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年宋朝看这里!短短三年，北宋从极盛到灭亡，“艺术家”宋徽宗搞了多少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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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之围》和艺术家皇帝宋徽宗

我曾从一位著名翻译家那里听过一个故事：宋徽宗让一群宫廷画师画野鸡，看了他们的画后，他说你们画得都不对，于是画师们不明就里地愣住了；这时候，宋徽宗就说，野鸡起飞的时候往往先抬的左腿，而你们画中抬起的却是右腿。从这个故事中，足见宋徽宗本人对事物观察的精细程度和在艺术上的高度敏感。众所周知，宋徽宗除了是个杰出的画家，还是个书法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瘦金体。此外他还是一位园林艺术家，他主持设计和建造的艮岳，模仿了天下最美的山水和名胜，并将大量的奇珍异物搜集到园中。《汴京之围》一开头，就写到朱勔将一块房子大的太湖石如何费尽周折通过水路从杭州搬到汴京，最后献给宋徽宗放在艮岳里。

也许所有人都承认宋徽宗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几乎没有人承认他是个称职的皇帝——显然他极其“不务正业”、用人不当、也不善决策。汴京的沦陷和北宋的灭亡，虽不能说是宋徽宗一个人造成的，但他本人身为皇帝却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郭建龙的《汴京之围》以全景式展现了宋金之战和汴京的陷落，写出了一场惊心动魄又荒诞不已的悲剧。这可以说是北宋王朝的一次全面的失败，其原因错综复杂——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要一下子理清楚恐怕不容易。北宋“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而期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阅读本书时，会发现这段短促的历史里，竟充满了这么多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矛盾和突转，甚至连最好的小说家，恐怕都不一定能想象得到并写出来。而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呈现的是宋徽宗作为皇帝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联金灭辽，引火烧身

通过澶渊之盟，宋辽间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这是北宋以每年送给辽国岁币的代价换来的，但这种和平局面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宋仁宗深谙和平的价值：“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校取其轻。”但是到了宋徽宗时期，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

书中写到，因为宋徽宗爱好太过广泛，又极为讲究，“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他所倚重的大臣蔡京通过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也造成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民间怨声载道。于是，他试图利用对外矛盾来转移和化解民意，主导了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当时又正值金国迅速崛起、辽国摇摇欲坠的阶段，北宋经过内部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联金灭辽。让北宋君臣始料未及的是，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金人看到了宋朝在外交和军事上的软弱，及其在和谈和战争间摇摆不定，同时又抓住了北宋缺乏原则、不守信用的把柄，于是在灭辽之后，将矛头和刀锋指向了北宋。也就是说，宋徽宗是联金灭辽这场战争的主要发起者，最后竟引火烧身，导致了宋金之战。

而在金军入侵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令人哀叹的事情。首先是“主帅”童贯的临阵逃走。宦官童贯深得宋徽宗的宠爱，他大权在握，也是宋徽宗派往前线防御金国最依赖的人。但大军压境，他最先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先开溜、抛下一切不管，这个平常耀武扬威权臣，在关键时期却胆小如鼠。临走前被将领阻拦时，他驳斥道：“我只是受命宣抚，不负有守土的责任，如果要宣抚司守土，还要你们干什么？”如果他留在前线指挥抵抗，至少能稳定北宋的军心，一旦他离开，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军心涣散。这不得不说也是宋徽宗的任人不贤。

其次是，在宋金之战的前夕，宋军其实本来有机会和时间积极备战的，但所有良机竟然都错失了。早在金军正式入侵之前，出使金国的许亢宗就已发现危险的迹象：金人似乎正在集结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地的居民毫不隐瞒地告诉他，金人就要入侵宋朝了。一回到汴京，他就迫不及待要把这个情报上奏给皇帝，但听说皇帝已经下达了命令凡是敢妄言边疆事务的要遭到流放。此时距离金国后来发兵已经不足四个月了，朝野上下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却浑然不觉。然而，就在金军长驱直入、逼近太原城下，石岭关失守时，北宋汴京的大臣们竟依然还不知道金兵入寇的消息。原来燕京的蔡靖早在此前发了一百七十多篇告警，但所有的警报消息都被宋徽宗捂住了。他心中更在意的是南郊的祭祀活动。这就导致严重怠慢了备战的时间，北宋君臣随后以手忙脚乱来应对金军的来袭，丧失了阻挡甚至打败对方的机会。

此外，在关键的抵御战中，宋军丧失了良将。宋朝的军队虽然在组织管理和整体素质上不如金军，但也并非一塌糊涂、毫无是处。他们也有一些很得力的将军。而在宋军的部队里，金军最忌惮的，是原辽国大将、后投向宋朝的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常胜军几乎是宋军之中唯一能够打仗的部队”，而且战斗力比起宋军来强很多。在战争开始阶段，郭药师阻挡金人的进攻功不可没。但从宋徽宗到朝臣上下，对郭药师都心存戒备，而且他的生命也受到宋军内的叛军的威胁。郭药师突然投降对宋军是巨大的打击。与宋军相反，金人宽待降将、不计前嫌，对郭药师委以重任。因而，在危急关头，北宋不仅只是丧失了一名良将，而且让他还从最强大的守卫者成为最强悍的进攻者，加速了自身的溃败进程。

