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会议,决定护送时任西路军领导人的陈昌浩、徐帅离开部队,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剩下的党政机关则组成西路军工委,负责西路军的日常事务。
石窝会议之后,为保存革命火种,西路军余部在李卓然等人的领导下兵分三路,在祁连山脉中分散游击。从当时的局势中不难看出,西路军已经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时候只有继续向祁连山中突围,才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鉴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西征的任务已经失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称援西军(派来援助西路军的红军)已经失去了援助的目标,只能暂缓待命。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中央及时停止援西军是理智的选择。如果不计后果继续西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不过,为了保存西路军的有生力量,中央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就地打游击,另一种则是向东进发。历史已经证明,中央的东进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西路军依旧选择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这着实有些匪夷所思。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采取了如此下策的行动呢?其实出现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不服从中央命令,深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
按照张国焘的西退路线设想,我党工作的重心应该在河西而不是河东,这实际上是忽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作法。正是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西路军领导人才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革命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同时也不能正确认识到革命处于低潮期的敌我力量对比,因此缺乏战胜敌军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部队向西退却,朝河西地区进发,最终使得西路军元气大伤。
高台陷落后,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脉,之后又经过牛毛山之战、青石山之战,几乎耗尽了西路军的有生力量。哪怕最后到达了石窝,这个时候西路军能够集中起来的兵力也就是三千来人,这点兵力都不够打游击的。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后,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西路军河西战役的失败。
至于西路军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败军之际,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为西路军事件定了性。
事实上,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它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完全区分开来。而处于团结的目的,中央还有意解脱了一部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这确实比较大度。可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叫嚣,企图为西路军问题翻案,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时候,并没有将张国焘怎么样。中央不仅保留了张国焘的职务,还对其颇多优待,可结果呢?张国焘一转眼就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一边,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实在令人作呕。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都能上去搔首弄姿几下。其实这句话很荒谬,历史又岂能随便“任人打扮”?
如今,有些投机者将“南下”、“西退”这些脏臭的字眼加以修饰,竟摇身一变成了“学术真理”。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讲,当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受挫后,向新疆进军已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如果遭遇马家军的追击,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鉴于这种局面,中央曾多次提出西路军应向河东地区进发,但西路军领导人一味听从张国焘的“西进”方针,向河西走廊继续前进。因为张国焘清楚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就是考虑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也从未想过向新疆地区“转移”,更没有东进的任何想法。由此可见,西路军在踏上河西走廊后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张国焘“摘帽子”,但这个“帽子”该不应该戴上,后来又应不应该“摘掉”,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对西路军的研究必须要从党的核心利益出发,不能本末倒置、头重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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