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侃历史 中国人要铭记：在短短不到90年的时间里，中国丢失了300多万土地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列强以坚船利炮的方式进入中国。由此直到清朝灭亡时的70多年间，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则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着重梳理晚清领土丧失的历史过程，用以“备忘”，以资镜鉴。

一、英国割占香港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8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次年10月,两国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通过《南京条约》主要是获取通商权益：废除公行制度,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并取得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同时强行割占香港岛,作为贸易集散地。被英国割占的香港岛是近代中国被迫割让的第一块领土，面积为78平方公里。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获取的这些通商权益,早在1792年由马戛尔尼率领的第一个英国使团来京时就曾提出来,却未能得逞，70年后终于利用“炮舰政策”强迫清政府就范。

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九龙司地方一区（指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面积约为11.1平方公里。1898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及附近的岛屿和海域（今统称为新界），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租期九十九年。

二、沙俄割占中国东北边疆领土

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于185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1860年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大片的中国领土,欲将沙俄的统治扩大到尚未建立“牢靠秩序”的全部邻国领土上去（1856年俄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语）。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界的确立，使清东北边疆获得了百余年的相对安宁。然而,沙俄自彼得大帝时起,就坚持实施“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的战略,宣称这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语）。此时,一些沙俄扩张分子也叫嚣要“收复《尼布楚条约》时割让的全部领土”,极力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说该约是俄国“被迫签订的”,“违反国际公法”。提出要重占黑龙江左岸,或者,“至少也要获得顺黑龙江到勘察加和日本的航行权”。自18世纪中期开始,沙俄先是争取黑龙江的航行权,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继而利用乌第河待议区制造事端。1805年,俄国又非法勘察黑龙江江口。1847年,沙皇委任尼尼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开始以强力推进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计划。鸦片战争后,俄国趁清王朝日渐衰落,于1854年和1855年两次强行进入中国黑龙江航行，进而于1856年出兵,以沿江建立堡垒和哨所的形式蚕食、侵占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沙俄见清王朝局势危急,便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草签了《瑷珲条约》。该条约完全是一纸割地条款,主要内容也只有一项:规定黑龙江以北割予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

对于这一纸割地条款,清政府一直没有批准。1860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在确认《瑷珲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的条约。全约共有15款,主要内容仍是割地，其中规定：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割予俄国。与《尼布楚条约》相比,《北京条约》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使中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至此，《尼布楚条约》之后确定的中国东北边界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瑷珲条约规定划归俄国的黑龙江北岸和“共管”的乌苏里江东岸地区

三、沙俄扩占中国西部疆域

16至18世纪中期,卫拉特蒙古部游牧于中国西部地区。1755年,清中央王朝出兵统一新疆。

1757年和1759年，清中央政府分别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和南疆大、小和卓势力的叛乱。至此,清王朝恢复了历史上中国的西北疆域。新疆天山南北,东起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包括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及帕米尔地区均置于清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了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新疆各地,管理地方军政事务。

1822年,沙俄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标志着其对中亚哈萨克草原兼并的基本完成。随后,俄国势力逼近了中国西北边疆，利用清王朝的虚弱,不断蚕食新疆西部地区。1844—1847年,俄国军队先后数次侵入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阿拉套山一带,建立了科帕尔堡（今哈萨克斯坦卡帕尔）,控制了由俄国谢米巴拉金斯克南下通往新疆喀什噶尔和中亚浩罕、塔什干的要冲。1854年，俄国军队侵入新疆伊犁河中游以南地区，在古尔班阿里玛图建立了维尔内堡（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近20年的时间里，俄国通过武装入侵、构筑军事堡垒、强行移民等手段，不断入侵和蚕食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领土，并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使其占有的中国领土合法化。

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新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nào，淖尔，湖泊之意，常用作地名）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到浩罕边界为界。这一分界走向实际是以当时新疆境内的山河、湖泊及常驻卡伦作为划界标志，企图迫使清政府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割让给俄国。1862年8月至1864年10月，中俄双方就划分新疆西部边界，在塔城举行多次会谈。1864年下半年，俄方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此时正值新疆爆发反清起义，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摇摇欲坠。10月7日，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俄境。条约又规定：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大批原新疆西部游牧民族和定居人口被强行划归俄属。

俄国割占的中国领土示意图

四、沙俄侵占伊犁及其收复

1871年,沙俄利用新疆反清起义和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后的混乱局面,出兵侵占伊犁,由此形成西北边疆危机。当时,沙俄对新疆形势的总体评估是清政府已无力收复新疆,所以初期曾虚伪地向清政府声明,侵占伊犁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惟有伊犁一处为沙俄强占,清政府随即开始与俄展开长达4年的交涉。

1878年6月，清廷任命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交收伊犁,继而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遭到朝野一致反对。清廷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进行改约交涉。1881年签订《改订条约》。其中规定：“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同时规定对斋桑湖以东之界做出调整。通过勘界的5个子约，俄国实际共割占4块中国领土,总计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此外，由于其中《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中俄边界走向的规定不明确，留下了2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待议区。

左宗棠收复伊犁

五、藩属国的丧失

清代周边与清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越南、琉球以及缅甸等。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是历史的继承,主要形式也是历史上的册封、朝贡（朝鲜一年一贡,越南、琉球二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逢藩属国国君即位,清政府派专使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这是由古代属国制度在近代演变而成的一种特殊国家关系。藩属国家对宗主国有一定的从属和依附性,宗主国则对藩属国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保护义务,这些权力和义务在当时是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在亚洲地区的重要表现是展开了新一轮的殖民地争夺。清朝周边的几个藩属国家成为其主要的争夺目标。

