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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家老大a 嘉庆皇帝打击贪官,任用廉史,为啥仍然无法实现中兴?

嘉庆皇帝打击贪官,任用廉史,为啥仍然无法实现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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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打掉和珅后,看着查抄和珅的账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王朝已经成了这个人的牟利工具。“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见《清仁宗实录》)

带着这样大的狠劲和气魄,嘉庆皇帝在三十八岁这年,开始了他的新政。早在嘉庆元年时,白莲教起义已经席卷五省,经过几年的筹措,终于将这次动乱平息下来。嘉庆皇帝对这次起义有一个清醒的评价:“官逼民反”,正是官吏们的搜刮地皮,攫取民脂民膏,引起激变。面对腐败,嘉庆决心从上面着手,迅速撤换和珅时代大部分高层官员,南京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

湖南布政使郑源璹,早在乾隆时期就贪名卓著,《清史稿》记载:“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覃望,次则郑源璹。”在清查郑案后,“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嘉庆下令将郑斩首,并在谕旨里愤恨指出:“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出自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见《清仁宗实录》)

郑源璹的家眷就有三百多人,家里还养着一个戏班子,自娱自乐。此外,穿衣吃饭,都十分奢华。众所周知,清朝官员俸禄有限,依靠俸禄为生,别说三百口人,就是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康水平都成问题。郑源璹肯定另有来钱之道,于是,嘉庆帝决定将郑源璹立案侦查。

一经侦查,发现这个贪官财富不少,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在收税时,巧立名目,多收一些;其二,有的史书说他卖官,其实,不是卖官,而是在官员任用上的经济问题。

官僚队伍都有编制,清朝实行长官制,不设副职,所以,官僚队伍的编制很小。嘉庆时,全国官员编制数两万五千个左右,这相对于一个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数额太小,官民比例太低。有资格做官的人因为编制问题,一时半会儿做不上官,就得“候补”,等现任官员病了、死了、犯错误被撤职了,空出缺来,再一个一个地往上补。这是个十分令人心焦的过程,运气好的,一两年就补上了;运气不好的,五年六年也补不上。谁要是给了郑源璹钱,他就可以帮助快些补上缺,或者补个“肥缺”。这些候补官穷得叮当响,为了向郑源璹行贿,只好去贷款。当时有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可见社会的腐败。

郑源璹搂来大把的钱,不妨敞开来花。清朝官场有个说法,当官不能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这些纨绔子弟狐假虎威,胆大包天,往往会给官员惹出无数麻烦,直到无法收场,所以不能用“三爷”。郑源璹依仗和珅做自己的后台,十分招摇,一点儿顾忌也没有。他妻妾多,儿子多,女儿多,“三爷”自然也多,对他们委以重任,鱼肉百姓。后台和珅倒了,郑源璹也就被嘉庆皇帝抓了典型。

按说,嘉庆皇帝本来承诺不追究和珅的余党,但这仅限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就另当别论了,更何况,目前正要找这样一个反面典型。于是,他下令把郑源璹斩首,又通谕全国,让各级官员“洗心涤虑,悛改积习,勉为廉吏”。

嘉庆皇帝注重通过对官员的任用,来带动官场风气的转变,在亲政初年,他喜欢任用三类官员:清廉的官员;能整顿地方吏治的官员;敢说真话的官员。

先说清廉的官员:像王杰、董诰、朱珪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不该拿的钱绝对不沾。在地方官中,嘉庆帝也重用一些这样的人。譬如,满洲镶白旗人岳起,做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长期掌管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里仆人很少,妻子亲自操持家务,江苏人民称他为“岳青天”。岳起没有儿子,按清朝的规定,旗人官员死后要是绝户的话,就要将家产收归国家。据《清史稿》记载,岳起死后,国家一调查,发现他的全部家产一共四间房,七十七亩地。嘉庆皇帝指示,岳起的这点儿家产就不要充公了,让政府代为经营,留着作为祭奠岳起、给他修坟的费用。

能整顿地方吏治的官员:譬如长麟,史书记载:“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说他长得仪表堂堂,口才好,善辩,官场口碑不错。《清史稿》记载他“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革禁奢俗”。就是说他微服私访,看谁敢横行霸道就抓谁,看哪个官员深更半夜敢在外边搞腐败就处分谁。

《栖霞阁野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长麟在杭州的街头微服私访,突然,发现远处来了一队仪仗,衙役打着灯笼火把,敲着大锣,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簇拥着知县的轿子,招摇过市。老百姓像躲瘟神似的纷纷躲避。长麟走近,一看牌子,原来是仁和县令的大驾(仁和是杭州府下面的一个县),气不打一处来,就没回避,结果,被衙役揪住,拖到知县轿前,让长麟向知县下跪请罪,知县抬眼一看,是巡抚大人跪在脚下,吓得屁滚尿流,口称卑职万死,随即下轿下跪请罪。

