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一嘉说 晋怀帝即位之后，为什么社会混乱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

前言

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平民百姓因战事死亡达三十多万人。306年，内乱虽告一段落，但此时的西晋王朝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司马衷被毒死以后，他的小弟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此人无论智商还是才干，均比司马衷强。

晋怀帝即位

《晋书》记载，晋怀帝即位之初关注政事，每次宴会都和大臣讨论国家大事，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然而，尽管改元了，可西晋战乱时的社会混乱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恶化了。祸不单行，更为严重的是北部边疆地区出现了“五胡”内迁问题。东汉以来，他们一是受中原农业文明的吸引，二是自身发展生存的需要，开始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从汉末到魏晋，南迁人数达数百万，关中地区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就占了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以及辽宁南部广大地区。

他们虽然开始汉化，部分也从事农耕，但还保留着挎刀跃马的习俗和部落的形式，有事相互声援、聚众成军。对西晋王朝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是危险的。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各少数民族已呈半月形包围长安、邺城等重镇，并威胁京城洛阳。西晋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问题，没有制定任何可行的政策，除了奴役各个民族、扣押各族的人质外，就是听任各族恣意发展。地方官员不仅横征暴敛，甚至把逃亡百姓的税赋强加在少数民族人民身上，并且强征少数民族子弟入伍，肆意打骂，拆散家庭。

这就更加激化了民族矛盾，加上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的空前内讧，这些藩王相继败亡，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内战中，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破坏严重。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征召服役，洛阳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因饥饿而死。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掀起大规模的流民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面对日益崛起的少数民族势力，西晋王朝异想天开，妄图把他们赶回去。政策出台后，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使边疆地区的混乱越发严重起来。

巴氏族李雄，原籍在崇山峻岭环绕的巴西郡。晋王朝诸王内乱初起时，李雄的父亲李特已成为流民起义的首领。303年农历九月，李雄被推为大都督、大将军。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正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对付李雄。于是，李雄在转年十月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正式与晋王朝决裂。306年农历四月，李雄乘晋惠帝尚在长安、东海王司马越和河间王司马对垒之际，准备称帝，及至晋惠帝返回洛阳，李雄终于建国号大成，改元为晏平，是为大成皇帝。

晋王朝由于宗室诸王混战，只好眼睁睁看着天有二日、民有二帝的存在。李雄在四川的势力不断扩大。当时掌握朝政的是长沙王司马乂，他让晋惠帝下诏，在荆州一带征兵，准备入川清剿。乱世之中，战火连绵，杀戮不断，只要不是被逼无奈，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远去打仗送死。诏书另有预案，如果招募不成，就来硬的，要各郡太守强行征兵。诏书还要求所征之兵尽快上路，迅速前往益州前线，如果在所经过的郡县辖区内停留五日，郡县长官将被撤职査办。各郡县头头为保自己的乌纱帽，亲自带着执法队，像押送囚犯那样将士兵驱逐出境。

矫正以往的过失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巨大的付出。但为了弥补过失再弄个节外生枝，错上加错，那才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而西晋就这么倒霉，就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欲速则不达。朝廷强行征兵和强制驱赶的两项举措酿成了严重的后果。被抓的壮丁不堪虐待，半路上纷纷逃亡，大多落草为寇，成为强盗；众多百姓也纷纷逃离，以躲避兵役。荆州社会动荡，民众怨声载道，很多人有了叛乱之心。历史证明，但凡在想造反的地方，总会有一位野心勃勃、煽风点火、给众人谋划美好未来的人。

造反的导火索

有一个名叫张昌的，就点燃了“造反”这根导火索。张昌，籍贯荆州义阳郡，是个被汉化很深的南方少数民族人。其职务是平氏县小吏。此人虽然身份低微，却会些武功，踌躇满志。他经常找人占算命，预测前途命运。算来算去，都说他命中注定大富大贵。张昌为此显摆，遭众人嘲笑，但张昌坚信这天总会到来，整天寻思着自己的出头之日应在何时。当时有民谣传起，“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张昌以为指的就是自己恰逢朝廷征兵，闹得民怨沸腾，加上当时在荆州主政的新野王司马歆为政苛刻，引起南方少数民族的极大愤恨。

消息传出，那些躲避战乱的、逃避沉重赋役的、逃荒要饭的，日以千计，纷纷前来投奔。张昌一看自己人马众多，有了底气，便改名李辰，宣布正式为王。荆州的形势越来越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发展，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江夏太守弓钦平庸无能，只知作威作福。张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聚众，图谋不轨，他视而不见。

