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倩说历史 察举、征辟与太学制度的建立，与西汉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

学术界对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从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变化角度进行的。例如，一般认为，君权的绝对化只适用于明清两朝，明朝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专制，原因在于：明朝以前，宰相制度对皇权构成一定的制衡，使皇帝无法专制；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没有了制衡力量，皇帝才真正实现了专制，至于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不过是皇帝临时性的秘书班子。这个观点只是说明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的表面原因，没有说明深层原因。

真正阻碍皇帝专制的不是布衣出身的卿相

而是贵族势力。这就涉及布衣入仕制度。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的深层原因，有必要从布衣入仕角度进行研究。艾森斯塔得认为，中华帝国是“文化取向与目标的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系表现在统治者内部事务政策上就是以“创置—聚敛性和调节性政策为特点，促进性政策却非常之少。调节性政策大量地用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分析中华帝国政治体系的文化取向与目标，也需要从布衣入仕角度进行，因为，正是汉武帝以后历代王朝大量录用了精通儒家经书的布衣之士为官，形成“士大夫政府”，才使中华帝国政治体系具有了这一特征。

一、察举、征辟与太学制度的建立与西汉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　　西周的政体是封建制，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任官制度。在这种任官制度下，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并且世袭官职，布衣没有做官的资格。布衣能够担任官职出现在战国，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上属于布衣阶层，士入仕从根本上颠覆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促进了各诸侯国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建立。随着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建立，各诸侯国相继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有“虎狼之国”之称的秦国不但扫平六国，一统天下，而且创制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以后历朝效法的基本政体模式。但这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却在“二世而亡”。

至于秦亡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秦的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这种观点只是说明了秦亡的直接原因，而并未揭示内在的、根本的原因。如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所说，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无独有偶，近代章太炎的《秦政记》也说，秦之“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秦政制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奉行“以吏为师”并实行“焚书坑儒”之酷法。由于这个原因，终秦两世也没有建立起布衣入仕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秦没有选官制度，而是说秦没有兴学养士，没有选拔儒士为官。秦代的选官制度是军功爵制。所谓军功爵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甲首”（战场上割下敌人的头颅）数量进行升官晋爵的制度。

这种选官制度选拔的不是士人

也非贤者，而是获得军功者。由于没有建立布衣入仕制度，以至于秦没有形成“士人政府”，使秦政失去“文治”精神。这才是秦亡的根本原因。秦朝没有建立“士人政府”，那建立的又是什么政府呢？是“文吏政府”。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文吏类似于西方现代文官体系中的业务官，他们受过严格的文书、法律训练，只知道按照法律进行管理。因此，秦朝的文吏又称“文史法律之吏”，依法治国也就是以“吏”治国。而秦朝的法律又严酷、刻板，一点弹性也没有。陈胜、吴广等戍卒揭竿而起，成为秦朝灭亡的导火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秦律的刻板、严酷。如《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斩。”秦朝“文吏政府”建立的指导思想是以李斯、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法家将人的本性视为恶，主张对吏、民统治用严刑峻法，如夏曾佑所说：“夫性既恶也，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其天性本无所谓忠、孝、慈、爱者，而弑夺杀害，乃为情理之常，于此而欲保全秩序，舍威刑劫制，末由矣。”建立在法家“性恶论”基础上的秦朝“文吏政府”，坚持的是权力中心主义原则，追求的是行政安全优先。就是说，皇帝安排吏治，首先考虑的不是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也不是提高行政效率，而是确保大权在手，居重驭轻，强干弱枝，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君权旁落，以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这与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儒家吏治观不同。

儒家吏治观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

主张行政正义优先。秦朝的“文吏政府”违反人道精神，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比较注意反思秦朝速亡的这一教训。汉初，中央政府官僚大都是军功贵族，如曹参、樊哙、夏侯婴、王陵、陈平、韩信、周勃、灌婴等，这些人大都凭借军功获得高官厚禄；在地方政权中，军功出身的官员也占据主要地位，很少有儒生出任郡、县长吏的。这个时期的汉朝政府还不能称作“士大夫政府”，只能是“军吏政府”，其行政运行依然承袭秦朝的文吏机制。

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对秦文吏制度的继承。汉初“军吏政府”的形成，一方面与最高统治者如文帝、景帝及窦太后尚黄老之学、不好儒术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天下初定，国家没有条件兴学养士有关，“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标志着汉朝正式建立了察举制度。察举，就是地方官员有权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如“贤良”“方正”“孝廉”等，向朝廷推举合适的人才。汉代察举科目一般分特科和岁科两大类。特科为不定期下诏察举，包括“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等，这种察举科目还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才分等授官。岁科为每年定期察举，包括孝廉和秀才（东汉因避刘秀的名讳改为茂才）。

孝廉为郡国所举，被举者要进入郎署担任郎官，承担宿卫，孝廉的来源有吏有民；秀才为州刺史所举，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县长等，其来源一般是现任官吏。征辟与察举相反，是自上而下的选拔。天子的选拔叫“征”，天子之征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有时与察举混淆不清。真正经常实行的叫“辟”（也称辟除），即公卿和秩两千石可以自行按需要选拔属吏。在两汉这是一种范围广泛而又十分重要的入仕制度。被征辟者可以是察举的对象，即人才先征辟后察举，也可以不是。不过，被征辟的人要想走向高位，往往要通过察举这一关。

汉代察举与征辟的标准是“四科”

即“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四科”可以简单概括为：德行、明经、明法和治剧。从“四科”可以看出汉代选官的对象：“德行”和“明经”对应于儒生，“明法”和“治剧”对应于文吏，反映了“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不过，随着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提倡，原来的文吏（刀笔吏）经过经学的熏陶，逐渐变成了士大夫。

结束语

除察举、征辟外，汉朝还从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官吏。西汉在中央政府设立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进入太学的多为平民子弟，称博士弟子。博士弟子每年进行一次考试（称作“射策”，把问题写在简策上面，翻过来，被试者随意取出一种或两种解答），朝廷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予他们不同官职（中甲科者可任郎中，中乙科者可任太子舍人，中丙科者可任太常掌故）。太学生通过射策出仕为官的做法，将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不过，西汉布衣之士经由太学培养，通过考试入仕的还未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