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年宋朝专题之宋代军人图鉴：浩浩荡荡百万军，不务正业实无奈

宋代军人是中国历代军人中最特殊的群体。从军事上看，他们和其他时代的军人一样有严格的选拔和审查标准，在军事科学技术的辅助下有强大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他们还前所未有地深度参与了城市的综合管理，而且正是因为数十万的禁军及其家属才有了北宋东京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但是，自宋代开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国策，让宋代军人长期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压制，在国家大事上失去了核心话语权，无奈中选择了在市井繁华中自甘堕落，醉生梦死，最终断送了大宋的江山。

“选兵”堪比“选美”：军人的颜值巅峰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来一场军队颜值的pk，那么毫无疑问会是宋代的士兵傲视群雄，因为宋代自立国之初就将军人的身材作为军人选拔的重要依据。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自挑选出军中的一些士兵，称为“兵样”，然后把他们派到各地，以他们为标准招募士兵。后来，改成用木棒去测量士兵身高，称为“等杖制度”。根据士兵不同身高分等定级，然后分配到对应的部队中。北宋的禁军分为上、中、下三军，“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四军为上军，统称“上四军”，等级最高，等杖标准也最高，俸钱也最多。等杖标准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宋真宗祥符年间（1008年-1016年）“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为五等”，也就是将身高1.7米到1.8米分为五个等级。

南宋镇墓武士浮雕

好的身材意味着好的体魄，这是基本逻辑，但具体到分配时还会有更多的要求。以弓箭手为例，宋仁宗年间，龙卫、神卫殿前指挥使要求弓射一石五斗，即88.8千克的臂力；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等要求一石四斗；东西班殿直，捧日、员僚直、天武、龙卫、神卫诸班直等一石三斗；员僚、龙御、骑御马直要求一石二斗。我们所熟知的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能轻松拉开187.5千克的弓。

《事林广记》中记载的“步射总法”

没有达到禁军标准的士兵被分配到厢军服杂役，比如“壮城军”负责修筑城池，“作院军”负责制造武器，“桥道军”负责修路造桥，“船坊军”负责修造船只，“装发军”负责后勤运输，“河清军”负责河道治理等。但也有从厢军中选拔禁军的例子，如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诸路募厢军及五尺七寸已上（1.77米以上）者，部送阙下，试补禁卫”。即便是禁军，如果表现不好的话也有可能被降为厢军，据《嘉泰会稽志》记载，“禁军有退惰者，降为厢军，谓之落厢”，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宋神宗时规定，开封府和京东、京西路禁兵“马军教习不成，退充步军，又不成，退充厢军”。

千里漕运，十里连营：禁军塑造的都城

北宋初年，宋太祖借鉴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将天下的军队都聚集到国都东京。根据《宋史·兵志》中的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5年）禁军人数为19.3万人，宋太宗至道年间（995年-997年）为35.8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年-1021年）为43.2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达到顶峰82.6万人。由于军队冗员过多，在此之后有所裁减，维持在60万左右的规模。禁军除了拱卫京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戍守边郡。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所采用的“更戍法”，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每三年定期轮换。与此同时，朝廷还将所有禁军家眷留在京师，严防在外禁军反叛，即便对于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不例外。王巩《随手杂录》中记载，大将潘美每次带兵外出，“留妻子，止携数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与子归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既己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讬（通‘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只要是当了兵，家属也要跟着一起住进军营，因此禁军及其家属占了东京城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王曾瑜在《宋代兵制初探》推断，宋仁宗时期的禁军总数大约有十七八万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其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即带家属的禁军耗费相当于三个单身士兵，再结合宋代官方按照小孩和大人1:2的配给比例，东京城禁军及军属总数大约有七十万人。《文献通考》中记载军人家属“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也就是说如此数量庞大的人群并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完全依赖朝廷的供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人日支一升，小儿半升”推断，七十万人口每年大约需要消耗四百万石的粮食。但是据《宋会要》记载，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直到宋徽宗崇宁年间仍未恢复，所以拥有发达的运河水系的汴梁成为宋朝统治者最终的选择。

北宋东京城运河水系

东京城的运河水系由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组成，除金水河主要用于城市水源外，其余的三条运河都兼有漕运功能，其中五丈河通齐鲁，蔡河通陈、颍、许、蔡、光、寿等州，而最为重要的汴河则通江浙之地。《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重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除少数年份外，北宋的年漕运量都维持在六百万石，其中四百万石供给禁军及其家属，另外的两百万石则供给东京城里的厢军、工匠，以及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与直接由商人经营的粮食一起供应给东京城的普通百姓。除了粮食，其他重要的物资也都通过运河经济、便捷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

