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3年是明朝嘉靖多少年，干货看这篇!随笔之神：蒙田（上）

【笔墨射公】

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古斯塔夫阿克希尔姆荣格用热烈的语言提到了一个人物：现代人。

根据他的定义，那其实是一个极度稀罕的种群，荣格补充道：“一个人单凭生活在现在并不就有资格被称为现代人。因为果真如此，凡是每位现在活着的人都可算是现代人了。”真正的现代人不妨是一位古人，而一个手拿新款手机玩自拍的当代人，说不定只是“伪现代人”。荣格写道：

我们所谓的现代人，一位感知最现代的人……他是一位伫立在高岗上，或站在世界最边缘的人，他眼前是茫茫一片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底下是其历史已笼罩着一层原始雾的全体人类。现代人——或且让我们再重复 “最现代的人”一句话吧——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千载难逢的。很少人有资格被冠上此一头衔，因为这种人应该是觉醒程度最高的人。

说到西方现代随笔的创立者蒙田——“随笔”（essay）之名即得自他的书名《随笔集》——我虽一刻没有忘记他是位古人，但只要心神稍有恍惚，就觉得作者是一位现代人，一位荣格意义上“感知最现代的人”。

法国人蒙田生于1533年，我国还处于明朝嘉靖年间。他在高耸的蒙田城堡执笔写作时，现代人文主义观念才刚刚在天际翻出一点鱼肚白，整个西方世界，除了千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生活在蒙田之前的知名作家寥寥无几，薄伽丘、拉伯雷是可以提及的两位，当然还有《神曲》的作者但丁，不过蒙田好像没有受到他的影响。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都是他的后人。19世纪的美国随笔大师爱默生曾欢呼道：“我高兴地听说，在新发现的威廉·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中，有一个就是签在一本费洛里奥译的蒙田的《随笔集》上的。这是我们所确认的这位诗人收藏的唯一的一本书。”爱默生是蒙田的知名粉丝。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一个著名的立论偏好：恨不得把所有生活在莎士比亚之后的西方知名作家都说成莎翁文学遗产的继承人，但他竟然承认，莎士比亚笔下最著名的悲剧主人公哈姆雷特，性格“部分地源于蒙田”。我猜，这是他最难启齿的一句话，说出它需要超常的勇气。如果布鲁姆教授是对的（我不敢确定），哈姆雷特有多现代，蒙田就有多现代。

蒙田是西方世界最早深入关注自我的人。这个“自我”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极为具体地针对一个人：蒙田自己。他自称：“其他作家常爱教训人，我却描述人，而且专门描绘他们中的一个；此人教育得很不成功，倘若我能重新塑造他，一定把他造就成另一个样子。”有位学者曾把自己对蒙田的研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蒙田对人的发现》”，布鲁姆教授意犹未尽地补充道：“更困难的是为蒙田找到真正的先驱。”他几乎想说，“人的发现”始于蒙田。

读蒙田时，即使遇到乍看之下显得蒙昧的意见，细想也有可敬之处。比如，蒙田对医学啧有烦言，文章里数落不停。但了解到当时的医术里充斥着各类鬼画符，我们又会感叹蒙田见识的先进了。蒙田例举过医生开出的若干处方：“乌龟的左脚、壁虎的尿、象的粪便，鼹鼠的肝、白鸽右翼下抽出的血。”蒙田本人长期遭受肾结石之苦，医生建议他服用的竟然是“老鼠粪便粉和其他怪东西”。类似《红楼梦》里“冷香丸”的怪诞药物，也出现在欧洲医生的方子中，如强调“某些药丸非要单数服用，一年中某天某个节日的不同疗效，草药采摘的不同时间”，等等。简而言之，那玩意“看上去像是魔术变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创造的”。于是我们发现，蒙田抵制医术，原是为了向科学和理性致敬。想到一些国人直到今天都会随便相信任何一种被吹嘘得神神叨叨的玩意——有时竟然是“绿豆汤”——我们更能服膺荣格的警告：现代人不仅仅是“生活在现在”那么简单。

我多次在微信上见人转发一张图片，内含一组对话，转发者想必认为大有深意。内容是：

“大师，什么是快乐的秘诀？”

