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过程，透视清朝灭亡的必然性

门

过去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创立于唐，对宋很完美，在明朝成熟，清真达到高潮，弊端也最严重。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西方列强的入侵让清朝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革变法，科举改革即是改革变法的一个重点。

很多人认为，清朝皇帝一道诏书便废除了存在千年的科举制度。实际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康熙年间便有废除八股取士的争议。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清朝统治者对科举制度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却始终无法让科举制度重获新生，只得废除这项一千多年历史的政治制度。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折射出清朝不可避免的衰亡道路。本文简略探索清朝科举制度改革和废除的过程，从中发现科举改革与政治变革的共同轨迹，透视清朝覆亡的必然性。

古代进士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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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全盘吸收了汉文化，但满汉泾渭分明。为了统治占绝对数量优势的汉人，清朝统治者除了军事征服、剃发令、文字狱等高压手段，更注重对汉人特别是读书人的笼络。

清廷标榜“崇儒重道”、“满汉一家”，把科举取士视为笼络汉人最重要的途径，称之为“不劳兵之法”。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刚刚入主北京，就下诏开科取士，颁布《科场条例》，并于顺治二年举行顺天、山东等六省乡试，使得许多不愿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纷纷进入考场博取功名。

清承明制，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弊端也更加严重。

顺治年间初开科举，这种弊病还未突出彰显。从康熙年间开始，科举取士规模趋于宏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科举取士效果产生怀疑，提出批评意见，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科举取士的争议，进一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不断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改革的探索，以至废除。

清朝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探索贯穿清朝衰亡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康熙到乾隆，古井微澜的探索，终究归于寂静

清朝前期，朝廷已有多次围绕“科举取士”的争论。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各有一次关于“科举取士”的较大争议，清廷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了微调，但这种调整只是古井微澜，很快便归于寂静。

康熙、雍正、乾隆画像

1、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决定在次年乡试、会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清廷推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则以批判王安石为先，所以清廷才下诏废弃认为是发源于王安石的八股取士，王安石这黑锅背的真是够冤。

此法一出，遭到众多反对意见，反对者的观点很鲜明，一是八股重格式和标准，不用八股，考官们缺乏评分标准，不好把握；二是考试是指挥棒，不用八股，读书人就不去读四书五经和朱圣人的著作，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就很难得到贯彻执行。

奇怪的是，清廷居然顶住压力，连续两届不用八股，直到康熙七年才在礼部的坚持下恢复八股取士。

2、雍正七年（1729年），改革科举之议再起。

时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李元直密奏皇帝，极力陈述八股文之弊：

“能为端人正士之言，未必无卑鄙苟贱之行；能为慷慨经济之论，未必有治民理事之才……无用之空言，雕虫之小技，劳士子无限之呫哔，费考官无限之精神，靡国家无限之供给，纵弊绝风清，亦无关实效。”

这位李元直也是进士出身，八股取士的受益者，却对八股取士如此深恶痛绝，看来当初十年寒窗苦读，也是八股取士的受害者，但他没敢大张旗鼓地公开主张废除八股取士，而是秘密上书。其中原因，主要是当时全国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天下科目朋党中人”，绝大多数都是维护八股取士的。

张廷玉（电视剧照）

雍正对此高度重视，征求时任军机大臣张廷玉的意见，张廷玉的回答是：

“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

张廷玉的话很直接，也很犀利：如果废罢八股取士，天下读书人就不会再读圣贤的四书五经，没人讲求忠义孝道，三纲五常。潜在意思是说，到时候天下就乱了，对统治者十分不利。

雍正一听，立即把李元直的奏疏打入冷宫，八股取士人仍然继续。

3、乾隆九年（1744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也来凑热闹。分管军事的他看不惯科举取士的弊端，横插一脚，公开上书认为八股取士空无一用，难以选拔真正人才，建议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

