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永琰既平庸又保守,乾隆帝还是要选择他为自己的皇储,以承大统?原因很悲催,也很无奈:那就是乾隆帝没得选了!但凡之前寄予厚望的储君人选有一个没出意外、平安成长的话,乾隆帝都不会选择“平庸、少才、中智”的永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说起来,乾隆帝的儿子其实也不少了,有十七个之多,皇子的数量在清代皇帝中,仅次于他的祖父康熙帝(三十五个儿子、其中序齿有排行的二十四个),名列第二。有如此多的皇子,一般情况下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嗣君人选难以抉择的情况,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的二般,乾隆帝信心百倍地预备在皇子中“建储立嫡”,结果是立一个死一个、立一个死一个,预备“立嫡立长”,结果皇子骂死一个、郁闷死一个,预备“立贤”,结果选中的皇子立马得了绝症去世,这接二连三的诡异场景让乾隆帝简直是欲哭无泪,之前无论家事国事都自信心满满、纵横捭阖的乾隆帝一时间对建储立嫡之事几乎丧失了信心,常耿耿于怀、忐忑不安,终其一生,乾隆帝都因为此事懊恼苦闷。即使晚年已经秘立了储君、甚至退位禅让了皇位,老迈的乾隆帝依旧化不开这桩心结,念念不忘自己的前几任皇储。立储不顺之事,实实在在是一辈子顺风顺水的乾隆帝罕见的挫折,并且没有之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的令妃魏佳氏(即日后的令贵妃、皇贵妃、令懿皇贵妃。她在乾隆四十年去世后被尊谥为孝仪皇后,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后祔帝谥,称孝仪纯皇后)为乾隆帝诞育了第十五个儿子,此时,乾隆帝已经年满五十岁,而且已经有了十四个皇子。所以乾隆帝对于第十五子的降生并没有太大的惊喜,也不是特别重视,除了按照祖训为其赐名“永琰”、并依照后宫制度增派宫女內侍加以照顾之外,就没有什么更加特殊的对待了。
在乾隆帝看来,这个幼儿将来的荣华富贵肯定少不了,但说到底也只是普通皇子,无论从嫡出论,还是排行论,或者才华论(婴儿有什么才华),他都不具备承继大统的先决条件,将来做一个富贵闲人便罢,“皇储、皇嗣”的身份,就不要打主意了。
永琰出生之时,乾隆帝已经先后两次立储,一次是走完了流程但天不假年,继承人夭折;一次即将确立但是被意外打断,目标人选又夭折了;这就是永琰的二哥永琏、七哥永琮(也是乾隆帝两个嫡子)的悲催立储路。
永琏,是乾隆帝的嫡长子,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二十六,生母为乾隆帝元配富察氏(即乾隆帝第一位皇后:孝贤皇后),所以永琏也是乾隆帝实打实的嫡长子。
永琏出生前,还只是普通皇子的乾隆帝(弘历)已经被皇父雍正帝秘立为皇储,所以,得知自己的皇储(秘立)获嫡子后,雍正帝欣喜万分,认为将来社稷承继有望了,于是特地为“嫡孙”亲赐姓名为“永琏”。而“琏”字隐含了雍正帝对嫡孙将来能够传承社稷、使宗庙连绵不绝的美好期待。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已经登基承继大统的乾隆帝出于“立嫡立长、嫡子承嗣”的传统儒家思想、并遵循雍正帝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将皇次子、同时也是嫡长子的永琏秘立为皇太子,把他的名字写入传位诏书并封入鐍匣中,安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六岁的永琏就这样成为乾隆帝第一次秘密立储的人选。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事难料,乾隆帝正陶醉于开创了“嫡子传承”制度的时候(从清太宗开始,历代清朝皇帝都不是以嫡子身份继承大统),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秘立的皇太子永琏突然患了重病,经太医院全力施救也无力回天,于十月十二不幸夭折,年仅九岁,天命不在其身。
年轻的乾隆帝被这个打击折磨得身心俱伤,极度悲痛,在恢复早朝时(乾隆帝为了哀悼永琏,接连几天都罕见地没有举行早朝)命人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下传位鐍匣,然后于朝会上公示了传位谕旨,并特别下诏说:“皇次子永琏,乃皇后所出,而朕之嫡子也。其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曾亲予命名,已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传位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是永琏虽未册立,已为‘皇太子’矣。今既不幸薨逝,一切葬礼典礼均用皇太子仪注而行。”
乾隆帝用这样的方法,向天下臣民宣布:永琏是朕按“秘密建储”制度早就确立了的“皇太子”,是大清的储君、江山社稷的继承人,不是普通的皇子,待遇和名分一律从优。
