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Sir的考古之眼 武松打虎在山东，李逵杀虎在山东，宋朝为何偏偏山东老虎这么多？

然而，一般盛世之下都会暗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弊病，“万历中兴”也并不例外。“万历三大征”耗尽了帝国的民力和财力，万历帝穷兵赎武，使得民怨加剧。万历一朝曾发生过多次因为官府强抢民财，酿成民变的事件，足以见得社会上的民怨已经积累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

而且，经济的增长使得明朝的民间经济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面临朝廷党派林立的局面，已经无力管理，索性破罐子破摔，不理朝政，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上朝听政，朝政的很大一部分权力都掌握在大臣们的手中。

（二）女真崛起

与此同时，万历一朝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日益壮大，成为明帝国的大患。在万历统治时期，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成为建州女真的实际领袖。在万历不理朝政，朝廷党争激烈的情况下，辽东总兵李成梁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养寇自重，坐视努尔哈赤的不断发展壮大，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

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也发生在万历朝，这场战役以后金的大胜而告终，也是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势力强弱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之后，明朝在辽东采取守势，而后金则日益强大，窥伺中原。也正是在此之后，为了防止后金军南下，明朝不得不将主力部队全部放在辽东抵御后金的进攻，才让陕西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钻了空子，一路长驱直入打进北京城，灭亡了明朝。

自此，柔然的最高统治者便称为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当然，这不是说，花木兰替父从军效忠的便是柔然，而恰恰相反，应该是柔然之前的老宗主国——北魏政权。

因为，在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北方民众还是习惯将他们的统治者按照中亚传统称之为“可汗”，另一方面又用典型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天子”来称呼他。这两种称呼一直并存，直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才正式完成了身份上的转换。

“天子”与“可汗”两个名称并用、互换的例子，其实一直能延续到了隋唐时代。毕竟，隋唐的统治家族是北魏家族政治和血统上的继承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在击败了突厥之后，便自动拥有了“天可汗”的称呼，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学者们能将《木兰辞》的时代定位于北魏与柔然的交锋时期，显然“天子”与“可汗”两个词提供了重要锚点。而诗中描述的军事事件，很可能正是北魏早期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六军大举北伐柔然的一系列战斗。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诗句中的十年和十二年并非是这场长期拉锯战的准确时间，但也暗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北魏赢了并不容易。

实际上，从太武帝执政之后，便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从始光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拓跋焘先后8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讨伐柔然。前前后后二十五年的征伐，终于在最后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蠕蠕(即柔然)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不得不说，北魏政权在初期的身份其实还挺“尴尬”的，在于南朝对峙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被看作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索虏”；但是在与北方柔然的对抗过程中，又被自动视为保卫中原的代表。

可以说北魏承担着一个双重角色：自身夹在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在南、北对峙之间，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准确定位，而“天子”与“可汗”这两个称呼的并存，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侧面。

02东北嘎仙洞

1980年，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东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石洞，现在被称为“嘎仙洞”，其中刻在一块花岗岩上的文字，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与《魏书》中记载稍有差异的北魏拓跋氏的起源。

范增是西楚霸王项羽帐下的第一谋士，刘邦谋臣陈平使用离间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猜疑范增谋反，而范增在不被信任后选择离开楚营，在离去的路上“疽发背而死”。

注意看，“范增大怒”可能正是犯病的诱因，因为在之前我们谈及的原因中，“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简单理解就是，怨气或怒气不顺，会化为火毒郁结于背部发疮。

（二）名将宗泽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病人，是南宋名将宗泽，建炎之初，金人掠夺东京开封而去，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东京的防御。宗泽招募各路义军达20万人，积极准备北伐，上书宋高宗赵构《乞回銮殿疏》，劝赵构回东京，以求恢复故国。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但是赵构担心金兵再次入侵东京，于是行在便越搬越远，直搬到扬州去了。宗泽为此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连呼三声“过河”而死。可以看到，宗泽的犯病，其实和范增是极为类似的，长期的气恨难平之下，极容易引起这种病症。

（三）大将徐达

相比于前两人，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死因就更加值得玩味。洪武十七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背生痈疽，朱元璋遣其长子徐辉祖赴北平诏令回京，命太医医治。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发医治无效驾鹤西去，享年五十四岁，明廷上下无不为之悲怆。

徐达死时正当壮年，且在北平病发后稍有痊愈，而后归京治疗竟又病情加重最终不治身亡，结合后来朱元璋铲除功勋旧将的行为，后人对徐达死亡的原因无不产生极大的怀疑。其中关于朱元璋送“发物”蒸鹅致使徐达病重的野史传说就极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