待到张昌羽毛渐丰时，他如梦方醒，忙派兵镇压，但为时已晚，被这帮流民军打得大败。张昌乘势追击，攻打江夏，弓钦带兵抵挡一阵子，见败局已定，慌忙帯着老婆孩子逃往武昌。江夏失陷，新野王司马歆吃惊不小，马上派骑兵都督靳满前去镇压。双方在江夏郡西进行了一场大战，满同样惨败张昌捡了个大便宜，用官兵溃逃时丢下的无数剑戟刀枪装备了自己的队伍。张昌连破郡、州兵马，占据江夏，尝到了甜头，他想起当年算命先生的预言，野心进一步膨胀，如今兵多粮足，他想雄吞天下。

张昌首先制造舆论，四处散布谣言说“当有圣人出为民主”，要改朝换代救民于水火之中。长期以来，朝廷内部诸王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导致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人们对晋王朝普遍丧失信心。此时出来个救世主，很有号召力。接着，张昌又煞有介事地弄出个“圣人”来，他让山都县的小吏邱沈改名刘尼，称是流落民间的汉朝皇帝的后人。张昌搞了个盛大的迎圣仪式，按照皇家规格给刘尼配齐了豪华“行头”，奉为皇帝，张昌自任相国，还封了文武百官。

张昌的哥哥张味做了车骑将军，弟弟张放做了广武将军，张家三兄弟牢牢掌握了起义军的军事大权。张昌让人在石岩山上用竹子做成一个巨大的鸟形物，在旁边放上肉，成群结队的鸟过来觅食，聚集在竹子上，从远处看上去如同一只大鸟在空中飞翔。张昌忽悠民众，说这是天降风凰，吉兆呈祥。紧接着下诏书，改元神凤。张昌拥立刘尼，是有其深意的，他投石问路，藏而不露，为以后时机成熟时自己称帝做铺垫和准备。张昌的骗局还真起了作用。又有一些人跟着揭竿而起，响应张昌，一下子就过来三万多人。

张昌气势更盛，让士兵戴着火红的帽子，脸上粘着剪下的马尾巴毛充当胡须，以巫风壮军威。然后，率领大军沿长江而下，势不可当直打到新野王司马歆的藩地樊城。司马歆龟缩城内，向朝廷报急求救。此时，长沙王司马当政，已经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产生了一些裂痕。而司马歆原来是投靠齐王司马冏的，在司马岡倒台以后，赶紧又去巴结司马颖。司马颖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接纳了司马歆。司马乂心存芥蒂，当司马歆求救时，只是下诏让樊监军华宏出兵乱。言外之意，你司马歆自己辖区出现的问题，要自行解决，把皮球给踢了回去。

新野王司马歆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纂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荆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著名的晋将军羊祜，与吴将陆抗之间的君子之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孙吴流传“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言。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名将王濬惊涛下益州，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

新野王司马歆

荆州失守以后，江南败局已定，金陵王气黯然失色。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鉴于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漩涡而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手中。司马歆的才千的确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称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华宏硬着头皮出战，照样惨败，新野王司马歆再次向朝廷告急:“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

“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李雄未除，又冒出个张昌。长沙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坐视不管，势必酿成大祸。他知道，靠司马歆这样的酒囊饭袋是不行的，于是命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朔将军刘弘为荆州刺史，各带兵马前去讨伐张昌。司马歆困守樊城，心急火燎，望援军到来。从事中郎孙洵劝司马歆主动出击:“古人说得好，一日放纵了敌人，便会造成数代的祸患。大王身为方诸侯，担负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在上表同时，可出兵御敌，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使祸害蔓延，这不是朝廷让大王镇守一方的本意。”但是，司马歆的心腹王绥知道主子胆怯，专拣司马歆爱听的说:“张昌不过是个小小毛贼，派一些偏将即可将其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朝廷的允许。但新野王司马歆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贪生怕死？

新野王司马歆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他等来的并非救兵，而是张昌兵临域下。司马歆被逼出战，没想到，部下早就憎恨他平时那种自私自利、胆小怕事、不知体贴下属的作风，再看张昌的兵势强盛，还未交锋，便哗变逃走。怕死脱不了见阎王，司马歆成了张昌的刀下鬼。司马歆坐守荆州，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严重失察渎职，以致养痈遗患，最终成为刀下鬼。同时，张昌派出的另一路大军也是捷报频传，大将石冰攻破豫章，沿江而下，进犯扬州，大败刺史陈徴，攻陷数郡，再破江州。

接着，临人封云，在徐州起义响应张昌，向南而攻。一时间，荆、江、扬、豫、徐五州都为张昌占据，西晋的官吏或是逃跑或是投降。张昌拥有了大半个中国，气焰之盛，令人刮目。张昌“兴也勃焉”的主要原因在于，晋王朝在地方上没有兵力。但是，张昌毕竟不是治世枭雄，装神弄鬼谣言惑众还可以，讲安邦定国的谋略就无从谈起了。他虽嚣张一时，却也显现败迹。他的部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属于流寇性质，所到之处就知道烧杀抢掠；攻城略地之后，缺乏合格的军政官员。