之后,乾隆帝下诏追封名分已定的嫡长子永琏为“端慧皇太子”,使永琏在身后堂堂正正享有皇太子的称号,并按照皇太子礼仪为永琏举行了隆重丧礼,还在东陵陵区内、黄花山之南的朱华山(天津蓟州孙各庄满族乡朱华山村)为端慧皇太子修建了身后园寝,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将永琏的金棺葬人园寝地宫,端慧皇太子永琏也成为了这座清朝唯一皇太子陵的主人(之一)。
嫡长子永琏病夭之后,乾隆帝内心依旧念念不忘“立嫡”的心思,所以从乾隆三年(1738年)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这九年里,乾隆帝没有从在世的皇子中: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皇四子永珹、皇五子永琪、皇六子永瑢,挑选储君人选,而是借口他们都是庶子,非富察氏皇后所出,所以没有再一次“建储”。乾隆帝依旧期盼着皇后再次诞育嫡子,好让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再有嫡子的名字能放置于鐍匣内的机会。
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富察氏皇后不负乾隆帝所望,再次诞育了皇子,这是乾隆帝的第七个儿子,也是嫡次子。乾隆帝再得嫡子后大喜过望,一边作诗庆贺,一边大宴群臣,意在与天下同贺国母再诞嗣子。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乾隆帝越过皇子应在适龄后再起名的祖制,迫不及待地为嫡次子赐名为“永琮”。“琮”字的含义是上古帝王祭祀用的玉杯,同时也有“承继宗庙”的内在意思。永琮的名字,寓含了乾隆帝将传承大统于其之意。
而永琮赐名后不久,乾隆帝发现十六叔庄亲王允禄的一个孙子已经起名叫“永琮”,于是毫不客气地下令庄亲王为孙子改名为“永瑺”,以使自己的嫡子能独享“琮”之美名。
永琮满周岁之日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初八,乾隆帝即开始准备再一次密立储君,预备在当年冬至大祭时,亲自到天坛祭天后再正式向上天汇报自己将密立永琮为皇太子的做法,然后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正式秘密建储,放置传位鐍匣于乾清宫。
但世事难料,就在乾隆帝兴冲冲地准备第二次立储时,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潜在的储君人选、皇七子永琮突然罹患天花、久治不愈,使得乾隆帝在冬至祭天时心情焦虑,放弃了向昊天上帝汇报建储之事。十二月下旬,永琮的病情迅速恶化,于除夕之夜不幸夭折,年仅两岁,乾隆帝再一次失去嫡子。
嫡次子永琮的夭折,使得满怀立嫡心愿的乾隆帝再次愿望落空,心情痛苦且沮丧。为了寄托哀思,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乾隆帝在举行大朝会时忍住悲痛明发谕旨,对夭亡的永琮倍加夸赞,公开说明自己已内定永琮为秘密皇储,只因时间仓促、再加上永琮突然病夭,所以才没有走完“正式建储”的程序。但永琮是嫡子,乃皇后所出,又兼聪慧端敏,身份贵重,“准皇储”的地位毋庸置疑,所以其葬礼典仪应高于前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幼年夭亡的皇子。
在永琮的葬礼上,乾隆帝下旨追赠永琮为“悼敏皇子”(清代皇子夭折后,得赐谥号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然后把他安葬在东陵朱华山端慧皇太子园寝内,和他的同母兄永琏葬在一起,享受身后的祭祀。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皇后富察氏因痛失爱子而忧虑成疾、身心俱伤,又不想乾隆帝得知自己生病后担忧,于是隐瞒病情、强撑病体,随乾隆帝起驾南巡。途经山东德州时,富察氏皇后再也无法坚持,病薨于当地,年仅三十七岁。发妻盛年离世,使得已经因嫡子先后夭折而悲痛莫名的乾隆帝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同时也彻底断绝了他再获元嫡的念想。
嫡子和发妻的离世,让情绪极度痛苦暴躁的乾隆帝性格扭曲、心理失常,莫名其妙的肝火更转化为无处发泄的冲天怒气,并将这全部怒火发泄到前来迎接嫡母灵柩返京的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二人身上。
在迎接皇后灵柩回京的仪式上,乾隆帝对于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二人的迎接礼仪和致哀态度极度不满,认为他们毫无悲恸之心,对嫡母的薨逝不以为然。于是乾隆帝大发雷霆,迁怒于二子,当场怒斥他们:“遇此大事,大阿哥、三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竟之处甚多,为人子之道毫不能尽!”
