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历史 抗日战争：日军36师团打扫战场拍照炫耀，半年后人头悬于太原城头

47岁的常大娘带着四子二女还有丈夫投入到抗日事业中，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和汉奸。她的二儿子常树芬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带领民兵配合八路军作战，挖壕沟、扛炸药、扒铁路和公路。

常大娘为八路军照顾伤员、放哨、送水送饭，每次有八路军来村子，她就忙着做饭，最多时一天为八路做了7顿饭，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

“同志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

常大娘对每一名八路军伤员都像自己孩子一样，没日没夜里守在他们身边，喂饭喝药，帮他们擦洗身子，清理伤口。伤员们都管常大娘叫“娘”，养好伤一个个生龙活虎地奔赴前线，用痛打日本鬼子来报答“娘”的恩情。

久而久之，八路军一到他们村就会说“老槐树底下”，大家都知道是指常大娘家。可后人发现常大娘家里并没有老槐树，这才明白过来，“老槐树”就是常大娘，像老槐树一样给战士们遮风避雨。

有了这条地道，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便有了安全的隐蔽所，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很多时候敌人明知附近有八路活动，却始终找不到，整日里提心吊胆。

由于常大娘家的地道又大又安全，冀鲁边区和县机关都把这里当作驻地，办公和养伤员都够用了，还藏了很多重要文件和粮食，领导着整个乐陵县的抗日斗争。

可是，经常有八路军干部和战士进出常大娘家，终于引起了汉奸的怀疑，日军多次上门搜查，虽然每回都一无所获，却把气撒在常大娘的身上，把她打得遍体鳞伤。

常大娘一口咬定这里没有八路，任凭鬼子用枪托砸自己的脑袋，坚决咬紧牙关不肯透露一点点口风。就这样，整个抗战期间，鬼子和汉奸始终没有发现她家的地道，八路军和全村群众都非常钦佩常大娘的硬骨头。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不仅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得到常大娘这样有胆有识群众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八路军的胜利。

反观国民党，他们从来不喜欢宣传的是，被安排到敌后打游击的国民党军队多达上百万，无论是兵力装备，还是财力物力都远远超过共产党，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

可最后他们要么自行瓦解、要么沦为汉奸，对抗战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更有一些像忠义救国军这样的特务武装，打日本人不行，跟共产党搞摩擦倒是特别积极。国民党的敌后武装既不会发动群众，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败亡是理所当然的。

而八路军新四军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八十万正规军，手里的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子弹奇缺，每次战斗打上三枪就不得不发起冲锋肉搏，因此被戏称为“三枪八路”。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靠着满腔的抗日救国和革命热情，还有常大娘等无数人民群众不惜牺牲生命的大力支持，才取得了消灭上百万日伪军的辉煌战绩，两厢一对比，便知道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国家安全上，藩属国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日本想要侵略中国，首先必须征服朝鲜，唐、明、清三代都是这样，而中国每次都毫不犹豫地出兵朝鲜，把战争阻挡在中国境外。

所以，即使抛开意识形态，新中国也应该出兵支援朝鲜，把联合国军拦在三八线以南。这个道理连腐朽满清都知道，新中国怎么会不懂？如果鸭绿江变成前线，不但整个东北危在旦夕，连京津都将处于敌人的兵锋之下，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政府都无法容忍的。

早在明朝初期，中亚的帖木尔打着给蒙元复仇的旗号，意图远征中国，圆他的成吉思汗梦。帖木尔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数十万大军已经上了路，如果不是他突然病死，一场超级大战显然无法避免。

如果明朝像汉唐那样，在西域有足够强大的藩属国，便会在明朝的支援下首先迎战帖木尔大军，至少能消耗掉他们的锐气和补给物资，了解敌军的战斗力虚实，使明军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随着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中国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欧洲人的坚船利炮要到三百年后，才会真正威胁到中国，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社会停滞了三百年，挨打是必然的。

汉朝的时候羌族分布广泛，部落繁多，曾与汉王朝还发生过多次对峙，羌族是游牧民族，十分擅长利用游击战术，而且古代的羌族人本身比较野蛮好斗，让强大的汉王朝也经常为之头痛。

在后来的历代历朝，羌族同汉、藏、回等民族融合，宋代以后，南下的羌人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了现在的羌族，明末清初，羌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

二、近代历史上羌族人民的斗争

虽然在古代历史上，羌人一直与中原地区有许多冲突，为中原的统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是在近代的革命斗争中，羌族人民充分展现出了其英勇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对封建专制的剥削做出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为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鸦片战争时期和长征时期羌族人民的英勇表现，以及爆发于1942年著名的“茂北事变”、1947年茂县羌族人民再一次掀起的“龙坪事件”等。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我国进行了各种精神侵略和经济封锁，羌族人民与藏族、彝族等民族联合一起一致对外，组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敌队伍，奔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狠狠地收拾了英国军队。

1894年，羌族地区的乡绅土司势力猖獗，依靠封建特权剥削人民群众，而后激怒了当地170多户羌民，他们联合起来向清王朝列举了当地封建残余势力的20多条罪状，与封建官员开展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

1905年，清朝想要在茂州实行食盐垄断专卖，从中获取渔利，这一行为又激起了羌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最后在羌民的强烈反对声中清政府不得不取消了食盐垄断专卖的打算。

192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情绪愈发高涨，但是国民党的统治也越来越黑暗。

从1921年到1926年这几年期间，国民党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就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府实施苛捐杂税政策，无休止地压榨人民，最终引得理县一带的羌、藏族人民群起而攻之，斗争一直延续了三年之久。

大祚荣利用地形和情报方面的优势，打败远道而来的唐军，巩固了自己的汗位。两年后契丹兴起，夺取辽东地区，切断了大唐进入东北的通道。于是，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不再服从唐朝的管辖。

唐玄宗即位后，大唐又恢复了开疆拓土，打得契丹狼狈逃回大漠，通往东北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大祚荣是个识时务的俊杰，马上派人向唐玄宗称臣表忠心。唐玄宗一高兴，在公元713年封他为渤海郡王，这便是渤海国的由来。

唐玄宗对外的经营重点是西域和丝绸之路，没有过多关注东北，只要求东北边境安定即可。而当时东北有契丹、渤海、其他靺鞨部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等势力，谁都吃不掉谁，维持他们之间的均势对大唐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