宠信宦官黄皓，朝纲大乱。姜维弹劾黄皓，反被黄皓排挤。刘禅也对维多次北伐战绩不大甚为反感，对他心存芥蒂。因此，姜维害怕陷害，不敢住在京城成都。

早在261年，吴就派使臣访蜀。回国后，薛对吴主孙休汇报蜀国的情况说:“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薛还说:“蜀汉的君臣在醉生梦死之中，他们就像把蒸雀的建在堂上，而不知这座大厦就要坍塌了。”司马昭认真分析后认为，灭蜀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这个建议一提出没想到朝臣中多是反对的声音，连一直活跃在魏蜀作战前线、对国情况十分清楚的名将邓艾也反对蜀，认为时机未到，应慎重考虑。

如果单从军事略的角度看，反对伐蜀不无道理。蜀国易守难攻，经过多年的北伐战争，无论战术还是战斗经验都不可小觑，且有名将姜维领兵，加上还需要提防蜀国的盟友东吴从两准进犯，魏军两线作战，胜负难料，存在风险。唯有大将钟会表示赞同。钟会是太傅钟(字元常)的小儿子，钟毓的弟弟。《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精练策数”“不虑祸难”。钟会认为，蜀国经多年的战争，国力消耗很大，百姓疲意，民生困苦，怨声载道，人心不齐，正是大举伐蜀的最佳时期。关键时刻，少数人的意见往往更正确，因为他不随声附和，不会脱口而出，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司马昭志在必得，胸有成竹道:“自从平定准南诸葛诞叛乱之后，休养生息已经六年，整军备战消灭吴蜀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灭吴，那就要准备大量的战船，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南方地势潮湿，容易传染疾病，所以上策是先平定巴蜀。我估计，蜀国的总兵力不足十万，其中留守在成都及其地方的军队约有四万多，其余五万多由姜维统领。我打算把姜维的军队牵制在中，使他难以回救汉中。这样，我们可集中兵力从骆谷进攻，出其不意攻打汉中。如果他们只在险要之地防守，部队必然分散，首尾很难相顾。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攻下汉中和剑阁。就凭蜀国皇帝的昏庸，边境域市被我攻克，他们内部一定大乱，此时就是他们的灭亡之时。”

司马昭对战局的把握和分析有根有据、非常准确。为保证灭一成功，司马昭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感东。司马昭担心攻时吴国会出兵援助，这样会增加取胜的难度，于是下令“青、徐、充、、荆诸州，并使作船”，还令大将唐咨造海船，扬言要大举攻吴，使吴国不政轻举妄动。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力求一举全歼蜀军。司马昭准备用两倍于敌的兵力速战速决。

正当司马昭为伐做准备的时候，远在中的姜维对魏军的举动有所探知，并且看破了司马昭的声东击西之计。他立即向后主奏明。但是，在这紧要关头，黄皓不听姜维的劝告，却听信鬼神。他相信巫者的预言，禀告后主敌人不会到来，自作主张把姜维的表章压下来，不予理，照样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可以说蜀国的灭亡虽然是不可阻挡的，但黄皓绝对是罪魁祸首。司马昭受命为相国不几日，便决定大举进攻蜀汉。他派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大军牵制姜维，使其无法支援其他各军;派雍州刺史诸葛绪领三万兵马进攻阴平(今四川绵阳东)桥头，目的是切断姜维的退路;派镇西将军钟会、监军卫统兵十二万，直取汉中。

结语

对魏军的强大攻势，西蜀方面做出的反应是:成都守备军数千人被派往前线，并令右车将军廖化率领数干军向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等向阳安关增援汉中。此时，姜维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放弃汉中各险要之处，将兵力集中于阳安关一带几个城池，准备打城防战，伺机消灭攻城敌军。钟会洞悉了姜维的计划，故意围不打。阳安关没有坚持多久，果然发生了内部叛乱。蜀将傅佥和蒋舒不和，蒋舒临阵叛变投降了魏军。魏军在这个“向导”的指引下突袭阳安关，阳安关很快陷落，大批军粮物资被缴。仗还没开打，就丢掉了两万大军，这对于本来国力就弱的蜀汉无疑是雪上加霜。钟会率领大军攻下阳安关，然后长驱直入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