“不要和愚者争论。”

“大师，我完全不同意这就是秘诀。”

“是的，你是对的……”

我立刻想到了蒙田。类似智慧，在蒙田笔下比比皆是，区别在于，他说话时绝不会做须发飘飘、闭目沉思状。蒙田倒是不反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糙汉——“身材矮壮”、“双腿和胸部都长满了毛”——但他习惯于用一种绝无神秘气息的口吻，把意思表达完整：

喜欢争辩会把事情弄糟。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经意说出的话如果遭到反对，我们就会恼火，就会坚持这句话，甚于坚持一件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而且这样做，会给你着手的事一个艰难的开端。

读到“我抓到一头活动物，总是把它放回旷野”时，我意识到，即使在一些现代观念的枝节部分，蒙田的“感知”也足够现代。这位古人精神上距我们相当近，偶尔，我们还可能跟不上他的现代性。

二

也许可以把蒙田的三卷本《随笔集》定性为“缺乏外在使命感的写作”，因为他公然声称，自己穷二十年心力写成的文字与他人无涉。他在前言《致读者》里如此告白：“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我是为了方便我的亲人和朋友才写这部书的。”这等于在说，如果你不是他的亲朋，你就是无关闲人，擅自阅读就有私闯禁宅、偷窥私域之嫌。他确有这个意思，所以劝阻读者道：“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

人都有品尝禁果的冲动，一本经提醒不必阅读的书，在多大程度上会诱使读者鱼贯而入，多智如蒙田，肯定心知肚明；我们也不必将这位天生的随笔家想得过于老实巴交。他多次提到自己作品的影响，还曾“颇为烦恼”地表示：“我的《随笔》只是贵妇们的一件共同的摆设，而且是客厅里的摆设。”蒙田有一个仆人，担任过他的口授秘书，有一次居然偷了他好几篇文章，想借此“大大捞一把”。这个例子更能见出蒙田的影响。如果我不曾把他的书读过不止一遍，我或许会认可有些学者（如季羡林）的观感：矫情。

在中国作家里，我很难找到蒙田的合适参照；就我有限的阅读，至少在蒙田之前，西方世界也缺乏可资取法的榜样。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自魏文帝曹丕吼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旷世奇音后，文章之道更与“千古盛事”直线相通。在我们的认知传统里，作者总是需要一些气概和豪情的，也被鼓励对自己的写作抱有浩大期许；文人骚客说点豪情万丈的话，只要吐词漂亮，朗朗上口，读者也会不吝掌声，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哪怕诗人李白说此话前曾在唐朝宫廷里受过些窝囊气，人们也不予计较。这类高抬文章功用的传统当然绝非缺点，也未必中国独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认为：“早在草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就给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够身垂不朽。”——比蒙田稍晚的弗兰西斯·培根在向英国海军大将巴金汉公爵解释自己的随笔集为何会有英语和拉丁语两种版本时，也表达了类似愿望：“拉丁既为天下之共同语言，则拉丁文本或可永垂后世而不朽也。”但无论如何，蒙田是一个例外，他不属于该传统，他自创了一个全新作派。在致德·杜拉夫人的信中，蒙田写道：

我不追求人们对我死后比对我生前更为热爱和尊敬。……我学习是为了学习做人，不是学习写作。我一切努力都在于培养我的人生。

蒙田也缺乏中国传统文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国师念头，尽管，他若有此念想，条件倒还不错。他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他正在意大利等地旅游，为了治疗肾结石，几乎把欧洲著名温泉泡了个遍），被波尔多市民选举为市长，后来还得到连任。连任并不多见，在他前后担任市长的两位先生，都曾是法国元帅。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为此特地给蒙田写了亲笔信，“信中不乏恭维之词，”命令他尽早赴任。他与法国国君的关系也非泛泛，在法国内战期间，曾替两位君主居间调停；他还有过“陪同国王四处流浪”的经历。但是，这又如何？他非但从未有过片刻自豪，只要稍有可能，就想着马不停蹄地回到自己的蒙田城堡，读书写作，做一名逍遥庄园主。从性情上看，他宁可与猫、狗玩耍，也不耐烦和达官贵人周旋。