琉球国：1872年10月,日本强行分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造成琉球中日两属,以此作为侵占琉球的第一步。两年后,日本又歪曲中日《北京专约》的内容,吞并琉球,宣布废藩置县。此后,日本为换取清政府承认琉球属日和获取更多的通商权益,提出将靠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个琉球所属的群岛划归中国,后因日本侵略朝鲜未及商议。

朝鲜国：1876年2月,日以“炮舰政策”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第一款是“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主权”。其用心是首先使朝脱离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1882年,日本又迫使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步步深入,直至挑起“甲午战争”。

越南：1873年,法国军队进犯河内,迫使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为越南的保护国。1882年至1883年,法军多次入侵与中国毗邻的越南北部,进而挑起“中法战争”。

缅甸：清与缅甸的宗藩关系相对较为松散,英国早有吞并缅甸之心。1874年,英国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路队进入缅甸,企图探测自缅甸进入云南的道路,打开通往中国的后门。英驻华翻译马嘉礼擅自带人自云南前往迎接，在中缅边界被当地民众所杀。英乘机要挟,一时中英关系紧张，次年以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收场。1885年,英军入侵缅甸,次年缅甸沦为英殖民地。同期,中英签订《会议缅甸条款》,清政府被迫承认英占有缅甸。

六、俄英分占帕米尔

1891年和1892年,沙俄两次出兵侵占帕米尔,英国指使阿富汗兵也在1892年侵入到帕米尔中心地带苏满塔什。继而英阿相互勾结,阴谋私分中国领土帕米尔。

帕米尔问题主要源自俄、英的入侵，同时也有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不明确的因素。该约规定，自帕米尔北部的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因此在两国边界走向之间形成了一个45度夹角的待议区。1892年至1894年，中俄就帕米尔问题举行多次谈判。俄方先提出以帕米尔东部的萨雷阔勒岭为界，这样边界走向就违背了前约“中国边界一直往南”的规定，成为向东、再向南的错误走向。清政府则坚持“以喀约为依据”，中间余地商量勘分。经过一年多交涉，清政府一次次拟作的让步都被俄国拒绝。1894年4月，俄国决定中止谈判，提出争议地区暂时维持现状，双方军队各驻扎原处，不得前进，分界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俄国此举目的在于稳定其在帕米尔已取得的有利地位，强迫清政府承认它非法侵占帕米尔的事实。此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被迫同意沙俄的建议，同时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清政府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的帕米尔一带中俄未定界于是作为悬案遗留下来。

俄国在和清政府谈判的同时,还与英国就私分帕米尔举行秘密谈判。1895年1月,俄英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之机,签订《大不列颠政府及俄国政府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帕米尔领土偷偷私分，英国占有了瓦罕帕米尔，其余为沙俄侵占。

七、日本割占台湾及澎湖列岛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打败清军，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4月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第二款内容为：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后因割让辽东半岛与沙俄侵华利益冲突，引起俄、法、德干预，日本不得不接受三国“劝告”，四国商定由中国以三千万两银子“补偿”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八、沙俄侵占江东六十四屯

1900年,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同时,又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沙俄入侵东北,是从血洗黑龙江以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开始的。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以北左岸,沿江南北长约75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有中国居民3万多人。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在六十四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此后中俄双方曾于1883年和1889年两次会勘六十四屯界址范围。沙俄认为这里是前沿阵地,始终想据为己有。1900年7月,沙俄参加八国联军侵华,首先出兵侵占了江东六十四屯，7000多中国居民被杀, 居民财产被掠夺一空，六十四屯成为一片焦土。8月, 俄阿穆尔地方官颁布条例,宣称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即江东六十四屯),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使其专用”。自此,江东六十四屯被沙俄长期霸占。

1906年交收瑷珲城时,清政府曾多次照会俄阿穆尔地方索要江东六十四屯。次年，清外务部又两次照会俄外务部,要求归还江东六十四屯。俄方以该地归俄属,原中国居民已离开为由,拒绝交还。1908年以后黑龙江地方政府仍多次致函外务部要求收回江东六十四屯,终无结果,遂成悬案。

九、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

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中国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1909年底,清政府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对沙俄侵略野心的实现是个沉重打击。于是沙俄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以利益拉拢蒙古上层封建王公，加紧煽动外蒙独立。

1911年7月，被俄拉拢的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外蒙“独立”问题。会后派遣“代表团”秘密访问彼得堡，寻求沙俄的支持和帮助。沙皇表示“支持蒙人捍卫独立的愿望”，并向库伦大肆增兵，企图迫使清政府停办外蒙各项“新政”。至1911年10月，外蒙首府库伦实际已在沙俄领馆卫队武装的控制下。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加紧策动外蒙古独立。12月1日，在沙俄的扶持下，哲布尊丹巴等宣布“独立”，并于28日宣布即皇帝位，称“多人公举之日光皇帝”，建立“大蒙古国”，年号为“共戴”。继而迫使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出逃，武力占领科布多城（参赞大臣驻地），“独立”扩大到整个外蒙。沙俄策动的清末外蒙古“独立”延续至民国时期，进而酿成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土分裂。

在列强的侵略和宰割下，晚清中国领土边界发生了两次大的变迁，先后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清末遗留下来的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问题又使156.65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在近代以来短短不到90年的时间内，中国失去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几乎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4。从国家政治上讲，丧失如此大片领土使历史上国家主权受到巨大的侵害，国家政治蒙受巨大的耻辱；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讲，晚清丧失如此大面积的国土，使国家经济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资源后备基地，不仅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