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30后老战士孟仁斋：解放上海，几个数字我永远忘不了

今日早间

崔天凯的一封辞别信

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

在信中

崔天凯这样说道

↓

“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22年前的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取得进展，美国单方面宣布对华贸易报复措施。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时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崔天凯对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而不应采取施压和报复的强权手段，对抗绝对没有出路。

22年间，一道同样的问题，崔天凯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22年前，崔天凯呼吁“平等协商”；22年后的他，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多数时以“奉陪到底”向美国政府喊话。

2018年7月，崔天凯在美媒《今日美国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叫《特朗普的贸易战既不正当也不公平》。文中，崔天凯剖析了贸易战对于双方的危害，直言“美国对中国强征关税的计划是不正当的，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疫情期间的中美关系“润滑剂”

当然，崔天凯的“武器库”里还有其他武器。

2013年6月，也就是“官宣”崔天凯出任驻美大使之后不久，《纽约时报》即发表题为《崔天凯，沟通中美的外交能人》的文章，称崔天凯是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他曾在无数国际会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能消除差异。

展开较量，却又总能消除差异，这便是崔天凯的独到之处。

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崔天凯在两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润滑剂”角色。

面对美国人的“中国瞒报情报论”，崔天凯不卑不亢，“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的。你说在几周内病毒增长很快，这是对的。但如果你去认真研究事实，就会发现一开始，人们对这种新病毒知之甚少，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你不能仅因几个人发烧就认为应该警告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病毒。人们必须认真了解真实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掩盖真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这种新型病毒的过程，要确认病毒种类，更多了解它，更多了解它的传播途径以及如何应对。”

至于病毒来源到底是不是美方实验室，崔天凯这样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

2020年3月26日，张文宏应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邀请，通过视频的方式给在美华人上了一堂防疫课。随后，崔天凯动笔，用一封工整的手写信，向张文宏表示了谢意。信中的崔天凯更是直言，“只要同学们还在这里，我不会离开。我一定说到做到。”

这样的风骨让网友大为感动，不少网友称赞：“崔大使这句话真的暖心！”

不会说日语的驻日大使

崔天凯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4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随后又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中心进修。

毕业之后，崔天凯就走上了外交之路。而他第一次引起媒体的集体关注，是在2007年。那一年，崔天凯成为了第十任中国驻日大使。

有日本留学生曾说，崔天凯赶上了好时候。因为彼时，经过安倍晋三作为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随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开始转暖。

然而对于崔天凯来说，这份工作仍有不小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问题。时年已经55岁的崔天凯自曝从未学过日语，也从没有在日本长期学习或者工作，因此要像“小学生”一样向“老师”学习。

2009年，在驻日大使这个位置两年之后，崔天凯离任，重回外交部，出任副部长。

拎着一个布包履新

媒体再次集体注意到他，就是他出任驻美大使之时了。2013年4月2日，崔天凯从纽约转道乘火车抵达华盛顿。他一路轻车简从，拎着一个布包前来履新。他笑着告诉记者：“这个包我一路没放手，因为里面是国书。”

第二天，崔天凯与中国驻华盛顿媒体见面时首先表达歉意，“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原因是当日上午他前往美国国务院递交国书副本时受到很高礼遇，宾主相谈甚欢，以至于与中国媒体的见面推迟了一会儿。

而此番递交国书，崔天凯也获得几个特殊待遇。其一，抵达华盛顿后第二天就获准递交国书副本，安排得很快；其二，国务卿克里亲自接受了崔天凯递交的国书副本，这是不多见的；其三，美国国务院专门为崔天凯组织了一场小型茶会，国务院许多重要官员都出席了，这也是不多见的。

“这说明双方对中美关系都高度重视，应该说，我来这里履新开局还是比较好的。”崔天凯在谈及自己获得的礼遇时如是说。

2013年两会期间，崔天凯在回应所谓中国外交政策过软的质疑时，把中国比作金庸小说中的“大侠”，称“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会两句话不合心意，就拔出剑来砍，那都是二三流的角色。”那么，与美国“过招”，是该拔剑还是收剑？崔天凯说，“作为外交官，我们的职责是在世界上多赢得朋友，而不是多树立敌人，所以我对记者说，不是随便拔剑就砍，你不能把别人都当成敌人，而是要尽量为国家多赢得朋友，如果能握手的话，那为什么要动刀动枪？”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综合报道