除了粮食，数十万人口的居住也是一大问题，但幸运的是后周世宗留给大宋的是一座崭新的城市。根据《五代会要·城郭》的记载，后周世宗时期“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其标识内，候官中擎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对唐代汴州城进行了大规模规划新建，后来直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东京城始终都没有增修扩建。根据《宋会要》中的记载，“宋朝置禁旅于京师，处则谨守卫，出则捍境，故择诸爽垲（排水良好的高地），列屯相望”，在城中地势较高的地方，军营连成一片。宋太宗统一全国后，南唐、吴越和北汉的降兵和从地方选拔上来的士兵纷纷调入东京城，禁军数量急剧增加，内、外城没有地方了，便将一些军营设在了城外。

治安消防，纠察防疫：禁军守卫的都城

为了管理上百万万人口，特别是其中禁军及其家属占据了绝大部分，宋初的统治者设立了城市综合管理机构——“厢”，并由禁军中的武官主管厢务。“厢”始于五代时期，各个政权的军队在城市中驻扎时以“厢”为单位，形成了不同的防区，后来宋承五代之制，以“厢”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并形成了“厢—坊”二级城市管理结构。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诏改京城内外坊名，旧城（即内城）内，左第一厢二十坊，第二厢十六坊，右第一厢八坊，第二厢二坊；新城（即外城）内，城东厢九坊，城西厢二十六坊，城南厢二十坊，城北厢二十坊”。后来，由于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在新城之外又设立了京东三厢、京西三厢、京北二厢和京南厢。

北宋东京城厢的分布

除东京外，全国的主要城市如并州、钱塘、温州都设有厢，南宋之后，设厢城市更多。厢作为城市的综合管理机构，只有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才进行设立。需要注意的是，厢是由禁军管理的，与厢军并没有直接关系。

宋代全国设有厢的城市分布

“厢”承担了多种社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城市内的治安和消防，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元丰五年二月，“开府言左右厢收留罪人数多，狴牢窄隘”。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救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都巡检是厢巡检的上级，火灾发生后必须等都巡检抵达现场下达命令才能开始救火，以至于贻误了最佳救援时间，所以后来规定厢巡检可以择机先行扑救。在东京城，每个厢会有许多派出机构——军巡铺。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毎坊巷三百歩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収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官百馀人”。除此之外，厢官还负责发放社会救济、防治公共疫情、协助水利治理、维持科考秩序、纠察假冒伪劣商品、调查户籍人口等公共事务。

为了处理如此庞杂的公共事务，每厢除了禁军士兵外，还设有所由、厢典、街子、行官、书手等文职职位。“所由”负责房契、税契等票据，以及过往商客的官防事宜；“厢典”负责与诉讼有关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和解释；“街子”负责维护街道秩序，丈量地界；“行官”负责监督各行各业的商铺；“书手”负责处理一些杂务。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文官事务，武官处理起来并不擅长，所以天禧四年（1020年），朝廷开始由推、判官（推官处理讼狱之事，判官掌管文书事务）分掌左右军厢，加强了文职官员对厢务的管理。

神弓床弩，科技强兵：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在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武经总要》里，首次出现了“火药”的记载，说明宋代进入了冷热兵器共用的时代。但是当时的热兵器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杀伤力方面还未能与冷兵器抗衡，因此冷兵器依然是宋代战场上的主角，而且可以说是冷兵器最后的巅峰时代。

宋代的兵器生产主要通过官府的作坊进行。北宋的兵器作坊按照供应对象的不同分为内廷和外廷两个系统。内廷如斩马刀局、鞍子所、御前生活所等，所用工匠都是从外廷作坊选调的高手，所造兵器除了供应宫廷和赏赐臣僚，还作为法定的兵器式样下发给外廷。外廷则主要承担了在京和诸路驻军的兵器制造任务，其中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帜、油衣、藤漆、什器之物”，东西广备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弓弩院“掌造弓弩、甲胄、器械、旗、剑、御镫之名物”，弓弩造箭院“掌造长箭、弩箭”。在北宋前期的时候，东西作坊有兵校、工匠7931人，北宋中叶之后有所减少，维持在五千人左右的规模，万全作坊则有近四千人，弓弩院和弓弩造箭院也有一千余人的规模。

由于一直没有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朝失去了北方上好的马场，所以在战斗中骑兵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辽军相抗衡。对于机动性极强的骑兵而言，弓弩手是对其进行压制的最佳手段。凭借着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和技术进步，宋弩相较于唐弩性能上有了极大的提升，不光是装填速度大大提高，距敌五尺之外（1.5米）仍能发射，而且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多人弩，极大地拓展了弩的射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神臂弓和床子弩。