这也有他的话为证：“每当我的那条狗就是在不适宜的时刻跟我嬉戏，我也不会拒绝。”关于猫的说法更有趣，隐然透着股庄子意味，尽管他多半不了解庄子：“当我跟我的猫玩时，谁知道是它跟我消遣时间还是我跟它消磨时间？”

蒙田说过：“对君主们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阿谀奉承，”所以，君主们不必指望从蒙田嘴里听到奉承话。他还说：“我不大可能为某个人而背弃君王，更不会为君王而背弃任何个人。”蒙田在“诸侯之间斡旋”时，总是“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我本人的行事方式”，“宁可有负于谈判也不愿愧对自己的良心，……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我都要说，当事人不在场，我也不会说得更难听。”就是说，秉持自己信奉的事实和道理，正道直行，谁也不取悦。他淡然地表示，“我对达官贵人没有过分的爱或憎，……我仅以百姓的正当感情看待君王。”法王亨利三世读到这些话时（他肯定读到了），表情多半有点怪异，尤其是这句话：“我们踩高跷是白费力气，因为在高跷上也得靠自己的腿走路。坐上世界最高的宝座也只能靠自己的屁股。”

以蒙田的行事风格，他不屑采纳涉嫌表演的激进语言，更无意塑造自己的伟岸身躯。在他看来，何必声称“蔑视王侯”呢？“平视”足矣。就理性而言，蔑视好比热恋，最可能影响判断力，而“判断力”恰是蒙田最为倚重的才能。他认为，“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当责任的范围，便是一种狂热，”所以他的态度是：“对公众的正义事业，我也只抱温和的态度，绝不头脑发热，我生性不轻易作过深的、内心的介入和许诺。”担任波尔多市长期间的蒙田大人，奉行一种无为而治的统治术，他自我认可的政绩，只是使民众免受滋扰，安居乐业。一俟卸任，他即回家。回首自己的公职生涯，他不仅拒绝给自己贴金，还设法掸去上面的金屑，比如将波尔多市民对自己的认可，归功于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他的父亲之前也担任过该市市长。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合乎事实，我知道的是，别人不会这么说；即使要说，也常有一番扭捏。

蒙田的强项是好说小语，回避大言。他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描摹，近乎自污。我们听说，为了培养儿子，他那位极度迷恋意大利文艺复兴成就的贵族父亲，奉行一种“君子不亲教其子”的策略，在蒙田“还在喂奶和开口说话前”，就重金礼聘一位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要求他对蒙田“耳提面命”。这个德国人不会说一句法语，为了配合儿子的教育，他父亲还“立下一条不可违背的规矩”：即“父亲本人、母亲、仆人、侍女只要跟我一起，尽量用他们每人学到的拉丁词混在句子里跟我说话”，这条规矩执行得如此彻底，后来“连得四邻的村庄也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工匠和工具的拉丁名称在当地生了根，还沿用至今”。如此训练的结果是，拉丁语成了蒙田的母语，他在感情冲动时脱口而出的话，不是法语，而是拉丁语。读者从他的随笔集里也会发现，书中每一页都会出现不少于三处的拉丁语格言，大多来自西塞罗、塞涅卡、贺拉斯等古罗马贤哲，足以说明他的博闻强记和惊人博学。

然而，蒙田似乎对传统文人趋之若鹜的儒雅造型抱有深仇，属于蒙田的招牌滥调就是强调自己记忆力差劲，不甚喜欢读书，无意钻研学问，写作则是无可无不可。以下这些话都贴着如假包换的蒙田商标：“背出三行诗，我要花费三个小时。”“我待在家中穷极无聊的时刻，才提笔写文章。”“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他才写下“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佗的历史书”，马上在括弧里补充道：“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已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他还以一种令我们想到陶渊明的口气写道：“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它们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我记得英国最好的随笔家查尔斯·兰姆也有类似剖白，曾提到自己无意学问，对爱德华·吉本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毫无兴趣翻阅。兰姆当然是蒙田随笔最出色的传人之一。我们还知道，传统文人通常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最喜欢夸耀自己博览群书，来不来就是一句“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好像自己深受博学之累，非得鼓腹高歌一把，方得舒坦。