资料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中新网、环球人物杂志、政知圈

相关作者：上官河

微信编辑：皮小姐

校对：佳思敏

今年3月，美国旧金山地区曾兴起“掌掴亚裔挑战”，挑唆年轻人在公共区域随机攻击亚裔居民，引起公愤。

在费城，一名孕妇被拳头击中面部。一名64岁的男子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一个高喊反亚裔字眼的人袭击。一名27岁的女子在没有任何警告或挑衅的情况下头部被打。

虽然多地也举行了多个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的游行和集会，但针对亚裔的伤害似乎只增不减。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今年3月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美国16个大中城市的仇恨犯罪行为，发现2020年针对亚裔的犯罪较上一年增长近150%，而纽约最严重，较上一年剧增833%。

邓林杰想要回击。

2015年，来自山西临汾的邓林杰曾在网上众筹50万元到纽约求学，引发争议，2年后他还清欠款回应了质疑。

这一次，他创作了反歧视亚裔的展览，持续2个月后落下帷幕，其间被福克斯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以下是邓林杰的口述。

邓林杰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采访。邓林杰供图

另一种病毒

我在纽约已经生活6年了。在地铁站我会比较注意，比如靠墙站、离轨道远一些。但那天我是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个地铁站等地铁。对纽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上东区相对安全。

车进站了，门打开，我就站在门的一侧，等里面的人下车再进去。就在我往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比我高大的黑人冲过来把我直接推到地上，骂了句脏话“滚回你的老家！黄种人”，紧接着又拿他的黑书包不停地砸过来。

做完这些之后，他就跳进地铁里走了，周围无论是白人黑人，大家都在看着我。有一个站在门边的中年白人妇女，当我看向她时，她逃避了我的眼神、转过头去。旁边的几名乘客也是面无表情地划手机。

我很蒙，第一反应是丢人——作为一个亚裔男性，当时没有立刻做出反击，感觉很懦弱。但回家路上我就在想，难道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以暴制暴的人才能被认为是强大的？我不能理解。

我的很多朋友关心我，给我发来了各种自卫手册。比如要戴墨镜、戴帽子、戴口罩，遮住你所有亚洲人的特征。第二天我就在亚马逊上下单了7顶假发。我当时想的是周一到周日每天换一顶。

就在我下单完之后，亚特兰大发生了枪击事件。21岁的白人男性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枪击了8个在亚裔按摩店里工作的女性，其中6个都是亚裔。

我忽然意识到，戴假发这些行为其实是自欺欺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感觉纽约变得陌生了。以前也有美国人歧视亚裔，但大多是隐性的。比如找工作时，亚裔大都找到的是不太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后台”工作，比如研究所等。

但现在，亚裔突然被推到“台前”。今年3月，美国旧金山地区曾兴起“掌掴亚裔挑战”，挑唆年轻人在公共区域随机攻击亚裔居民；而一项调查显示，纽约针对亚裔的犯罪最严重，较前一年剧增833%。

我感觉，针对亚裔暴力袭击在美国变成了另一种病毒，到处传播，令整个亚裔族群生活在恐惧当中。

有一天，我的信箱里出现了一封隔壁楼邻居的信。楼栋不一样，门牌一样，我想肯定是放错了。那个名字一看就是个韩国人的名字，我就想都是亚洲人，不如帮忙送去。我就去敲门，一个女声问我是谁。我告知了信送错的事实，一个男声随即说，你把信放门口就可以。他没有说谢谢，自始至终也没有开门，即使住在这样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在联合国大厦和中央公园之间，大家依然会很警惕。但原来并不会警惕到这个程度。

策展

在疫情以前，我从不涉足政治性活动。但这几年，电视上，常常能看到政客们为了逃避美国自己的问题，而把焦点转移到中国上，说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中国人剽窃美国科技、中国留学生怎么样……这些话题非常吸引眼球，是这些政客最好用的牌。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的伤害性言论是美国人歧视亚裔增多的原因之一，并且影响很大。

遇袭的那天晚上，我脑子里始终回荡着那人骂我的两个单词——f××× yellow。我突然就有了灵感，决定创作一组作品，都以黄色为背景。

一幅叫《我也不喜欢你看我的方式》。背景源于一则新闻，唐人街有一位亚裔男子在走路，突然一个白人男子刺伤了他。有人审问凶手，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凶手说，因为我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这句话刺痛了我。如果你因为不喜欢一个人看你的方式，就要伤害他，那么在那个人眼里，你的方式也不是他喜欢的。