此固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矣。又况科举之弊日积而日深，欲仕者以侥幸苟得为心，而廉耻节义之风微。……盖至于今日，而弊斯极矣。……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士心苟且，日以滋甚。

舒赫德没有完全否定科举取士制度，他反对的是以八股取士，认为八股取士形式和内容太过僵化，考试内容必须出自《四书》《五经》，缺乏实用，而且出题范围太窄，命题官只能跳不出《四书》《五经》的圈子，只好在八股文的格式和标准上做文章，导致八股文的格式和标准越来越死板，内容越来越僵化，甚至“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

乾隆照例将舒赫德的奏折发给负责科举的礼部研究答复，礼部官员一看，你一个兵部侍郎居然越俎代庖，管起我们礼部的闲事来了，洋洋洒洒回了一大篇，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舒赫德的言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性意见——“无事更张定制为也”，还是别轻易更改定好的规矩了。

乾隆十一年（1746年），翰林院编修杨述再次上书，请求改革科举，并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结果被大学士张廷玉等一番论述，怼了回去，答复是“所议不可行”，于是八股取士继续大行其道。

清朝科举考试图

从嘉庆到同治：洋务运动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

“康乾盛世”过后，清朝陷入中期危机，但嘉庆、道光年间，清廷面临的主要是内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也无人再提起改革科举。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醒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很多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科举制度也在他们反思之列。

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认为，传统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士子只懂经史子集、诗赋文章，根本不懂治国理政，更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开始猛烈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除经义，改试策、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上书，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策问的命题范围扩大到经济、韬略等方面，但又被礼部以“事多窒障”为由予以驳回。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宫廷政变，掌控了朝局。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开始反思不足，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不如西方的坚船利炮，缺乏技术人才；外交上的失败则是由于缺乏外交人才。于是慈禧开始重用以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推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改革科举，提倡西学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内容。

恭亲王奕䜣

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收正途出身的举子，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技术，立刻遭到顽固派人士的激烈反对。

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张盛藻上奏折批评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张盛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学士倭仁也上奏反对同文馆让科甲人员学习洋人学问：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熟虑及者……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也。”

张盛藻、倭仁的意见集中代表了当时清朝高层的观点，他们一生只读圣贤书，都是科举取士的受益者，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才是立国根本，只要学好四书五经，儒家先贤就能保佑我们的江山社稷；至于洋鬼子的思想、技术都属于“术数之学”，不登大雅之堂，没什么用处，学习西方思想是舍本逐末，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改革科举取士的内容，坚持考试就要考“孔孟之道”，天下读书人都要学四书五经。

奕䜣在清廷拥有较大话语权，他多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最终皇帝站在了奕䜣这边。

清朝科举考试图

这场争论并未涉及科举制度性的变革，只是增加了学习考试内容，便招致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足见在晚清时期，哪怕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革，都要面临因循守旧的强大力量。

除了奕䜣，洋务派主力李鸿章、沈葆桢也是力主改革科举的急先锋，他们先后于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次向清廷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主要内容是增加西方科学技术类科目，培养实用科技人才，但都未被采纳。

此后二十多年间，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革科举内容，清廷始终没有做出大的改变，仍坚持以儒家经义作为科举取士之根本。在科举考试中增设实用科学的建议，竟比开设工厂、制造武器、修筑铁路、组建舰队更加困难。究其根本，还是清朝统治者担心“西学东渐”会动摇他们统治的思想基础。

从光绪到宣统：步入绝境的科举，终致一朝废除

随着清廷内外不断交困，改革科举、培养新式人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洋务运动越来越深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也在逐渐“开明”，科举改革终于有了些许的实质性进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批准了总理衙门、吏部、礼部联席会议提出的“算学取士”，同意在科举取士时增设“算学”一科，这已经是清廷对科举内容最大的一次改革举措。

洋务运动

1、戊戌变法对科举的改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割地赔款，签下有史以来最耻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已经让清廷走到了灭亡的边缘，有识之士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纷纷“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