暴怒之下的乾隆帝几乎失去了理智,甚至要夺侍卫的腰刀当场格杀两个皇子,被随扈大臣们拼死劝阻后余怒未消,恨恨地发誓“此二人断不可承袭大统!”,从此剥夺了永璜、永璋的继承权。
皇长子永璜当时不过二十岁,在父亲的无妄打击和加罪下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大统继承权,前途一片黯淡。惊慌和恐惧之下,年轻的永璜从此一蹶不振,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惨淡日子。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因郁郁寡欢、无法释怀,永璜不幸病逝,年二十二岁。而对于英年早逝的长子,恢复了理智的乾隆帝心中也是愧疚无比,但是帝王的自尊心又让他不能公开自责承认错误。于是乾隆帝以“摘帽缨、穿素服,亲临宅邸致祭、奠酒”的姿态来表示他对长子的深切悼念。同时,乾隆帝还下诏说:“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年逾弱冠,诞育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追封长子为定亲王,赐谥号“安”,称定安亲王。
和大哥永璜的境遇一样,皇三子永璋在遭受了来自父亲“不忠不孝之人”的无情斥责、并被剥夺继承权后,也是魂飞魄散、惊惧不已。当年只有十三岁的永璋在皇父的怒斥之下,还没有真正成年就早早地哀衰落寞,再也没有了少年人应有的风华和朝气。虽然在永璜去世后,乾隆帝心中对当年无故迁怒两个庶子之事有些内疚和后悔,但是公开发的誓已经不可更改,他再也不能像没事人一样重用、培养永璋成才,只能黯然地放弃了这个无辜的儿子。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将堂姐和硕淑慎公主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立为皇三子嫡福晋,,并赐予大量妆奁作为婚典用度,也算是在某些方面稍稍补偿了一下永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二十五岁的永璋因病在皇宫阿哥所内无声无息地去世。去世前,乾隆帝曾经到其居所视疾,悲伤叹息。永璋去世后,乾隆帝追封其为“多罗循郡王”,将其安葬于皇长子定亲王永璜位于密云的陵寝内,让这两个难兄难弟继续在一起为伴。
先失去两个嫡子、又因为不理智的态度而失去了两个庶子,乾隆帝究其原因,认为都是自己一心想立嫡子为嗣、在希望破灭后又转悲为怒的扭曲心态所造成的,实在是“咎由自取”。
于是疼定思痛之后,乾隆帝基本上断了再立嫡之心,在朝会时公开对大臣们说:“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也。”
从永璜去世时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始,乾隆帝再也没有向臣子们透露过想要立储的念头,也不允许臣子们向他建议立储,并申明如有上奏建议立储者立行正法。就这样,乾隆帝的立储之事暂时搁置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而在此期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看似不起眼的乾隆帝第十五子永琰出生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月,乾隆帝十二叔履亲王允裪去世,没有子嗣,乾隆帝“大方”地把当时在世的皇子中最长的皇四子永珹过继出去,作为允裪的嗣孙,并降等承袭了履郡王爵位。而在之前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已经把皇六子永瑢过继给前一年去世且无嗣的二十一叔慎郡王允禧为嗣孙,降等袭爵成为贝勒(以后永瑢逐步晋封为质郡王、质亲王)。
表面上看,乾隆帝接连把两个皇子过继给宗室,是为了团结皇室,平息皇父雍正帝当年苛待迫害宗室的创伤。但乾隆帝在过继两个儿子的时候,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而当时在世的皇子也不过七八人而已,乾隆帝虽然一贯以身体康健自诩,但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六十岁的自己还可以再生许多皇子,并把秘密建储的人选寄托在未出生的儿子们中(如果有的话,实际上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八年之后也只生了皇十七子永璘一个皇子)。
在乾隆帝“慷慨”过继皇子给无后宗室的举动后面,其实隐含着他心中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终极目标,那就是“立嗣”!虽然乾隆帝失去了“立元嫡为嗣”的机会,但是还可以遵循“立长”原则,再立储君!
