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旦过后的某一天,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子,行色匆匆地走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条小路上,她眉头紧锁地走近一处住宅,她来到了书房,书房里坐着一位中年男士,他缓缓的开口说:“先生,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听到他说的这句话。那个男人沉默了,放下了手中的纸笔,点燃了一根烟,用他深沉且粗犷的嗓音问道:“怎么了?”“我,我怀孕了。”女子情绪低沉地回答道。

上边说到的中年男士和女子分别是鲁迅和他的夫人许广平,原本怀孕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可是为什么到了他们这里事情却变得这么的不愉快,因为在他们的生活计划中,根本没有做好有孩子的打算,也没有把孩子规划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个意外。

鲁迅先生曾在十年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出对现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孩子的担忧,以及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孩子,他只是不想让他的孩子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生存。虽有百般无奈,但是孩子已经降临,最终二人商定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许广平分娩的日子,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产房外焦急等待的鲁迅,突然接到护士的消息说许广平难产了,护士焦急的问他保大还是保小?听到这句话的鲁迅顿时心头一惊,来不及细加考虑,他脱口而出:“保大一定要保大。”也许是幸运之神降临在了鲁迅的头上,护士抱着孩子出门,告诉他母子平安,这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嘴里还念叨着:“这臭小子真的可恶!”

但是这个小生命的降临对于年近半百的鲁迅来说他也是自豪感满满,几天后,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周海婴,后来有人问到为什么要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鲁迅回答说:“因为他在上海出生啊。”虽然给儿子取名比较随意但是鲁迅心里还是很疼爱他儿子的。他会给周海婴买留声机,陪儿子玩“骑大马”,周海婴揪他的胡子他也不会生气,作为一个父亲他做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合格,所以再后来周海婴长大后回忆起父亲来,总是说父亲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在那个时代,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要求子女必须言听计从。但有着先进思想的鲁迅从不要求周海婴什么都听他的,他心里想让周海婴成为一个敢于做自己的人,所以他对周海婴的教育一直很放松,从不逼他做他不喜欢的事。

原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但不幸往往就这样悄然无息地发生,在周海婴七岁那年鲁迅去世了,那时正是抗日运动的高涨时期,因此,在抗日救国会安排,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等13位知名人士,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丧礼。

七岁的周海婴还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哭着要爸爸,在下葬的那天,更有近万名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的挽联的青年男女,占满了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马路,短短几天的时间,前来殡仪馆吊唁的人,就有将近数万人,小小年纪的他还不知道父亲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然后《大公报》上刊登了鲁迅去世的消息,还有鲁迅生前留下的遗嘱,第五条是他对儿子说的,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是他对周海婴的期待,而从小谨记这句话的周海婴也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他母亲许广平总是告诉他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虽然周海婴想平平淡淡想低调,但“鲁迅之子”这个名号还是带给他各种各样的压力。

周海婴长大后没有对文学产生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玩儿一种叫做“铁积木”的玩具,这种玩具是由各种各样的金属组装成骑车或者起重机之类的东西。长大之后,他依然对他小时候玩儿的“铁积木”很感兴趣。于是便用他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报考了南阳无线电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海英凭借着自己的本事,在1952年时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走上了与他父亲文学道路完全不同的科研之路。

但是在背后却有很多人说是因为他的父亲是鲁迅,所以他才能来到北京大学,听到这些闲话的周海婴很是无奈,他明明都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他的父亲是鲁迅。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所以别人对他也会另眼看待,在北大读书的期间,同学们都有着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他们多数人会打桥牌,跳交际舞,出于好奇的周海婴也去尝试了一下,没想到他的尝试竟然变成了别人口中的不学无术。

他们说“鲁迅的儿子不认真读书,沉迷打牌跳舞。”甚至第二天被刊登在了报纸上。除了这些公众带给他的压力外,还有一些小报社恶意诋毁他,因为鲁迅之前的原配是朱安,鲁迅后来认识许广平,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领结婚证,所以外界传言说许广平是“小三”说周海婴是私生子,甚至有的人恶意抹黑,说朱安和他之间存在争夺鲁迅遗产的问题。

但实际上他连朱安什么样都不知道,哪里存在什么争夺遗产的问题。他们家里尽管过得也比较拮据,但是母亲许广平每个月都会给朱安寄生活费。后来周海婴越来越不想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他觉得他出面越多,带来的绯闻就越多。所以除了一些政治场合需要讲话外,他几乎都不在公众面前出现。

周海婴的大半生都一直在从事无线电工作,在1950年进入国家广电总局,一直到退休。不知是周海婴刻意避免他与文学产生任何关联,还是他本身就有着这样的兴趣爱好,他的这一生都谨记他父亲的话没有和文学产生半点关系。

他还有一项兴趣爱好是摄影,甚至他的母亲都觉得以后他会从事有关于摄影之类的工作。事情还要从他的少年时开始说起,在鲁迅去世的第二年后,许广平带他来到了一个姓蔡好朋友的家中,这位蔡女士家中就有一台小型的相机,出于好奇周海婴便拿起来研究,看着儿子对相机非常的着迷,许广平心里非常欣慰。

两年后,许广平用平时攒下来的钱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从那之后,这台相机就一直跟随着他。后在1948年时,周海婴一家离开香港北上解放区,临走前他除了去旧物市场买了一些二手的棉衣外。

最后还用省下来的800多元港币,买了架禄来相机和20卷的胶卷。从香港北上的人有很多,还有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在船上,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而正是他“意外”拍下的这些照片,填补了新政协历史档案上的空白,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多亏了他的这台相机,让他拍下了一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却意外地成为了见证历史的孤本。

他曾拍过多种主题的照片,大多都贴近市井生活,有较高的社会价值,2008年,80岁的周海婴举办了“镜匣人间——周海婴八旬摄影展”,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一个“摄影师”。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鲁迅的儿子而接受太多特殊的待遇,他一生都在低调中度过,2011年4月7日,周海婴走完了他平凡却又沉重的一生。回首过往他始终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父亲,父亲托付他的遗愿,他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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