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雍正改革，特别是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观众，对唐国强老师塑造的雍正皇帝一定有着深刻的印象。而电视剧中出现过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也称耗羡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些新政也都是雍正皇帝大力推行过的。其中，摊丁入亩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么摊丁入亩到底是怎么改的呢，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它与前朝的赋税制度又有哪些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人丁税和田亩税是清朝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意思就是说，现在人口逐渐增加，百姓要交的人丁税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土地就那么多，百姓的负担势必会加重。因此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颁布了一条法令，，将康熙五十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数固定下来作为征收人丁税的常额，新增的人口永不征税。雍正皇帝则在“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实行了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国丁银总额平均摊入田赋银中，随田赋征收，称为地丁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明清时期，甚至更早，一个人如果考取了功名，是不用再缴纳国家的赋税的，即有不当差不纳粮的特权，以示朝廷对读书人的尊重。这些考取了功名的人，不管以前是什么出身，一律变成了大中小地主。士绅家族贪婪地侵占土地，进行土地兼并，使自耕农变成他们的佃户。地主对于农民，收取高额的田租，佃农的生活非常窘迫；对于国家，因士绅有免交赋税的特权，政府所掌控的农民又逐渐减少，朝廷的税收总额也一年比一年下降。因此历代王朝费劲心思想要清查国家到底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以便收税。例如东汉汉光武帝刘秀实行的度田制度，隋朝隋文帝实行的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查全国田亩等。士绅隐瞒拥有的土地和佃户的真正数额，想要少缴税，所以政府想要彻底清查田地和人口的数量是很不容易的，这势必会触及大贵族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而皇帝又是最大的地主，政府想要改革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魄。正如《雍正王朝》所说的那样，康熙皇帝晚年对下面太过放纵，留给雍正的只不过是一个虚晃的盛世，国库存银的亏空就是例证。雍正皇帝登基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西北叛乱又起，国库空虚，改革势在必行。而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就要掌握国家税收的增加与削弱社会矛盾的平衡，摊丁入亩就是当时社会多重矛盾下的产物。
说实话，摊丁入亩虽然重要，但却并不新鲜。唐朝前期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北魏创建的均田制，国家将国有土地和无主荒地按农民人口交给农民土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租是田租，庸是力役，调是户调（主要为绢帛等）。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政治黑暗，土地兼并盛行。政府所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也随之崩溃，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了。于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组成主要部分是户税和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因此称为两税法。自战国时期开始，国家征收赋税大多是以人头税为主，而两税法的特点是以所拥有的资产多少为基础，不是以人丁。可想而知，这种做法遭到了大贵族大地主的激烈反对，但两税法还是实行了一段时间。这种以资产为征税标准的制度，使唐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延缓了唐朝的灭亡。唐末，由于官吏横征暴敛，百姓承受着各种法定税收以外的苛捐杂税，两税法也名存实亡。明朝最重要税制当属“一条鞭法”了，很多人以为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创立的，其实并不是。一条鞭法在明朝嘉靖皇帝时期就有了，是由当时的阁臣桂萼（就是那个和张璁依靠“大礼议”事件而被嘉靖皇帝提拔的臣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大礼议”事件，很有意思，大体意思就是首辅杨廷和告诉嘉靖：你爹不是你爹，你爹是你叔叔……）提出的，而被张居正在全国大力推广。一条鞭法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可以说承上启下的作用。到最后，就是摊丁入亩了，所以说摊丁入亩并不新鲜，它是有一个历史进程的。
#雍正#
摊丁入亩是唐代两税法实行以来赋税制度变革的最终成果。在这一类型的税制形成以前，古代王朝税收大多以户税或人头税为主，不以资产、田地为主，人口越多，承担的赋税越多。地主自然是可以承担，但农民就不一定了。把固定的人头税摊入到田地中，按田亩缴纳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和人身依附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在清朝商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以田亩作为赋税的主要来源，也反映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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