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乾隆帝的长子永璜、三子永璋已经去世,次子永琏早夭,而继后那拉氏所生的皇十二子永璂年纪尚幼,乾隆帝也并不把他当做天然的嫡子来看待,要再次立储的话,年长的几个皇子:皇四子永珹、皇五子永琪、皇六子永瑢才是相对合适的人选。
因为前面三个哥哥都去世了,所以皇四子永珹在当时是实际上的皇长子,但是永珹母家地位低下,又属于外族归附(永珹生母金佳氏家族,是清初时归附的朝鲜人),所以乾隆帝除非没有选择,才会把皇位传给这个并不十分出众的庶子。而皇六子永瑢为人文弱,弓马骑射方面差强人意,在遵循“骑射立国”祖制和传统的乾隆帝看来,只要还有其他选择,永瑢这样的文弱书生就不会被考虑进储君人选。
为了达成“立嫡以长”的目的,乾隆帝早早布局,将皇六子永瑢、皇四子永珹先后过继出去,以便为自己中意的储君人选腾出位置,拿到实际上的皇长子名份。而这个“人为造成的皇长子”,就是乾隆帝的皇五子——永琪!
皇五子永琪,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生母为愉妃(时为海贵人)珂里叶特氏。珂里叶特氏虽然在诞育永琪时在后宫的位份并不高,但她却有一项其他嫔妃所不能相比的优势条件:家族出身为正黄旗满洲旗籍。
乾隆帝诸皇子的母族大多属于内务府包衣籍,或者汉籍抬旗,或者汉军旗,或者朝鲜归附旗籍,只有元配富察氏、继后那拉氏、以及后来晋封为愉妃的珂里叶特氏出身满洲旗籍(皇十子生母舒妃也是满洲旗籍,而且是元勋重臣后裔,不过她所生的皇十子早夭了,这里不再加以比较)。所以生母是满洲旗籍出身的永琪自幼就被乾隆帝所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嫡子永琏、永琮相继夭折后,虽然乾隆帝公开表示放弃“立嫡建储”的念头,但暗地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依照中原传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再立储君的想法,而皇五子永琪就是他着重考察的目标。
永琪在长大后也不负皇父的期盼,品性仁厚、恪守孝道,又聪慧沉稳,博学多才,文采很是优秀。同时,在弓马骑射方面永琪也是出类拔萃,远超其他皇子,表现很优异。乾隆帝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基本上已经把永琪当做第三位嗣君人选来对待了。
为了给潜在的立储人选永琪让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把永琪最大的弟弟——皇六子永瑢过继给慎郡王允禧为嗣孙,为永琪的秘立储君之路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初五,乾隆帝在圆明园九州清晏殿居住,并准备在此举行端午宴会。但宴会尚未召开之时园内突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九州清晏殿。千钧一发之际,是得到消息的永琪及时赶到,然后不顾火势凶险以手臂击破殿门,背起慌乱中的乾隆帝迅速逃离火海。危险过后,乾隆帝对永琪的忠孝之心和果敢坚毅的品德更加赞叹,决定密立永琪为储君的想法坚定不移。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一月,为了继续给永琪被秘立为储君铺路,乾隆帝将在世的皇子中最年长的皇四子永珹也出继给履亲王允裪为嗣孙,从宗法关系上使皇五子永琪成为了自己最年长的皇子,永琪由此获得了以“立嗣立长”原则被秘立为储君的合法地位。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深孚皇父厚望的永琪被册立为和硕荣亲王,他也是第一位在乾隆帝生前即实封亲王的皇子(永璜的定亲王属于追封),乾隆帝用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向朝野臣民显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荣亲王永琪的名字,已经无限接近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传位鐍匣了。
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永琪晋封荣亲王后不过才两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附骨疽(骨结核),这个病这在当时属于绝症。得知噩耗后的乾隆帝心急如焚、焦虑不已,数次下旨要求命太医院用心医治。但永琪的病势十分迅猛,短短一个月就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太医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法令其痊愈。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荣亲王永琪终因病重而不治,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
对于已经五十七岁、步入了老年的乾隆帝来说,再一次失去了钟意的储君人选、“立嗣立长”的愿望也化为一场空,这不啻为最严厉、最沉重的身心打击,老皇帝的精神和身体都几乎崩溃。
二十多年后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老迈的乾隆帝即使已经确立了储君、宗庙有托,但在想起自己早逝的爱子永琪时,还感慨唏嘘,哀痛不已:“朕视皇五子于诸子中更觉贵重,且汉文、满语、蒙古语、马步、骑射及算法等事,并皆娴习,颇属意于彼,而将示明言,及复因病旋逝,朕乃不胜痛惜矣!”