长麟厉声责问知县,深夜出巡,意欲何为?知县回答,出来巡街,看地面上有什么治安事件需要处理。长麟语气和缓了不少,说,这才二更天,巡街不早了点儿吗?算了,你把官服脱了,让衙役回去,咱哥俩随便走走。于是,长麟带着知县进了一家小酒馆。酒馆不大,顾客也很少,长麟就跟掌柜的攀谈起来,询问最近生意如何。掌柜抱怨,这生意不挣钱。

长麟说,你这是名胜之地,人来人往,客源不断,怎么会不挣钱?掌柜的唉声叹气,说,知县是个瘟官,爱财如命,县里面月月来摊派,衙役三天两头来敲诈,还挣什么钱?连老本都快赔进去了。掌柜的又说了十多件知县盘剥百姓的事儿,说得知县面红耳赤。喝完酒,出了门,长麟对知县说,这个掌柜话太多,我不会相信,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到半夜了,正是巡街的时候,你去吧。

看着知县远去的背影,长麟一转身又进了酒馆,要在这住一宿。掌柜说这不是客栈,不留客人住宿。长麟说你惹了大祸,我来保护你。掌柜半信半疑,只好留长麟住下。半夜,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门来,要抓掌柜,长麟怒斥衙役,也被一起绑走,押往仁和县大堂。结果,长麟反客为主,将知县摘掉顶戴花翎,撤职查办。

嘉庆皇帝对长麟十分信任,长麟做过山东巡抚、江苏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任职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敢说真话的官员: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就职于军机处,后来历任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常常敢跟皇上顶牛。据《清史稿》记载,吴熊光刚刚调到直隶担任总督的时候,正赶上嘉庆皇帝从东北祭祖回京。众所周知,从东北回京,肯定经过直隶,吴熊光是一省之长,所以,就到了夷齐庙那个地方接驾。夷齐庙在滦县,现在属于唐山市,是吴熊光的辖区。嘉庆皇帝一看到吴熊光,很高兴,脱口说了句:“道路风景甚佳!”

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句并不很当真的话,却让吴熊光抓住把柄了,他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意思是说,皇上此行是为了考察祖宗创业的艰难,继承祖宗的精神,为子孙做个榜样,风景不值一提。

嘉庆皇帝兴致很高,并不生气,反而跟吴熊光较起真儿来了,说:“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意思是说,你是苏州人,我小时候跟父皇去过,风景没有能比得上的。

吴熊光说:“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意思是说,皇上看到的都是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骗你的。苏州只有虎丘算是名胜,其实就是个大坟包;城里边河倒是不少,实际上河也不宽,河上停满了粪船,臭气熏天,哪有什么风景!

嘉庆皇帝又说:“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吴熊光说:“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果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意思是说,臣从前跟着皇上去见太上皇,太上皇说,我治理天下六十年,没干过对不起天下的事儿,只有六次南巡,真是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将来皇帝如果再南巡,小吴,你要是不劝阻,你就对不起我。这话,皇上忘了吗?说到这里,嘉庆皇帝哑口无言了。

嘉庆皇帝到东北祭祖,是带着一半的朝廷重臣一起去的,皇帝身后站满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王公贵族。这些人心想:一个小小的直隶总督,还教训起皇上来了,你不说话,谁也没把你当哑巴,真恨不得上去踹吴熊光两脚。但嘉庆皇帝并不生吴熊光的气,也没有改变对吴熊光的信任,事后反而觉得吴熊光说得有理,对他更信任了。

总之,嘉庆皇帝勤政图治,兢兢业业,厉行节俭,惩贪奖廉,广开言路,力图使国家走上中兴之路,但效果并不明显,大清朝的王朝危机日甚一日,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封建王朝的体制,是嘉庆皇帝无法改变的,他所能改变的,就是一些枝节的调整,尽量延长这个王朝的寿命。而这些枝节的调整,实际上效果也不会很显著。譬如,节俭固然是美德,但任何一场经济危机都不是靠节俭就能度过的。官员的腐败,同样是个体制的问题,古代官僚体制的特点是,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这样一来,得到皇帝、上级的好感,就成了做好官的关键。怎样才能得到皇帝、上级的好感呢?办法有很多,但中国是人情社会,离开了金钱,和上级搞好关系就很难了。那么,跟上级、同僚拉关系的钱从哪儿来?自掏腰包?当然不会,也掏不起,只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这个体制决定着封建官场很难出清官,相反,出贪官则是必然的。嘉庆皇帝无法改变这个体制,不仅因为这是祖制,实际上还在于他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另外,此时官场腐败太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嘉庆皇帝无从下手的地步。不少大案刚刚查出了端倪,就不得不知难而退。譬如,嘉庆初年,清理亏空,结果直隶清理出亏空大案,自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 年)以来,直隶亏空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涉及官员一百三十九人。怎么办?三十多年的陈年旧账找谁去算?嘉庆皇帝一会儿顾忌政府形象,一会儿顾忌父亲乾隆帝的面子,左右为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嘉庆皇帝经常说:“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时时处处表现出孝顺的样子,而整顿吏治难免会给乾隆皇帝的形象抹黑,于是,整顿吏治一开始就畏首畏尾,结果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扭转官场风气。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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