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中有连续的两篇小说(第三篇和第四篇),即《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和《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有我最感兴趣的两个北宋人物,他们就是苏东坡和王荆公。苏学士是苏东坡,拗相公指的是王荆公,即王安石。
苏东坡,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唐初文章四友苏味道之后也。诗词文书法绘画等无不登峰造极,儒释道思想精深,乃至医、茶、酒、美食无不涉猎留名。由此观之,苏东坡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最顶峰的人物,像他这样博学多才者,似乎不见第二人。
王荆公,江西临川人。以变法闻名后世。其才学亦广博宏大。诗词文俱佳。于儒学深有研究,创立新学。以变法之功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故世称王荆公。然而,后世往往吧北宋亡国的责任加在他的头上,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视他为奸臣代表。幸而有临川后辈发扬桑梓情深的风格不断为他努力辩诬,最后终于一扫污名,得到今日主流的承认。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的故事是苏东坡自负才气,不可一世,但却多次被王荆公以才力所败的故事。这个故事用于说明,在知识的海洋中,强中自有强中手,还是谦虚点为好。苏东坡和王荆公并非师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欧阳修的学生,更准确的说,欧阳修是他们的座主。此文毕竟是小说。苏东坡和王荆公都是天纵之才,其政治思想不容,实在可惜,若能兼用二人,不可谓非中国之福。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说王安石做了宰相,大权独揽,任性胡为,排斥忠良,以致天怒人怨,终于在半山堂饮恨而终。这篇小说是一篇谤文,它用小说的形式,用真人编造,采用歪曲的情节,杂以神仙鬼怪之事,来达到主观诽谤的目的。
我所阅读的所有历史书籍,对王荆公的评价均以正面为主,而梁任公先生(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影响又太大了。我几乎成为一个王荆公的fans,故而我对此篇诽谤的文章嗤之以鼻,侧面也可以看到后世人都王荆公污蔑到何种程度。
王荆公的变法,是北宋现实的呼声,也是处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范文正公喊出来时代的最强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荆公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然而,王荆公的很多变法政策,不能为当时庆历诸君子和元祐诸君子所理解,比如青苗法。这是具有现代银行性质的举措,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君子们是不言利,他们认为与民争利是可耻的。这些体现的实际是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并不重视经济原理的现状。王荆公处于此种环境下,自然难有支持。能理解他的可能只有桑弘羊吧,或许有王莽?司马温公如此懂得王朝兴替的人,也是个坚定的反对者,我至今不能全部理解。
王荆公本着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惧)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国家改良运动。在君主的支持下,虽然有无数的君子小人的阻挠、反对和利用,还是继续坚持理想,并且一度取得效果。
不虚心,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称为顽固、执拗,王荆公之名由此而知。这也的确体现了王荆公的一些性格特征,属于性格的弱点。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么千万人反对我也去做,王荆公所为又符合曾子的教诲。曾子,亦儒家圣人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并不没有存在明显的界限,最终使我们有所偏向的,可能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坚持的结果。这些事情,我们岂可不审慎?单以《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种文章而论,于此时不能损王荆公之一毫,反而更加衬托王荆公的高大形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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