在画里，我把刀换成了枪。一只黑色的眼睛里，映射出瞄准的枪口、扳机即将扣动。眼角流出一滴泪水，是血的颜色。

另一幅叫《美国地图上的8个枪口》，是以亚特兰大的枪击案为背景的。地图上有8个破口，代表了逝去的8条生命。亚特兰大的破口最大，其他7个分布在各处，因为对亚裔的歧视不仅仅发生在亚特兰大，它波及全美。

拿着两把枪的大熊猫 邓林杰供图

最后一幅是拿着两把枪的大熊猫。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我的工作不应该教育大众该怎么做，而是用我的视觉语言去告诉别人，我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找到一个无论白人、黑人、亚裔都可以共通的视觉符号，于是我就想到大熊猫，它身上有白色也有黑色，同时大熊猫又是亚洲的代表。

画中，熊猫举着两把枪，我自己的解读是你可以杀死病毒，杀死种族歧视，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肤色去剥夺这个人的生命。

作品展出是在曼哈顿53街麦迪逊大道，一个偏商业性质的画廊。说实话，像展出这类偏政治性的公益作品，其实是无利可图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但这家画廊是一位犹太人创立的，所以他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能有一些共鸣，愿意支持我。

我给展览取名叫art spa（艺术按摩），就是为了呼应亚特兰大枪击案的发生地，一家亚裔按摩spa。在美国，一提到按摩，大多会加一个亚洲的前缀。因为许多亚洲移民到美国后由于语言不通，会选择做苦力活，开洗衣店、干洗店、按摩店等不需要太多语言沟通的工作。但我很少听说艺术中心等加亚洲前缀的。我想告诉人们，亚裔的按摩师可以对身体按摩，亚裔的艺术家也可以对心灵按摩。希望大家看到我作品那一刻会觉得自己的心被触动了一下，那就按摩成功了。

另一种偏见

没想到的是，展览刚布好，作品就被一位来自休斯敦的收藏家看中了。

那晚我正在上网课，画廊的老板突然打电话给我，语气激烈：“你现在让我在收藏家面前就像一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能这样干！”

原来，按惯例作者把画送进画廊时，都要提供一张明细单，列出作品的信息、给画廊的价格等，这样方便画廊给买家报价。但是那天我忘记了。

因为我没想到会有人要买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画廊附近都是像银行、对冲基金公司这样的机构，这些人应该也不会买这样宣传反对仇视亚裔的公益作品挂在家里吧？

我就安抚老板别着急，“明天我会来。”结果，第二天我到那儿，发现展区空了。三幅作品已经连夜被运到那位休斯敦的收藏家手中，当时我就急了。

我知道对于画廊老板来说收益很重要，但这时难道不是展览的意义更重要吗？不是宣传反对仇视亚裔更重要吗？而且很多人是看到宣传单大老远冒着病毒的风险跑来看展览，让他们白跑一趟实在很对不起。我只好请老板联系休斯敦的收藏家，请他在签了支票后再把作品运回来，等展览结束后再寄过去。所以有那么两天，画廊是没有作品的。

展览过程中，许多媒体都来报道。福克斯电视台也来做了直播。

画廊老板很开心，他说：我特别欣赏你的视觉语言。他愿意把整个第三层画廊都让出来给我作展出，我说我需要时间、需要灵感。

灵感很快来了。

福克斯的新闻报道发出后，我收到两种反馈。因为福克斯电视台在很多人眼里是向着特朗普的电视台。所以有人看到我接受这家电视台的采访后，就发来信息，说：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背叛我们了，你为什么要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上？但也有人给我发来评价说，邓林杰，干得漂亮，非常喜欢你的表达。

这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一个人表达的内容与平台，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我说的话内容不好，但是出现在《纽约时报》或CNN，或许有些人就会觉得你说得太好了。反之，我接受了福克斯采访，即使说的内容与福克斯自身立场相左，也有人觉得我是叛徒。这是不是另一种偏见呢？

我还在“脸书”上收到了900多条亚裔的私信，他们跟我说他们自己的故事，诉说他们这些年经历的暴力到今天都没有消失。我身边还有很多年长的亚洲人，比如开面馆的老板、洗衣房的工人，他们很早就来到美国，却不会说英文。但不会说不代表他们不想表达。我作为一个新来的亚洲人，应该站出来用我的能力去表达，所以我又做了另外三幅作品，都是用红色作底色。