乾隆三十年(1765年)闰二月,在永琪深得皇父厚爱,即将封王并且很有可能成为第三位秘密建储人选之前,他最大的竞争对手皇十二子永璂的生母皇后那拉氏(即乾隆帝继后)在陪同乾隆帝南巡途中,不知何故,居然莫名其妙地同乾隆帝发生了激烈地冲突,夫妻之间反目成仇。那拉氏在气急之下,不顾满洲礼仪和风俗,自行断发以示和乾隆帝决裂(满洲风俗,只有丈夫死了,作为妻子的才能以断发作为诀别象征)。乾隆帝得知皇后断发后勃然大怒,不顾臣子和百姓非议,立即将皇后遣送回京,把和皇后的矛盾公之于众。
乾隆帝一度还有废黜皇后的想法,后来总算考虑到“朝野观瞻不佳”,思虑再三后勉强没有废后,但他和那拉氏夫妻之间已经恩断义绝,形同陌路。那拉氏返京后即被软禁于皇宫内,削减待遇,收回皇后的印册,已经不废而废。
母亲和父亲决裂之后,作为那拉氏皇后的亲生儿子、同时也是乾隆帝第三个嫡子的皇十二子永璂,因母亲的牵连再也不被皇父视为嫡子,乾隆帝只是念在父子关系上,勉强留永璂在宫内生活而已。从这一年起,永璂就再也没有得到过皇父的关爱和照顾,如同隐形人一般低调而小心翼翼地生活皇宫中。
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七月,那拉氏皇后在绝望之中去世,乾隆帝对其余恨未消,降低了皇后的葬礼待遇,并把那拉氏留在后宫中的痕迹全部清除,就当从没有这个人出现过一样。作为那拉氏儿子的皇十二子永璂自然不能清除掉,不过“储君”、“嫡子”什么的,永璂以后是不要想了,能够平安的生活,就算他福气所至。
从父母决裂之后,永璂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乾隆帝的关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自乾隆三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765-1776年),永璂半透明般地生活在皇宫中皇子们的住所内,一住就是十一年,期间他虽然也依制度举行了大婚,但没有按惯例分府出宫居住,内务府官员也不敢触霉头,向乾隆帝询问如何安排。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五岁的永璂在默默无闻中去世,生前没有封爵,身后也没有留下子嗣,在落寞孤寂中走完了悲催的一生。
在天命的注定、和乾隆帝自己的折腾下,他的三个嫡子中,永琏、永琮夭折,永璂被放弃,庶长子永璜、庶三子永璋郁郁而终,最钟意的皇五子永琪英年早逝,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被过继给宗室,实际上也被放弃,再加上其他年幼夭折的皇子,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的时候,乾隆帝十七个皇子中,居然只剩下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区区四个人有资格承袭大统了(永珹、永瑢已经过继出去,失去了继位资格;永璂虽然还在世,但是自动忽略)。
这一年的乾隆帝,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者了,曾经被刻意忽视的“建储”之事,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耽搁。虽然乾隆帝自认为自己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甚至可以说强壮,丝毫没有显露老态,估计再活个二三十年都很轻松。但世事难预料,万一突发意外,而国本尚未确定,那么国家动荡、社稷倾覆,顷刻之间就将发生。
而对于仅剩的四个有资格继位的皇子,乾隆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也没有看中,都觉得不是很满意。
皇八子永璇,在四个皇子中年龄居长,是实际上的长子,原本具有优先被立储的机会。但他性格浮躁,又一贯做事轻浮,品行不佳。且永璇为人孤傲乖戾,和兄弟们的关系很疏远,在朝中的人缘也不好。这样的操守和素质让乾隆帝对他很是鄙视,认为他远远不够成为储君的资格,国家不能交到如此的浪荡无德之人手中。
而且永璇自幼患就患有腿疾,行动迟缓、平地走路也不稳当,这更加显得“无人君之威”。因此,永璇第一个被乾隆帝否定,取消了他的继嗣资格,使他退出了建储的人选。