找来找去，大家把改革的焦点聚集到千百年来的“科举取士”上，认为“救时必自改革科举始”，改革科举，鼓励实用，成为人们的一致认同，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最为激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发布诏书，下令改革科举取士，公开指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已经弊病丛生，必须改革，提倡“博采西学，洋为中用”，并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作为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和人才的基地，以创办新学堂取代旧的教育体制。

但这次诏书没有提出“是否废除科举、如何改革科举”的具体措施，康有为等人多次向光绪帝进言上书，认为“八股取士”为害太深，是导致中国近代衰败的根本原因，必须坚决废除：

“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取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在维新派的激烈主张和大力推动下，光绪帝终于决心改革科举。在戊戌变法不到一个月内，相继发布八条有关改革科举的谕令，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二是开设经济特科。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

“经济”特科，由“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项组成，考试内容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理工、军事、外交等知识，比起“算学”一科，无疑又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反攻，“戊戌变法”仅维持不到百日便归于失败，一切新政几乎全被废除，清廷宣布恢复科举考试旧制，科举改革再度陷入停滞，彻底无可救药。

2、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北京，清廷到了崩溃边缘。

“痛定思痛”的慈禧太后为收拾人心，不得不实施所谓“新政”，其中包括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清廷重拾“戊戌变法”的一些措施，进行“变通式”的改革，但很快遭到新的反对。

清朝统治者的觉悟未免太晚了一些。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对科举的不满已经不仅限于“八股”的考试内容，而是针对这项制度本身，它的形式、内容、程序、制度……等等一切与科举有关的，都成为众矢之的，改革以至废除科举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年间的科举赐第诏书

一开始，废除科举的主张还不那么激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清廷部分要员和封疆大吏先后上书提出“逐步停废科举”，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吏部尚书等都建议将：科学和新式学堂合二为一、逐步减少科举名额、逐渐废除科举制度。

这一次，尽管仍有保守派反对，但废除科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

逐步废除科举的主张有它科学的一面，因为全天下有太多读书人用功苦读多少年，半辈子浸淫在科场，始终怀抱科举中第的梦想。一旦突然中止科举取士，又缺乏有效的承接措施，这些人将彻底失去入仕为官的机会，造成人心摇动，社会不稳，所以“逐步废除、稳步过渡”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形势迫人，人们等不及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上奏，改变之前“逐渐减少科举名额，实行过渡之法”的主张，请求“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不破不立，不废不举。

面对封疆大吏的强烈呼声，朝廷终于不再坚持，也无力坚持。

1905年9月2日，内阁同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

“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条上谕宣布，沿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清廷开办的新式学堂

结语

回顾清朝改革和废除科举的整个过程，朝野上下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弊端早有深层次认识，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过一些改革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绝不是一时兴起，一日之功，而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1、康、雍、乾年间，虽有改革八股之议，但声音不大，很快停息；

2、鸦片战争以后，改革科举的方向是增加考试科目，接纳西学和实学，但收效甚微；

3、甲午战争以后，改革科举的方向是全面改革科目、内容和方式，兼容中西，但步履蹒跚；

4、八国联军侵华后，对科举制度的主流意见，已从“改革”变为“废除”，最终付诸实施。

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定程度打疼了清朝统治者，让他们开始正视科举制度的弊端，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探索改革。伴随科举改革的，是清政府一系列的“改革变法”，从“同治新政”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

科举制度走过了相似的改革轨迹，但终因统治者思想的僵化、政治制度的落后，无法接纳对科举制度的深层次改革，而导致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当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满足国家选拔培养人才需要、挽救危难时局，甚至成为束缚思想、制约进步的障碍，而统治者又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改革时，科举制度只能走向消亡。科举制度改革和废除的轨迹，折射出整个清朝不可避免的衰亡之路，于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不到六年后，清朝迎来了覆亡的命运。

光绪年间的进士登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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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光绪朝东华录》、清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