一幅是珍珠奶茶，我把里面的珍珠画成贪吃蛇的嘴巴，把那些针对亚裔的歧视吃掉；一幅是幸运饼，美国很多中餐馆在客人吃完饭后会送上一个幸运脆饼，里面会有纸条，我写上“请停止对亚裔的歧视，请展现美国人的爱”。还有一幅是一只招财猫，上面写的是“Just love me，kiss me”，意思是不要讨厌我，不要歧视我，爱我就好。

一次展览并不能把所有的美国人的价值观都扭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压迫都推翻，我希望做更多作品去告诉外界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不喜欢的是什么。

今年5月，邓林杰把对反亚裔仇恨作品的收益全部捐赠给Think!Chinatown 心目华埠机构。该机构董事会主席Amy女士表示，捐款将用于两件事：停止亚裔仇恨活动、反对纽约市政府在唐人街建造全世界最高监狱大楼的项目。 邓林杰供图

桥梁

从2015年离开家到现在，我只回过老家一趟。

有人看我毕业没有回国，表达过这样的质疑：你是不是想变成美国人，你是不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看不上中国了？

其实，从我2015年到美国，我从没有想过要迎合美国人。我就带了两个行李箱到纽约，其中半个箱子都放的是宣纸、毛笔、书法作品。从一开始我就是带着笔杆子过来。

我是承受过偏见和质疑的。2015年是我走上风口浪尖的起点。当时我就读北京一所民办本科学校艺术设计专业，被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录取，两年学费约70万元，对我简直是天价。

我在山西临汾长大，父亲蹬三轮车，母亲开小杂货铺。为了支持我的梦想，全家能凑到20万元，但还差50万元，缺口很大。尝试了所有办法以后，我决定最后一搏，在微博上“把自己当股票售卖”，请大家“来赚分红”，并且承诺两年之内除偿还本金外愿支付20%利息，同时赠送书法作品或回国后为援助者工作。

当时网上质疑特别多，说我“炒作”“骗子”，但也有很多好心人帮我凑齐了钱，让我如愿到了美国。

我在来美国的两年里，通过卖书法作品、卖画……到处接活，就是想让这个世界闭嘴。最后我通过行动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是有信守承诺的人。

而现在，有些人就因为你的肤色、政治环境就否定你，为什么我们不靠行动去回击呢？

只有亚洲人更多发声，歧视才会有消除的那一天。如果说因为我遇到歧视就逃掉了，那我换到另一个地方，再遇到另一种歧视，只能再次逃掉。那么我就一直处于逃避当中，没有办法真正地深入生活。

阴阳系列 邓林杰供图

去年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我在纽约的家里待了整整100天，没有出门，做了一个关于阴阳系列的书法作品。

作品里我用了黑色和金色写两个词语，一个叫自由，一个叫希望。对于口罩这件事，西方人和东方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中国，大家都是希望有足够的口罩，我要戴好口罩，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都是希望；但美国人对口罩的反应，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生病为什么要戴口罩？那我就用阴阳视觉符号把两个最强烈的价值观撞击在一起。想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异。

我希望能做好这样一座桥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王潇

微信编辑：佳思敏

校对：泰妮

继刘鹤分别与戴琪和耶伦通话后，6月10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商务部长雷蒙通话，次日，杨洁篪同美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正如上周商务部所说，“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与此同时，境外一些反华政客仍不消停，再次在涉疆和疫情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

最荒诞的莫过于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闹剧。所谓的“法庭”其实是一家私人公司，所谓的“证人”更是一群“演员”，外交部已多次“扒皮”这一“法庭”的真面目。

近期，西方一些机构和政客却罔顾事实，再次炒作“实验室泄漏病毒”等谎言，真实目的何在？

“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隐蔽战线。

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就是把1927年中央特科的成立作为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起点，我认为这并不确切。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就开始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应运而生是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穿灰色长衫、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几十年来，关于这个陌生中年男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说，这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是因为有法国巡捕在街上听到了“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还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说1921年7月30日法租界颁布新章程，规定各团体如要集会，“须在48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于是，法租界巡捕房分派各中西捕探四下通知，其中之一来到望志路（今天的兴业路），向李公馆边上的上海各界联合会传达，结果一头闯入中共“一大”会议。还有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是法租界的警务人员，他多次说到那个陌生人就是时任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探目的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亲口告诉他，当年北洋军阀得知中国共产党将在望志路开会的消息，于是派人来搞破坏，还带了两颗手榴弹，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到了。他们不希望在他们管辖的区域内发生什么事，就派程子卿先来报信，让“一大”代表们及早撤离，之后才有大批巡捕进来搜查。