皇十一子永瑆,在乾隆帝诸子中个人综合素质相对最出色,书法功底尤其深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是实至名归、不是奉承吹嘘)。他的文学素养也很高,著有《诒晋斋随笔》、《仓龙集》、《诒晋斋法书》等作品,抛开皇子身份不提,即使在整个朝野上下,永瑆的学识文化和个人文学素养都是顶尖的。
传统的中原王朝中,如同永瑆这样的“贤王”,绝对是皇帝选择嗣君的首选之人,也是朝臣们推崇的帝王模板(仅以无嫡长时论),获取嗣君之位易如反掌。
但清代标榜以弓马立国,推崇勇武,轻视文学,乾隆帝本人更加关注皇子们的武艺骑射水准。对于永瑆的这副“儒学名士”派头,乾隆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永瑆这种文士做派是迂腐书生的习气,缺乏阳刚之气,非常厌恶。但永瑆在被乾隆帝明确告诫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依旧醉心于书画诗词、文章歌赋,传统的骑射方面一塌糊涂。这种轻视皇父教诲、继续我行我素的品性,让乾隆帝对永瑆大失所望。
同时,永瑆还有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古怪性格:极度吝啬!他的嫡福晋富察氏是乾隆帝元配孝贤皇后的亲侄女,大学士傅恒的女儿。但自从嫁给永瑆后,富察氏的全部嫁妆首饰就被永瑆找借口没收了,平日穿粗布衣物,用粗茶淡饭,搞得富察氏回娘家的时候向父母哭诉吃不饱。乾隆帝知道后斥责永瑆,永瑆不以为然,反而说福晋的嫁妆都小心保管在府中,并没有乱用,以免福晋败家。乾隆帝直被气的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永瑆府中有一匹马摔死了,他为了节省用度,居然命令全府这两天不要额外置办其他蔬菜肉食,就以马肉为三餐主食,以节省府内花费,这件糗事很快又传遍了京师内外。其他的府中用度,永瑆也是能省就省,不肯多花一文。长久以往,全城都知道堂堂皇子府中吃死马肉,穿粗衣,平常以咸菜稀粥果腹,还习以为常,永瑆也成了京师内外的大笑话。
乾隆帝本来就极为厌烦永瑆崇尚儒家文化、一副名士做派的行为,多次斥责他,希望他能有所改变。但永瑆始终以文学诗书自娱、以附庸风雅为追求,虽然个人文学艺术水准非常高,称得上是才华横溢,但是他无视弓马骑射,疏远轻慢尚武的传统,使得乾隆帝对他越来越失望。再加上他生性吝啬小气,更让乾隆帝觉得这个儿子的眼界和格局太小,如果真的把社稷托付给他,恐怕是宋徽宗、李后主要“转世”了,国家岂不是面临倾颓和衰亡?所以思虑再三之后,乾隆帝决定放弃空有诗书才华、并无实际才干的永瑆,把他也剔除出嗣君人选之外。
皇十七子永璘,是乾隆帝最小的儿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时候不过才七岁而已,还是个懵懂小儿,不谙世事,更加无法判断将来的品性和才能如何,选择他承袭大统,乾隆帝自己都认为荒唐不靠谱。
永璘是乾隆帝五十六岁时所生,老来得子的乾隆帝对这个小儿子刚开始时喜欢得紧,格外溺爱。所以永璘从小时候起就依仗乾隆帝的宠爱而养成了胆大妄为、不服管教、顽劣不堪的个性,使得乾隆帝这个老皇父在面对永璘的顽劣妄为时十分头疼。
乾隆三十八年时的永璘虽然还年幼,但已经隐约显露出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行事粗鲁的二世祖、败家子德行,这样的小孩儿溺爱可以,厚赐封赏也可以,但江山社稷绝不可以交给他,以免国家因为选错了继人而导致倾覆。顽劣的永璘搞得乾隆帝平时躲都躲不及,怎么会如同儿戏一般立他为嗣君,永璘因此也被排除在嗣君人选之外。
在几个儿子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都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乾隆帝最后将目光放在了原本也很平庸、稍显木讷的皇十五子永琰身上。
相对永璇、永瑆、永璘几个兄弟来说,永琰还算得上品行端庄、勤勉好学,为人虽然有些循规蹈矩、缄默持重的沉闷性格,但个人操守节俭忠厚,对父兄(弟)忠孝友悌,这样的品德在皇子里面很是难得。而在乾隆帝所特别注重的弓马骑射方面,永琰虽天赋平平,但尚能够严格依照祖制尽力练习,技艺在诸皇子中首屈一指,放宽到整个朝廷内外也能保持在水准线之上。
而永琰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地“忠君”(听皇父的话),对乾隆帝的谕旨都会老老实实去完成,不打折扣、尽心尽力。这样的老实厚道性格,在诸皇子中非常少见,乾隆帝因此对永琰又高看一眼。