他所任用的地方官吏都是些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土匪习气严重，只知道扰民抢劫；横征暴敛搜刮不止，不能安抚民众，赢取人心，杀鸡取卵，治理哪里，哪里就成为一片重灾区，不能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朝廷原先调派都督幽州诸军事的刘弘为荆州刺史，此人曾任大将军羊祜的参军，后来做到宁朔将军，假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并领乌丸校尉，把北方治理得“寇盗屏迹”。因为仁爱百姓，卓有政绩，高望重，被封为宣。百姓谓之“好官刘弘”。

此次，他是临危受命。刘弘到了荆州，新野王司马歆已死，朝廷任命刘弘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富有才略，一到荆州便废除了原来新野王制定的野蛮法令，大得人心；刘弘慧眼识人，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这时候，陶侃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荆州之战是陶侃第一次独当一面，崭露头角。刘弘派陶侃去驻守襄阳重地，自己与前将军赵骧率领八干禁军去迎战张昌主力。张昌倾而出。八千人，カ小难济，赵骧初战失利，再战又败，宛城失守。

刘弘只好退守州汝南郡梁县，张昌穷追不，又攻下梁县。正当刘弘节节败退之时，陶侃率领突击队从侧翼突然杀来，张昌的先锋将军羌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先锋军溃败。不知虚实的张昌急忙回撤梁县，刚到门口，城头上便乱箭齐发。

叛乱被平定

原来，陶侃趁张昌守域兵力空虚，已攻占梁县。张昌逃往宛城，而此时的宛城已是陶侃的囊中之物。同时，豫州刺史刘乔从东向张昌进攻，打下江夏，杀了张昌立的皇帝刘尼。张昌占据的荆州诸郡重新归于朝廷。接着，陶侃在竟陵郡彻底击溃反军主力，张昌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到下隽的山林中。陶侃下令搜山，304年秋天，张昌東手就擒，被灭三族。张昌的另一支部队在石冰和封云的领导下，在徐州、扬州继续作战。

当时受命都督徐、扬二州的是竟陵王司马楙和征东将军刘准，这二人皆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東手无策，被动挨打。不过，这两州境内的流民武装所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西晋灭掉吴国后，以胜利者自居，中原人士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蔑视，江南名士陆机、陆云在中原被杀，便是典型例证，南北之间矛盾很是尖锐。西晋王朝在荆、扬两州有重兵，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土族，警告他们安分守己，不要轻举妄动。

江南人对西晋朝廷也怀有很深的敌意，他们称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的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虽然西晋朝廷与江南士族彼此对立，相互猜忌，但是在对待张昌、石冰叛乱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303年农历十二月，周玘、王矩、顾秘聚集人马，一时俱发，攻入城中，斩杀了石冰任命的吴兴太守及其各级官吏。石冰得到消息后，迅速派羌毒率军数万前来讨伐周玘，不料周玘骁勇善战，兵强将勇，阵中斩杀羌毒，击溃石冰。

在这期间，会稽的贺循，庐江的华谭，丹阳的葛洪、甘卓等人也在各地程度不同地打击石冰、封云的残余势力。差不多与周玘等人同时，西晋政府军也开始反击。当时石冰企图占领寿春这一军事重镇，驻守寿春的扬州都督刘准正计无所出之时。广陵度支陈敏主动请缨:“石冰之部众，原本乃逃避成役之百姓，皆因不愿去巴蜀远征李雄，被迫为盗贼，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吾愿率领漕运兵出击，替明公破此贼。”刘准大喜，马上给陈敏增加兵力。

陈敏率部与超过自己兵力十倍的石冰主力展开了数十次激战。果如陈敏所言，石冰的流民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每战必败。陈敏所向披靡，逼得石冰逃往建康。陈敏穷追猛打，石冰从建康北逃，投奔在徐州的封云。石冰哪里知道，这次跑路的终点不是徐州，而是阎王殿。封云手下的司马张统看到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反戈一击，将封云和石冰一并斩杀，带着二人的首级投降了官军。自此，徐、扬两州叛乱被平定，陈敏因功被封为广陵相，而周玘等人则“不言功赏，散众还家”。

结语

平定张昌大规模的反叛，是西晋后期唯一取得的胜利，但于事无补，因为这时洛阳的权力斗争已近白热化。宗室诸王内斗不断而滋生内乱，内乱已使得晋王朝的统治机制瘫痪失效。外部各种敌对势力乘机割据造反、暴动起义，此起彼伏，大有星火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