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概念比较抽象,其内涵丰富,有人文意义。包括某一地区或范围内人类生活要素的衣服、食物、生活、行、仪式、供品、门、音乐等方方面面。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是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莎士比亚)。
91.1中华传统文化“八德”
教育狭义上指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广义上指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良好的教育是对人类群族内在精神及其外在形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的总和。
自古文教不分家,文化是精神之本,教育是传承之道。
※ 文化篇
周人的文化形成很早,在周原建国时就形成了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保有自身固有农耕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西北羌文化,同时也受中原商文化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混合体。
91.2周人发祥地-岐山周原周文华景区宣传图
周文化和商文化在较长时间内是并存关系,但周人的军事、政治、文化影响力远不如商人大,人口也比商人少很多。所以在武王克商后,周选择了继承和顺延商文化,但没有放弃周文化的发展。
待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后,周国的综合实力极大提升,成为天下共主,周公旦"制礼作乐"就成为周朝吸纳消化商文化,重新发展周文化的重要政治举措。
91.3周公制礼作乐奠定西周和中华礼乐文化
周公在夏商礼乐的基础上,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体系,后经孔孟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
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91.4锦绣中华,礼仪之邦
礼乐文化,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乐制度在周代,得到非常完善的发展。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
91.5礼乐制为西周各项政治制度服务
西周礼乐相关的具体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干戚乐舞,主要载于"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根据"三礼"的记载,西周礼仪是一套繁复而严谨的等级制度,如规范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规范祭祀的察礼,饮食宴客的飨礼、燕礼,规范君臣上下之制的觐礼、朝礼以及军队的出征礼仪--军礼等。
这些礼仪规范的目的在于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效果则是使西周贵族生活在严密、高贵的等级规范里,与散漫、粗鄙的平民和奴隶形成鲜明的对比。
91.6三礼-周礼、礼记、仪礼
这里要强调一下,《三礼》虽然是记录中国先秦礼仪、礼法的重要典籍(主要是周代),但其成书时间多在汉代。
《周礼》又名《周官》,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西汉,为礼学家戴圣所编。
《仪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
三礼均是儒家经典,所以具有很强的儒家色彩,不少内容是经过儒家整理规范化的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先秦时的礼仪全貌,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可信的。
91.7《尚书》中有大量记录西周时期的文献
另有部分西周文献保留至今,可以从中略窥西周社会文化的原貌。因年代久远,西周时期的文献能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
如《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多出自周武王到周穆王时期,其中以成王时占大多数(成康盛世)。这十几篇文献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
91.8《逸周书》等是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补充史料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
《诗经》具有重大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91.9《诗经》的史料价值不逊于文学价值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从字面上就可看出其哲学意味。
这些文献、典籍和礼乐制度共同构成了周文化的主体,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可谓功不可没。
91.10儒家道家的共同的哲学经典《易经》
※ 教育篇
《礼记·文王世子》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译文:夏商周三代的国君在教育世子时,一定要用礼乐。乐,可以陶冶精神;礼,可以美化外表。礼乐互相渗透于心,表现于外,其结果就能使世子顺利成长,养成外在恭敬内在温文尔雅的气质。
91.11姜尚教授辅佐文王世子武王图
可见早在夏商周时期贵族们就极为重视继承者们的教育工作。随着贵族繁衍生息,贵族人口不断增多壮大,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西周之前,中国教育完全集中于贵族之间,属于官学性质。