不管薛耕莘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共产国际的马林来华，行踪始终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日本警方已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将召开该党大会”的确切情报。这一切至少说明，中共“一大”的召开确实充满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所以，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而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被真正看重，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一方面，苏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即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亲自主持，通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总局、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等机构选拔优秀的情报人员，组团派往中国南方，出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协助中共创办“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另一方面，中共上海区委在工人纠察队中组织“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成立了“打狗队”，“打狗”就是打那些破坏罢工斗争的工贼。这些工纠队里的“打狗队”骨干，后来大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卅运动中工纠队的“打狗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的雏形。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情报保卫部门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做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全新的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即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从高高的浪尖一下子跌落到深深的谷底。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周恩来同志曾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

周恩来与邓颖超

随着中共“五大”的召开，周恩来在武汉领导创建了中央军委特科，其主要负责人是顾顺章。顾顺章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他出身工人，入党很早，并于1926年9月与陈赓、陆留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参照苏联模式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成立中央组织局，下辖一系列的科，其中包括特务科，与文书科、交通科、组织科、军事科等并列。也就是说，中央军委特科从此发展成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完善、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特别有战斗力的情报保卫部门。顺便说一下，“特务”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它是一个中性名词，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和顾顺章、陈赓一起被派往苏联的陆留同志。我们在苏联的解密档案里，只见“陆流”，不见“陆留”。以前的研究资料都说陆留同志回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但以两份陆流本人亲笔填写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履历表及一份陆流本人亲笔书写的“我的履历”来看，陆流“1927年11月调至中央特科”，直至1929年3月尾，一直在“中共中央特务科支部和机关”工作，而且历任“中央特务科秘书处秘书、中央特务科党支部委员、中央特务科党支部书记”。

关于中央特科的工作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三个任务”：一是搞情报，搞与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有关的情报；二是惩处叛徒；三是筹款以及承担其他各项特殊使命。“一个不准”，就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事实证明，正是这“三个任务、一个不准”，有力保证了中共隐蔽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忠诚为本，以奉献为荣，崇尚理想，坚定信念，成就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朽伟业。

分工明确的战斗集体

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和无线电通讯科。这4个科是根据实际斗争需要陆续成立的。

最早成立的是总务科和行动科。

因为当时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需要重设机关、落实领导人的住处等等。此外，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接济被捕同志、为牺牲同志办理善后事宜等等，也都由总务科负责。

行动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狗”，这里的“狗”特指万恶的叛徒。当时，叛徒太多，对革命的危害太大，直面特定条件下的残酷斗争，我们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情报科于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的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二是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动向。情报科的主要成员除科长陈赓外，还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龙潭三杰”，他们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龙潭三杰”最突出的贡献，是在1931年4月下旬，将顾顺章叛变投敌对党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武汉特派员的蔡孟坚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有两件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顾顺章叛变事件。正是在关键时刻，由于“铁三角”的努力，才化险为夷，使中共中央得以保全。

李强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无线电通讯科。它的前身是交通科，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1928年11月上旬，从苏联开完中共“六大”回到上海的周恩来，要求交通科科长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负责建立电台。于是，李强把原来的交通科改成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年，建立起中共第一座地下电台。1930年3月，又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些举措，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铲除叛徒是行动科的主要目标

在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的第一次行动，打的是女“犹大”贺稚华。

贺稚华又名贺治华、贺子华，和她丈夫何家兴（又名霍家新）都有留苏背景。他们信仰动摇，理想丧失，竟想用自己手里的一份有300多位共产党员名字、住址的名单，去换取两张出国护照和一大笔外汇赏金。于是，贺稚华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头目，无耻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的突然被捕，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所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通过中央特科实施营救。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由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装成出殡的样子，在棺材里暗藏枪支，待囚车经过，便取枪上前，一起开火，拼死救出引渡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罗亦农。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囚车的经过路线及时间，而这恰因为贺稚华的百般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

李维汉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冲进了何家兴、贺稚华夫妇的藏身之处，当场打得一对狗男女一死一伤，血肉模糊。

