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说历史 汉高祖至高后时期，是流民的回笼稳定时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流民问题与国家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莫大关系。深入挖掘流民问题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探明统治者在处理流民问题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可谓意义深远。学术界历来对这一问题也相当重视，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汉是我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帝国。虽然秦朝有过短暂的统一，但由于秦朝国运短促，二世而亡，许多相关的流民问题还未及凸显。而西汉历史长达两百余年，在这段期间，流民问题层出不穷，形式多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材料与线索。

西汉的流民问题

以期能对后面时期的流民问题研究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能通过对西汉流民问题的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国封建国家运行机制的认识。流民是现实存在的群体。时至今日，流民依然存在于社会中，在某些时候也会对社会的稳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笔者期望通过将西汉流民问题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论述，究其必然性与偶然性，从而使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流民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

流民作为一个对国家治乱兴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群体，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关于“流民”概念的界定，从古至今也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从户籍管理方面出发，我们可将西汉的流民的概念与普通的游士分开。在汉代书籍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人们为了求学经商、寻求更好的政治前景而迁徙流动的记录。但是，“这些人毕竟不是济困无依、流移就食的流民，他们在游行郡国时也应该有符传之类的凭证”。游士虽具有流动性，但其依然受到国家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

在汉代，国家管理民众

收赋税，行力役等都离不开户籍制度。换句话说，户籍管理范围内的编户齐民才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及统治基础。国家之所以要控制流民数量，限制流民队伍壮大，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更好的掌控编户齐民。脱离国家户籍管理是成为流民的一个必要条件。所谓“流民”，“流”明确指出了其流动性；“民”字则指明了其对象是普通百姓。具体来说就是，流民只是违背了国家的户籍制度，与那些因犯罪而逃亡的亡人有明显区别。

西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帝国，在其统治的两百余年中，流民问题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隐藏在表面平静的国家管理体系中。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候，流民存在数量少，涉及的区域也很窄。政府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对流民进行安置与遣返，因而此时的流民对社会统治秩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当国家的正常运行机制出现问题，如君主的失察、官吏的腐败、人力无法控制的天灾频发等状况同时出现时，流民潮便会聚在一起，发挥出巨大的破坏力，对社会的秩序产生强烈的冲击。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当流民结成了潮流，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在西汉统治的两百多年时间里，流民问题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发展态势。

西汉初期

因战争而引发的纷乱流离是流民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长期的战争，使得大部分处于战争地带的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民。“时兵革之馀，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因此，汉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由于战乱而脱离土地流亡的农民召回，这是稳定统治的关键一步。刚刚经历完战乱而建立的新王朝，一般都有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因此，高祖下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汉王朝是建立在亡秦废墟上的政权，故而汉初统治者对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相当重视。经过一番探讨与思索，高祖最终采纳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的统治管理理念。通过高祖一系列稳定民心的举措，加之以“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使得百姓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去重建家园，从而也加速了流民回归土地的进程。经过高祖时期的稳定发展，到高后掌权时期，国家的经济实力已有了一定的增强。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如高后三年（公元前 185 年），“江水溢，流民四千馀家”；高后四年（公元前 184 年），“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等。

结语：

由于天灾这种不可控因素，新的流民又产生了。此时的汉朝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这批灾民重建家园，使他们重新回到统治秩序之中。因此，这种由于小范围的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流民并不会对社会产生多大影响。高后死后，吕氏倒台，文帝被拥立为帝。在决定即位之前，文帝对被拥立一事还存在顾虑，中尉宋昌进言曰：“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政，人人自安，难动摇。”由此可见，汉朝社会的整体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流民问题并未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