91.12关于痒序制度研究的书籍
相传夏代的教育机构为庠、序。"庠"兼有奉养、教育和粮仓的作用。"序"是进行射箭训练的场所,可看作是武士学校。到了商朝,贵族教育有了很大发展,除了庠、序之外,还有兼教音乐的"瞽宗"和专门进行教学的"学"。
商人的"学"有大学和小学之分,教育内容以礼乐和射技为主。周承接了夏、商两代的文明,又有较大的发展,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故西周一代,文化发达,礼乐昌明,贵族教育也有了更大发展。
91.13关于瞽宗的古代记述
西周的学校以地域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是中央官学,乡学为地方官学。以学习阶段分为大学和小学,其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上古时的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即束发"成童"后入大学。"
91.14古代贵族成人之前也需学习并做童子打扮
《礼记·内则》则把贵族子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六至八岁在家中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及干支纪日等方法;九岁外出就学,即入小学,学习写字、音乐等;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礼乐;二十岁举行成人仪式--冠礼,之后开始学习礼仪。
这些记述具体数目虽有出入,但基本是幼年入小学,成童入大学。西周的小学建在都城的宫内,而大学建在都城郊外,辟雍和泮宫分别是天子和诸侯所读的大学场所。
91.15辟雍和泮宫-古代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学府
"辟雍"的形制特征是四周环绕着水池,中间为圆形的高地,上面建有厅堂式的草屋。四面环绕的水池称为"辟",中间的高地称为"雍"。辟雍也叫"明堂",兼作天子祭祀和接见诸侯、处理政事的地方。"泮宫"的形制与辟雍相似,但是级别低于辟雍,西、南面为水,东、北面则为墙。
91.16西周明堂模型
辟雍和泮宫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还是贵族成员举行集体行礼、集会、聚餐以及练武的场所。西周的地方官学--庠、序,是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举行的地方,所以大学的辟雍和泮宫也是天子和诸侯协同贵族举行乡饮酒礼和射礼的场所。
在上古时候,乡饮酒礼和射礼一般是连在一起举行的,《仪礼·射义》说:"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目的在于"尚齿"和"养老",射礼的目的在于"尚功"和"练武",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同是为了尊尊、亲亲,加强贵族的团结力和战斗力。
91.17古代乡饮酒礼图
西周的大学教育内容是以礼、乐、射、御为主(书、数是小学的主要内容)。"礼乐相须为用",所以大学学习礼也学习乐;射箭、驾车是用于战场的必要技能,所以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并且在学校举行的射礼,并非单纯是学习和训练骑射技术,同时还是天子考察和选择军事人才的有效方式。
各地的诸侯国每年都要从地方挑选优秀的"士"贡给天子,而天子就在大学的射宫测试他们的技能,按照才能的高低授予他们爵位和官职。
91.18古代射礼雕刻拓本
一般而言,大学的学习时间为七至九年,每两年考核一次。七年考核合格后称之为"小成";九年考核合格后称之为"大成",达到大成之后,才有资格获取官吏职位。这比现代的公务员培养体系还要严格。
西周一代的教育,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是由国家负责的,所以有"学在官府"的说法。
负责教育的教师由国家官吏担任,在大学,由大乐正掌管,下面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太傅、少傅、师氏、师保等;在乡学,由大司徒主管,下面有乡师、乡大夫、党正等。
91.19乡学和私塾构成了中国古代基层教育体系
西周的贵族教育已相当完备,其教学形式和内容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进而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正统教育的基础。
西周时期另一项重大的文教举措是文字改革,周宣王时曾命太史籀作大篆《史籀》十五篇,作为太史教授史学童的课本教材。《史籀篇》中的文字又被称为籀文、籀篆,到汉光武帝时已失传六篇。经过考证,《陈仓石鼓文》是现今仅存的、最近似于《史籀篇》的文字。
91.20胡毋敬《博学篇》书法欣赏(史籀大篆)
籀篆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文字主要应用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禁锢,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文字,是中国文教史上重要的历史标志。
中国从此进入用竹简木牍和毛笔记录历史的时期(竹简木牍的使用可能上溯至甲骨文出现的时候,因为商代即有"典册"之说,但竹木易腐,至今还未找到商代竹简木牍),使历史记录更加丰富、准确,也极大促进了中华文教事业的发展。
91.21李斯小篆作品《峄山碑》局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决定统一各国文字为小篆,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大篆《史籀》。
其后隶书(西汉)、草书(西汉,由隶书演化而来)、楷书(西汉,由隶书演化而来)、行书(汉末,在楷、隶、篆基础上的草写或简化)相继出现,奠定了中国书体主要类型,也以文字的形式继承和传承了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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