经过长期的衡量对比后,永琰这个原本乾隆帝没有特别关注过的庶子,因为个人素质相对比较全面、且没有明显突出的缺陷,终于勉强入得了乾隆帝的法眼,成为他最后选择的储君人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十九,六十四岁的乾隆帝再一次打开传位鐍匣,把永琰的名字郑重其事地写入谕旨并封于匣中,稳稳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做完了第二次秘密建储的所有程序。完成这一件大事后,乾隆帝召见少数军机重臣,通知他们自己已经秘密建储,嘱咐他们保守机密,并在将来为自己做个证明。而鐍匣内到底是哪一位皇子的姓名,乾隆帝没有明说,军机大臣们也不敢过问,乾隆帝吩咐他们严守机密,不得泄露半点,否则即行国法。就这样,永琰被秘密立为皇储的事情,除了乾隆帝一人之外,再无人可知。这一年的永琰,刚刚满十四岁。
即使已经再次确立了储君人选,但乾隆帝出于前几次不成功立储所带来的忧虑和忐忑,对于永琰到底会不会平安成长、不再重蹈几个哥哥的覆辙一点信心也没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乾隆帝心神不宁、惴惴不安,于是诚惶诚恐地亲自到天坛参加祭天典礼,面对昊天上帝默默祷告:
“所定之子若贤,能承国家洪业,则祈佑以有成;若其不贤,亦愿潜夺其算,毋使他日贻误,予亦得以另择元良。臣非不爱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惟愿为天下得人,以继祖宗亿万年无疆之绪。”
登基近四十年,君威赫赫、太阿在握的乾隆帝对待任何事从来都自信满满、信心百倍,唯独在建储之事上几次三番出意外,选定的继承人不是夭折就是意外离世、三次立储(预备)都不顺利,这让乾隆帝失去了自信心,不得不称臣向上天苦苦哀求,希望老天爷给自己把把关,这一次选定的嗣君确实是真命天子的话,那么就保佑他平安成长。否则就请上天早些把他带走,以免影响社稷的稳定、贻误了国家前途。
幸好永琰没有重蹈永琏、永琮、永琪几位兄长的覆辙,一直健康成长,证明了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乾隆帝的关注下,他以“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等要求严格自律,修为学识日渐成熟,个人品行也无可挑剔,老皇帝终于放下心来,永琰在乾隆帝的心目中,已经是合格的储君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帝八十大寿,二十九岁的永琰在父亲八十寿辰大宴时被册封为和硕嘉亲王。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一,登基满六十年、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帝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的鐍匣取下,当众宣布传位谕旨:皇十五子、和硕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于次年正月初一举行禅位大典,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颙琰,定新君年号为“嘉庆”。颙琰是清朝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公开身份的皇太子。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阳光普照,在太和殿举行的禅让大典中,乾隆帝将端坐了六十年的皇位正式传给皇太子颙琰,同时把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皇帝之宝”亲手交给嗣皇帝。颙琰从皇父手中接过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帝。这一年,距离颙琰被秘密立为皇储,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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