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不能同时有两个国君,否则必然出现乱政现象。如果是王朝晚期,野心家割据称王,别说出现二个国君,就是出现数十个国君都可以理解,但在王朝建立的中前期,实力往往最为强大的时候,出现二个国君就会让人费解。

西周时期,除了周王之外,中国竟然还有一位王,与周王平起平坐,而且这个王国距离周朝都城镐京甚至只有三百余里,位于周朝的核心区域。无论这个王国是周朝体系内的,还是周朝体系外的,就以其直线距离镐京三百里来看,恰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周朝怎么都不能让其“鼾睡”,都不该容忍其存在。那么,这个“狂妄称王”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1:神秘国度浮出水面

清朝乾隆年间,在陕西凤翔(今宝鸡凤翔区),农民耕地时挖出一件青铜器,其底部铸有19行、357个铭文,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不少文人的注意,其中清朝经学家阮元考证之后将之命名为“散氏盘”(见下图)。

“散氏盘”是周厉王时代(?―公元前828年)的青铜器,第一句是“用夨扑散邑,迺即散用田”,讲述的是夨(zè)国攻打散国,造成散国田邑损失。散国向周王投诉,周王裁决由夨国割田地二区以为赔偿,然后两国重新勘定地界,以及参与定界的见证名单,最后夨国发誓“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割地盟誓立契,周王室官员见证留档。

这段铭文记录了两国之间的纠纷、土地赔偿、交割的全过程,是研究西周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但更为重要的是,铭文中提到的夨国与散国,史书上并未留下记载,两个神秘国度自此浮出水面。

凤翔是如今宝鸡下辖区,紧邻周朝旧都岐山(宝鸡下辖县),距离西周都城镐京大约150公里,因此夨国与散国都可谓是周朝核心区域内的诸侯国。

02:夨国国君狂妄称王

1969年,陕西宝鸡贾村公社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圆圆的像盖子一样的东西上面刻有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就将此事汇报给了文物部门。

文物专家指出,这是一件青铜簋的盖子(见下图),其内铭刻17个文字为:“夨王乍(作)奠(郑)姜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学者张政烺指出,周夷王时(前885—前878年在位)夨王为即将出嫁的女儿奠姜作的媵器,其中奠即郑,但不是春秋姬姓郑国,而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子姓奠氏贵族,后来郑桓公所建郑国就是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西周末年举国东迁。另根据“散伯簋”铭文“散伯作夨姬簋其万年永用”记载,可见夨国跟散国也有姻亲,其中夨王姓姜,散国姓姬。

夨王簋盖出世,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75年开始对该区域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西周时期的窖穴、灰坑、陶窑、建筑遗址、竖穴墓等,出土了石磬、青铜车马器等零星文物,其中部分文物上刻有“夨”字。后来,在宝鸡陇县同样发现了4座西周前期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上可见“夨”字铭文。因此学者推测,夨国应在陇县、千阳、宝鸡贾村一带,边疆距离周朝都城镐京大约仅有100公里。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夨王簋盖可知,夨国国君在世时就已称王,不是死后享受升一级的称王。楚国熊渠(前886年—前877年在位)曾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小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周厉王继位之后,熊渠担心受到周朝的重点讨伐,于是取消他们的王号,《史记》中说“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因此,对于夨国国君这种狂妄行为,夨国又紧挨着镐京,周天子为何无动于衷,夨国称王的背后,隐藏了什么历史?

03:夨国国君为何称王?

夨国国君为何称王,如今还未能彻底揭开谜团,根据迄今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大约有以下一些可能。

在姬姓诸侯中,除了姜姓夨国称王之外,考古还出土了“吕王作尊鬲”(吕乃姜姓),录伯簋“作朕皇考厘王宝尊簋”,乖伯簋“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等。也就是说,周朝姬姓王者只有周王一个,但异姓诸侯称王的却不在少数,有的时而服从周天子称臣,有的时而不服从周天子称王,有的生前称臣死后被追封为王者。“散氏盘”记载夨国臣服于周王,夨王簋盖记载夨国不服周王,说明是臣服与反叛是相对变化的。

实际上,商朝时期存在不少“方国”,他们臣服时称臣,不服时称王,就像周文王称王一样,西周时期延续了这一政治传统,异姓诸侯说到底如同商朝的“方国”,对于称王的异姓诸侯,打与不打,可能关键还是看周天子的态度,楚国熊渠取消三子王号时,史书记载是“周厉王即位后,以暴虐著称”,这让熊渠担心受到周厉王的针对,所以才取消王号,但在之前也没什么事。

不过,周天子不伐僭越称王的夨国,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夨国姓姜,而姜姓部族在推翻商朝的过程中功勋显著,也与周王室关系密切,比如周武王妻子就是姜子牙女儿邑姜,姜子牙被封为国师并非单纯因为才华。同时,新世纪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了“叔夨方鼎”,其中“叔夨”即晋国初君唐叔虞,由此证实“夨”与“虞”可通用,而“虞”与“吴”的通用是公认的,可见“虞”、“吴”、“夨”三字可以通用,因此周太王时的“泰伯奔吴”,投奔的是“吴地”可能就是“夨国”,否则从陕西岐山跑到后来的吴地实在过于惊世骇俗。或许,由于这些特殊关系,所以周王室才容忍了夨国在卧榻之侧称王。

1954年,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西周宜侯夨簋”,簋内底有铭文120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册封夨为宜侯,作器者夨原为虞侯,被周康王改封为宜侯,作器的供奉对象是虞侯之父虞公。史书记载,泰伯与弟弟虞仲奔吴,后来传位于虞仲,那么虞公与虞仲有何关系?作器者的“夨”字单纯是与“虞”字相通,还是表示他与夨国有关?作器者“夨”、及周初虞国与后来的“吴国”有何关系?这么多疑问,有待新的考古发掘给我们答案。而一旦解开了夨国之谜,泰伯奔吴、吴国起源等历史或许都将迎刃而解。

参考资料:《夨国有铭铜器整理与研究》、《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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