另一次有名的锄奸行动是公开镇压叛徒白鑫。白鑫是中央军事部的秘书，由于他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澎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和负责兵运的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人被捕，最后英勇就义。当年镇压叛徒的壮举就发生在和合坊，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现在有些文学作品中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故事：有10多人持枪埋伏在和合坊周围，一见白鑫等人出来，就扣动扳机，“将复仇的子弹像暴雨般打在叛徒身上”。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的，只有行动科的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4人，总共仅有“白郎林二支，盒子炮一支”。可见行动科的队员们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执行了铲除叛徒的艰巨任务。

中央特科结束在上海的斗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由陈云任特科主任。中央特科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模式，先后“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在那些特科开办的小铺子里，既有米店，又有家具店。

来说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搞地下斗争，往往先要租个房子，建立联络点。有一次，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看中了一套房子，房东也愿意租给他们。但是等他们把家具搬进去时，房东一下子翻脸，怎么说也不行。他们再三恳求，房东就把他们带到杂物间，一看，里面已经堆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家具。房东说，前两次来租房的都是共产党，已经被抓了，你们不也是共产党吗？吴德峰赶紧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结果，陈云马上布置开了一家木器店。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同志在购置家具时，能方便买到“符合身份、职业的各不相同的家具用品”，从而避免“露出破绽引发不必要的问题和麻烦”。

后期，中央特科在邝惠安等人向死而生、英勇就义后不久悲壮落幕。

邝惠安

邝惠安（又名龚昌荣）原籍广东江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央特科。1931年4月，邝惠安临危受命，出任中央特委委员，率“红队”队员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殊死搏斗，特别是暗杀了曾经策划丁玲被绑架事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并且在10天内两次策划锄奸行动、成功枪杀了叛徒“老龚”，使敌特闻风丧胆。

最终，租界当局与国民党特务完全勾结，双方“签订了一张临时合作的书面协定”，于“6个不同处所”分头逮捕了邝惠安等人，并以“犯有人命重案”宣判邝惠安等人死刑。当法官问邝惠安等人是否知罪、认罪、服罪时，他们义正辞严地回答：“为民除害，何罪之有？我们杀死马绍武等人，绝对不是泄私愤，报私仇。我们是为我们的事业伸张正义。我们是为我们的同志讨还血债。马绍武等人是大特务，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实在是十恶不赦、恶贯满盈。”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等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上被“套以麻绳，绞决木椿”。这是中央特科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是最惨烈的一幕。

邝惠安们的牺牲，使中央特科结束了在上海长达8年的壮烈斗争。

8年辉煌，初心可鉴

从1927年到1935年的8年间，中央特科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可歌可泣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特科创立了几个“第一”：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研制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编制了第一份密电码，设置了第一个中央文件存放库，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第一次成功转移中央机关。

实践证明，中央特科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重要卫士。他们都是一些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最初的印记。

历史上的谍战早已有之。在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间谍和妓女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逐利成性、见钱眼开，所以间谍在西方的情报史上，往往就是一种战争的工具。

然而，中共隐蔽战线的那些特科英雄们，他们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在奋斗。他们绝对忠诚于我们党的事业，忠诚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始终信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生前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李克农有一件大衣，大家都管它叫“申普罗斯”，听上去怪怪的，像是洋文。李克农曾说，那时候太穷了，当有同志来家里开会、接头，到了吃午饭时间，大家都饿着肚子，他就把“申普罗斯”拿到当铺里去换几个钱回来，买面条给大家吃。过几天有点钱了，再把“申普罗斯”给赎回来。时间一长，次数一多，“申普罗斯”在同志们中间出了名。

沈安娜和华明之

还有一位可敬的老太太，她生前一直说自己是“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个小兵”，她就是沈安娜同志。沈安娜在敌营整整14年，她和丈夫华明之同志一起打入敌人心脏。沈安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有一段时间，沈安娜的上线徐中航突然被捕了，导致她和党完全断了联系。她一家五口，挤在重庆上清寺街75号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天棚上到处漏雨，地板上积满雨水。可是她就是坚持不搬家。她坚持不搬家，是生怕哪一天组织上派人来，再难找到她。

从李克农到沈安娜夫妇，都体现了隐蔽战线同志的初心，那就是一种为了理想信念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今天，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回顾中央特科的这段艰难历程，百年回眸，百年风雨，百年初心，百年伟业。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且还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初心所在、源头所在。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在上海的始发，永远也不要忘记那些英勇献身的特科英雄们。回顾走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唯有如此，才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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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孝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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