身为随笔家而不擅长自嘲，如同身为熊猫却拒绝卖萌，是一种灾难性的角色错位；但把自嘲推进到自污程度，则令人瞠目结舌了。更神奇的是，自污过后，雨过天青，作者的人格反而更加峥嵘峭拔。

天生不是小人物的蒙田，性喜以“小人物”、“普通人”自居，还表示自己不必刻意培养那些大人物才需要的品质，如“毅力”。他“谈什么都采取闲聊的方式，从不以发表意见的方式作任何讲话”，理由是：“我并没有傲慢到希望用我的见解去引导那么重要的事。”与之相应，他也反感那种拼命惹人重视的文风，仿佛文字里有一名古罗马的传令兵在频频叫喊“注意啦”。他自认是一名富于理性的读者，他不是一头西班牙斗牛，非得受到一片红绸布的招惹才能集中斗志，“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他说，“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

自然，他本人的书里更不可能出现传令兵的喊叫，他的理想读者也是“心中有数的人”，他们不会喜欢那种“总以格言和决议的方式谈论所有的事”的粗暴文风，同时又能欣赏蒙田特有的委婉和节制，即：

我喜欢下面这些可以减弱并缓和我们提议中的轻率性的字眼：“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某些，据说，我想……”

我得承认，我也是蒙田的迷恋者，并且总能从他犹疑不定的表述里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就随笔而论，这类犹疑和飘忽，价值连城。

三

蒙田竭力排除作品的外在使命感，意在更好地达成内在使命感，即以自我为考察对象，用一种前无古人的勇气和规模，把“我的本质”（而不是表象上的“一举一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蒙田好用“也许”“我想”等字眼来给论断降温，从随笔家角度，固然能摇曳出更多的笔墨风姿，但考察其初衷，则与他的自我认知有关，我们不宜在文词趣味角度加以过度玩味。在对自我的反复审视中，蒙田得出的原则性结论是：人皆好变，罕有定评。他曾以古罗马暴君尼禄为例，证明“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尼禄的例子是这样的：

谁会相信残暴的象征尼禄皇帝，当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竟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判处一个人死刑叫他心里那么难过？

蒙田确信，“我们人人都是由零件散片组成的，通体的组织是那么复杂多变，每个零件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我们跟自己不同，不亚于跟其他人不同。”他竭力观察并分析自我，却从不敢确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向读者保证的，只是写作中的诚实。他说：“我把握不住我描绘的对象。他浑浑沌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同一个永不清醒的醉汉。我只能抓住此时此地我所关注的他。”他告诉读者，“倘若我的思想能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了，而是总结自己，然而我的思想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蒙田堪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媲美的名言是：“我知道什么？”

虽然蒙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永不清醒的醉汉”，一个几乎每分钟都有所不同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注重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判断力，“每个人都希望因思想的活跃和迅速而受到称赞，而我却希望因思想的严密而受到赞扬。”这是蒙田特有的豪迈。他在与文人气相关的地方说话有多泄气，在与判断力攸关的领域说话就有多自信。

他不在乎自己的描述充满矛盾，因为矛盾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他的认知：“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也常常有所不同。”“我也说不出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是‘各不相同’。”

谦虚根本不是他的品德，他“主张议论自己要谨慎，不论褒与贬态度都应该毫无区别”。他懒得说豪言壮语，同时又鄙夷假惺惺的谦虚。“我觉得自己善良、智慧，我会大声说出来；有意少说，这是愚蠢，而不是谦虚。”他认同亚理士多德的意见，“低估自己是怯懦和吝啬。虚伪成不了美德，真实从来不是错误。”他曾表示：“我在两部价值相同的著作面前，总是会对自己的著作更加严厉。”这同样不是谦虚，当他强调“我是个不要人们把我看得比真实的我更好的人”时，我甚至看到了他的非凡傲骨。尽管，他的口气依旧那么悠然，不会有咚咚的锣鼓为之开道。

蒙田最让我感奋的名言是：“我是一个不让先入之见左右判断的人。”依我小见，正是这个特质，确保他晋阶为随笔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