神臂弓发明于神宗朝，根据《宋史》中的记载，当宋神宗看到它能“射二百四十余步（注：1步=1.536米），入榆木半竿”，即距离370多米远便能射入非常坚硬的榆木，当时就“阅而善之”，从此“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玉海》中也有记载，宋徽宗称赞它“射远攻坚，所向无前”。自问世以来，神臂弓就立下了赫赫战功。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攻东京城，当时的兵部侍郎李纲就是靠神臂弓和床子弩带领广大军民挡住了金兵的进犯。就连金军大将金兀术也十分忌惮神臂弓的威力。也正因如此，宋军对这件神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步军弩手第一等”才有资格“兼习神臂弓”；而且神臂弓的毁损丢失是要受到流放等重罚的。

床子弩之一，“以七十人张，发一枪三剑箭头，射及三百步”

床子弩是宋军的另一大杀器，与神臂弩只需一人操作不同，操控床子弩往往需要几个人来配合。《武经总要》中一共记载了七种床子弩，最多的甚至需要70个人同时操作，所以宋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评价道：“斗子、床子等弩，虽最强，然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也。”通常大型的床子弩用于守城，当东京保卫战打响的时候，金兵攻城时，三弓（床子）弩“一发而贯三人”；小型的床子弩也随军出征，比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宋太宗设计的平戎万全阵法，就记载有“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六人掌床子弩二”，只需要三人操作。

花天酒地，腐败成风：军人断送的北宋

宋朝超过一亿的人口红利让国家并不缺乏拥有强悍体魄的士兵和指挥才能的将才，也不缺乏新型的军事科技发明。但是，自宋太祖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直接导致武将群体受到来自文臣的压制，重要的军队指挥大权落入了文臣甚至宦官之手。宋代的皇帝更希望有才干的武将能把心思放在享乐上，于是便无法避免地造成了军队自上而下的腐败。

在朝廷的默许下，宋代武将过着地主一般的生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曾劝石守信等开国将领：“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于是此后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钜万”。上官融在《友会谈丛》中谈到另一位开国功勋米信，慨叹其“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缗”。到了南宋初年，根据《宋代要录》和《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武将张俊“（年）收租米六十万石”，相当于当时最富庶的绍兴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在张俊去世后，他的子孙将淮东路真州和盱眙的田产捐赠朝廷，一共有三万七千多亩。作为主战派一员的韩世忠也是“蒙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收数万石”。

除了坐地收租之外，宋代武将还经营酒坊等商业活动，甚至利用役使麾下的兵士干私活。比如《赵清献公集》中就记载了宋神宗时期，陕西禁兵“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另外，武将还通过虚报名额吃空饷。据《宋会要》中的记载，“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自澶渊之盟后的宋辽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禁军的数量却不降反增，同时也解释了北宋末年，当金兵围攻东京城时，号称有二十万驻守的东京禁军实际数量却只有三万人。这种“虚券”、“诡名”所带来的军费支出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负担，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宰相富弼不禁慨叹：“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军巡铺中准备押送酒水回军营的禁军士兵

虽然宋代的高级将领拥有优厚的军俸，而且可以兼并土地、经营别业，但是绝大部分的底层士兵的军俸只能维持全家甚至是自己的温饱。据《乐全集》中的记载，“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安得不冻饥？”因此，底层军士为了生存也做起了小买卖。宋人苏舜钦曾描写道：“出入无时，终日嬉游尘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苏学士文集》）有些因为兼营他业赚了钱，便花钱雇人去代替自己服军役，欧阳修在《原弊》中就指出了这一现象：“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可想而知当时的军纪废弛到何种程度，于是便有了《清明上河图》上没有士兵把守的望火楼和城门，三个赤身露体的禁军士兵却出现在孙记正店旁军巡铺一堆酒桶后，他们应该是刚喝完酒，正准备将这些酒运回军营。

成也军人，败也军人

宋代“重文抑武”的立国之策成就了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也解除了自唐朝以来军人对朝廷的实际威胁。北宋初年的更戍制聚四方之兵于首都东京，这些军人及其家属构成了东京城发展的人口基础。为了供给数量庞大的人口，全国各地的物资通过运河系统汇集到东京，成就了东京商品经济的繁荣。为了管理数十万人口的城市，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制度也被建立起来。

但是，失去了话语权的军人，无法在战场上扬名立万，便沉沦于市井的浮华。军队内部的腐败触目惊心，大多数高级将领借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朝廷的政策优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广大的底层军士要么沦为供高级武将役使的苦力，要么混迹于市井，军队上下每天为了挣钱而忙碌，唯独军事训练不是正事。

从表面上看，百万禁军可谓威武雄壮之师，但实际战斗力却被严重削弱。宋代的皇帝对此心知肚明，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获得对外军事上的胜利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对方主动议和，并通过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纳贡来维系和平。长此以往，在最后的生死存亡之际，军士们纵使有心杀敌，却早已无力回天，无法捍卫大宋的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