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清代广州通草纸画专题之通草画：带我们了解百年前市井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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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博物馆，寻找珍录

要列举过去10多年来有关广州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发现”，必须统草相同。

这种一两百年前诞生在广州、类似现在旅游明信片一样的小画片，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国宝”似乎并不一样。但它们出现在那个相机是绝对稀罕物的年代里，成了我们今天和百多年前的人们沟通的少有的图像资料。它们可以让我们知晓那时人们生活的一些微小细节，它让我们，能带着一种温情的目光看待这座城市的历史。

画在不是纸的“纸”上的画

2005年，广州博物馆的历史学者程存洁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草(Tong cao)片”画误为“米纸(Rice paper)”画》。文章对当时仍广被误解的通草画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勘误。

就在那个时候，通草画这种东西，对国人来说还几乎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按照程存洁的说法，家住英国约克的伊凡·威廉斯先生，是最早对通草片水彩画进行认真系统研究的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和研究从我国外销到欧美的通草片水彩画。2001年9月，他一次性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赠70余幅通草片水彩画。广州博物馆为此特意办了一个展览，并编写出版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精美专书。这也是通草水彩画这种东西，第一次在普通观众眼前出现。

程存洁指出，自19世纪以来，“通草片”在欧洲一直被误说成是“米纸”。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以为通草片是用各类植物制造的，也可能是因为通草片看起来和可食用的“米纸”相近。直到本世纪初，仍有许多公私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将通草片水彩画归入米纸水彩画类，以致人们依然误称其为米纸水彩画。

实际上，这种画采用的“纸”不仅和传统的米纸完全不同，甚至也不算是真正的“纸”。2002年5月和11月，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两次前往贵州，考察了“通草纸”生产的全过程，才算消除了心中的谜团。

“通草纸”实际是五加科脱通木生长3年的茎秆髓心部分切割出来类似纸张的片状物。程存洁详细记录下了他在贵州看到的生产过程：砍伐一年生长期的脱通木最佳。砍伐后，就地截成一定长度，趁鲜用准备好的细木棍或圆竹筒顶出茎髓。等半小时或一小时后，茎髓中的水分自然蒸发，茎髓变干、脆。艺人将通草茎髓一捆一捆地用塑料袋封好，以免受潮。切割时在桌上摆放一块厚约0.7、长约30、宽约24厘米的玻璃板，玻璃板正面紧靠边缘处镶嵌两条长薄铁片，每条薄铁片的左右两端被固定，中间可随时添加纸片，以控制通草片的厚薄，玻璃板的右边放着一长条薄木片、备用磨刀;玻璃板的周围还摆放一堆各种粗细规格的木棍，共有30多根，这些木棍的一头都是尖尖的，长均25厘米，它们的粗细规格根据通草茎髓中小孔大小决定。艺人先将通草茎髓切成20厘米左右长的一段，然后将一根木棍塞进茎髓的小孔里，使整根茎髓变直，再用右手紧握切刀，将刀身紧贴玻璃板上的铁条，左手按住通草，由右往左轻轻地纵向切开茎髓，这样就切成了通草片。通草片切好后，根据需要，可切成不同大小规格，但切忌镶接、挤压，因为通草片易折、易脆。

没有广州口岸的繁荣

就没有通草画的故事

实际上，通草片除了直接拿来作“纸”，还衍生出一种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技术——通草花画。《红楼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却用各色绸绫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

通草片在过去民间也有一定的使用。但由于它材料脆弱和尺寸限制，在正统的中国书画领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因为适用于水彩绘画，开本恰好，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制作外销水彩画的好材料。

具体来说，通草片除了造价低廉，还有一个当时的宣纸所没有的优点——涂在通草片上的颜料会被吸纳入片表层内，可以使片上的颜料因为光影作用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尤其是立体感，这正是欧洲人所熟悉的绘画技巧。通草片让中国画师将中西技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绘画门类。

学者们指出，早在1825年就见有通草片水彩画。这些水彩画的诞生地是广州。1835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报道，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有30家左右的商店出售通草画。可见其销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通草画的诞生也和当时的大背景有关。随着广州口岸的繁荣，中西方沟通频率陡增。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兴趣点，由简单的物质层面，转向了包括生产、生活、风俗、制度在内的文化层面。这种大小合适，且形式雅致的“伴手礼”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通草画的需求也随之大增，成为了华南地区出口欧美国家的重要文化商品之一。

有研究者指出，虽然难以精确统计当年的出口总量，但从欧美国家大小博物馆、收藏家乃至一些普通家庭普遍存有通草画的现实来看，其制作、采购与销售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据说1848年有来华游客亲眼目睹了两三千名画师在绘制通草画的盛况。如果这种说法不虚，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那是怎样壮观的一种景象!

墙内开花墙外香

有趣的是，这类绘画大量外销，在广州地区也仅仅流行了几十年，加之通草片易碎，不易保存，因此这种绘画在中国国内早已销声匿迹，反而是经由国外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展示，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才能知晓它们的存在，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通草画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宽泛，包括婚丧嫁娶、市井风情、花鸟草虫、风景园林等等。它们是晚清市井全书式的图像资料。当中的人物形象从皇帝皇后到黎民百姓，无所不包，而且都好像是在“做事情”，或桌边裁衣，或桌边绣花，或缸前观鱼，或亭下纳凉，这应该是符合画中人身份、职业等的行为，算是一种不标注文字的说明。市井风情方面，舞龙、舞狮、抬寿桃、扛元宵牌、抬鸳鸯、抬宝塔、抬大象、游行童子乐队等民俗，买白菜、买水果、买书、买猪肉、买字画、卖油、卖烟斗、卖饰物、卖糖饴等日常，都被表现得惟妙惟肖。

由于通草画还担负着对西方人“普及”中国现实景况的作用，所以很多作品当中，对情景的展现是巨细无遗，且记录下每一个环节。比如耕作，从农民翻地、插秧、播种、施肥，到收获、入仓，整个过程都画了出来。又如制茶，从种树、浇水，到摘茶叶、炒茶叶、烘茶叶，到茶叶装箱，茶箱上彩，到卖茶、品茶，也是全流程记录。这对我们研究清代工艺设计无疑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经由通草画我们可以发现，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在遭遇异质文化碰撞时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它们也使中国文化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对外输出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艺术品，而是延续千年的民族心理与文化范式，更是极具东方神韵的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