皇帝逃跑，汴京陷落

金军采取闪击战，长驱直入，眼看就要兵临北宋的国都汴京城下。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宋徽宗不仅没有起到一个皇帝的作用，去组织备战和抵御，而且他还做出了一个最不光彩的、和他倚重的宦官童贯一样的决定：逃跑。在仓皇出逃之前，他先是封太子赵恒为开封牧，又在大臣的劝谏下将皇位传给了太子，并在一片乱哄哄中完成了传位。吓破了胆的宋徽宗一路南下，逃到了扬州，继而又将皇后抛下，自己渡长江跑到了镇江。一些他亲信的大臣也跟随他逃了出来。

就这样，宋徽宗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二十出头的儿子宋钦宗来收拾。大军来袭，让一百多年没有遇到过战争的汴京城陷入了一片惊慌之中。幸运的是，宋朝还有李纲这样一位勇敢而足智多谋的大臣。宋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积极开展军事上的防御准备。第一次围城，尽管面对宋军持续猛烈的进攻，但宋军还是抵挡住了。在宋钦宗和李纲所领导的将士们浴血抵抗之下，才使得宋徽宗抛下的这座都城免于被攻陷。但就在双方站来拉锯战的时候，宋钦宗却突然妥协了，他放弃了抵抗，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金军进行议和。并最终接受了巨额的赔偿。于是，一场波及全城的搜刮展开了。获得三镇割让和大量赔偿的金军终于撤离。而直到宋军退兵后，宋徽宗才灰溜溜地回来。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再次进攻北宋，而且这次是两路军。原来戍守边界的三员大将种师道、种师中、姚古或战死或去职，北宋军队此时更无力抵挡。同样荒诞的是，太原失守半个月内，竟然没有人敢禀报宋钦宗，金军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快速进军，而北宋再次丧失了珍贵的备战时间。不过，这一次宋钦宗没有学他父亲逃走，而决定以死捍卫社稷。

如果说在第一次围城的时候，宋徽宗因为逃跑而毫无作为，那么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围城时，他依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这时他的一切权力已被剥夺了，不再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主宰者。如果一定要寻找宋徽宗有些许“功劳”的话，那就是他此前花费了六年搜集到艮岳中的那些石头，在炮弹紧缺时，它们“变宝为废”——成为抵御敌人的炮弹发射到了城外。尽管拼死抵抗，但宋军明显弱于金军。而且宋钦宗后来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使得军心动摇，汴京城最终沦陷了。

紧接着，又是巨额的赔偿，而且与上一次相比，金银的数字增长了二十倍，即便上一次，最后也无法凑够，那么增加之后的数字更是无法完成的。开封府展开了更严酷的搜刮，要将“首都的最后一滴血榨出来”。但即使金军将民间和宫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掠走之后，所得的与期望值依然相差甚多。而一旦真的完不成，金军就有可能要屠城。这时候，“北宋灭亡就到了最悲惨的一幕：北宋朝廷用女人的身体来偿还男人的债务。”从帝姬、王妃、宗姬到普通女子都被一一明码标价，最终“卖人”收入占了赔款的一半以上。尽管还是不够，但后来在张邦昌的求情下，金人将其赦免了。而也许连宋徽宗和宋钦宗都没有想到，最后真正能把汴京城拯救下来的人，竟然是这些女人们。

尽管宋徽宗在第二次围城时已失去权力，但金人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宋徽宗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因而，要跟宋徽宗谈判。随着儿子宋钦宗亲自出城被金军扣留，宋徽宗终于勇敢了一回，他从皇宫出来，走向了金军的兵营，希望“用老命把皇帝换回来，保住社稷”。结果不幸的是，宋徽宗也被扣留了。在金人的胁迫下，张邦昌被推举为新的皇帝。而徽、钦二帝以及他们的全家老少在金人的押送下北迁，再也无法回到汴京城。若不是因为机缘巧合，围城期间，宋徽宗唯一的一个皇子康王不在汴京城，后来的南宋恐怕也将不复存在。

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有的人看到了政治和权谋，有的人看到了军事和经济，而我从中看到了人性。在《汴京之围》这本书中，作家郭建龙不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也从人性的角度去衡量每个历史人物。比如对郭药师、张邦昌的评价，他非只是简单粗暴给他们地扣上“叛徒”和“傀儡”的帽子，而公正地理解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肯定他们为北宋和百姓所做出的贡献。再比如对宋徽宗，作者没有因为他在艺术上的造诣而掩盖他身上存在的那些弱点和缺陷，相反，我们可以从书中一览无遗地看到，这是一个挥霍无度、缺乏作为、惯于耍赖、胆怯懦弱的皇帝，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做出的错误抉择，加速了北宋的崩塌，最终了走向灭亡的命运。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和艺术上。而宋徽宗本人，既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之一，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之下，宋代的绘画、书法、磁器、园林艺术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同时，他又是这个时代的损毁者之一，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艺术爱好毫无节制、劳民伤财，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尽管背后还有着更复杂、也更致命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导致了北宋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最繁华的盛世阶段，短短三年形势就突然急转直下，随着汴京城的沦陷，北宋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这是令人无比诧异、也无比痛惜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也从此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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