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在传统研究和世界认知中,两宋一直被扣上“贫弱”的帽子,这与史实严重不符。

笔者翻阅吕思勉、钱穆、张荫麟等人的著作,发现其对宋史的评述,也大落窠臼。相反,海外宋史研究却突飞猛进,大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重新定义了宋史。

笔者闲暇之余,结合平生阅览和思考,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今天分享给大家。

正文

古代中国,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有6个,汉朝、西晋、隋朝、唐朝、宋朝、明朝。

在很多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眼中,我们民族历史的骄傲似乎只存在于雄汉盛唐和大明,宋朝一直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

▲北宋疆域图

而实际上,汉民族政权超过三百年的就只有两汉和两宋,宋朝是被绝对低估的。美国很多高校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海外汉学家也对两宋极力推崇。

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对民族历史的评价和海外会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立,是因为海外以文明史观来审视,而国人以王朝气象来评判。

国人鄙夷、海外盛赞的两宋,究竟先进在哪儿呢?

两宋国家体制

01

文官治国

中国古代自秦汉至五代十国,武将干政、乱政乃至引发战乱、分裂国家一直史不绝书,其根源就在于未能实现军队国家化,军权掌握在武将军阀、政治派系手中。

东汉时,大将军梁冀把持朝政、废立皇帝;汉末,曹操军政大权独揽,从汉室护陵人发展成掘墓人。

曹魏司马懿发动军事政变,孙吴有诸葛恪独断专权,季汉诸葛亮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朝廷都不能节制。

东晋王敦、桓温、刘裕,其后南朝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作乱为祸乃至篡权夺位;南朝,侯景之乱;唐初,拥有军权的秦王发动玄武门政变;唐玄宗时,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唐后期,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到了五代,武将自立皇帝、左右朝局,军人干政发展到顶峰。

结束这种乱象的,就是北宋。建国第二年,公元961年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军队国家化。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事件和“以文制武”策略,将兵权收归中央,以文官压制武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剥离,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央政府上千年的难题,有利于国家、社会稳定,为后世王朝继承。

文官治国、军队国家化,延续至今仍是全球主流国家遵从的治国原则。与之对立的就是军人掌权的军政府,比如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政府和非洲诸多军政府,就是军人直接干政,最后把国家和民族带入深渊。

02

“重文轻武”污名

宋朝汲取前代教训,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这是符合现代国家治理原则的。

具体来说,决策层面:国家对外是战是和,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军官、军队;地位方面:武将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

这就是常人眼中的“重文轻武”——一项全球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坚决执行的制度。

那它有什么不对吗?

至于说宋朝盛行柔靡之风,中国人丢失了尚武精神,明显是栽赃。

柔靡之风盛行北宋文坛不假,而这恰是国家繁荣、经济发达、生活优越的表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王翰·《凉州词》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宋·朱敦儒·《西江月》

唐人的雄壮,与宋人的闲逸,哪种生活更让人日常向往呢?

至于国人尚武精神遗失,责不在宋朝,《水浒传》中民间尚武之风盛行,连宋江那种刀笔小吏都能耍两套刀枪,出门还能随身携带兵器。

真正让国人变得怯弱的,是元朝的血腥镇压和高压政策,比如四个家庭才能共用一把菜刀,惧民、防民手段千古罕见。加之后来的明清,不仅延续了这一传统,又以“文字狱”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民族精神惨遭阉割,尚武精神也终于断送了。

03

打破阶级固化

在宋朝之前,中国处于一个阶级长期固化、平民翻身无望的噩梦时代。

秦之前,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制。

两汉,官员的选举任用绝大多数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大多数情况就是豪门大族相互推荐,征辟的前提是有高官贵戚赏识,征辟的公正性和几率都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朝廷选拔人才的权力就完全到了世家大族的手中。

开启科举选才新篇章的隋唐,录取规模很小(唐朝科举一次录取只有20人左右),阅卷品评有制度缺陷,社会晋升之路依然被世家大族垄断。

有唐一代,世家大族在朝廷中的势力之显赫并不逊于魏晋南北朝。据笔者统计,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崔氏、韦氏、卢氏、郑氏、李氏、王氏六大家族共出了102位宰相,其中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27位,京兆韦氏19位,河东裴氏18位。

宋代科举的进步,一是扩大录取名额,一般都有二三百人,最多有五六百人,是唐朝的十倍、二十倍之多;二是推行糊名法和誊录法,阅卷的考官看不到考生的个人信息和笔迹,无法徇私舞弊。

《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一书中,作者对南宋宝佑四年《登科录》的统计显示,样本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417名,官宦子弟出身的只有184名,这种结构充分说明宋代科举打通了社会晋升通道。

读书人社会阶层晋升通道的畅通,在诗歌方面也有明显反映。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唐·李白·《古风·十五》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神童诗》

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慨、无奈,李白、孟浩然、陈子昂、李商隐的诗歌多有印证,李白那样的天才想要仕途进步尚且还要托玉真公主的门路,何况更多的普通人。唐末的黄巢起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不公正引发的政治灾难。

在官职上,唐代文人的地位就更无法与宋朝相比。

唐代著名诗人中,官位最高、爵禄最厚的是高适,官爵分别是节度使、渤海县侯。论管辖范围,略小于明清的巡抚,而实际职权大于巡抚,充其量也就是从二品。宋代文人中,位居宰相、枢密使、尚书等高官的,就数不胜数了。实现阶层飞跃的典型如吕蒙正、范仲淹,身份卑微、家境贫寒,却通过科举逆袭成为宰执大臣。

04

司法空前公正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相对最公正的时代,是两宋时代。

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一是独立审判,二是珍惜人命。

《水浒传》中,林冲被陷害持刀闯入白虎节堂刺杀太尉,但到了开封府审判,太尉面对审判结果也不能干预,后来林冲身为阶下囚,堂堂太尉居然不能动用权力指使沧州地方司法系统迫害林冲,而是从太尉府派人,俨然有司法独立的气象。

再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杀人罪,但州官酌情量刑,只是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

宋朝对个人生命权的尊重和珍惜,在历来腥风血雨的官场也有体现,北宋朋党之争激烈,但极少有直接死于冤狱中的,最惨不过发配海南岛、罢官、剥夺名誉。

而自两汉、魏晋、隋唐、明清,死于司法制度黑暗和缺陷的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不可胜计,仅明初四大案牵连被杀的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及其家属就达十几万人。

两宋经济科技

01

经济巅峰

两宋经济发达,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巅峰。

各种手工业制造如制茶、瓷器、丝绸、白酒,服务业如金融、出版、对外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高度。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街景

商业极度繁荣,商品消费崛起,城镇商业活跃(1077年,530个市镇的商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9%),城市化率空前提高(北宋城市化率达到20.1%,而1800年的欧洲才13%)

从历代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对比上看,宋朝也是一枝独秀。

唐天宝年间,帝国最鼎盛时期,中央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

1077年,北宋财政收入约7229万贯—1.08亿贯;

1578年,经张居正改革后,明朝财政收入1854万两(贯);

1893年,引进现代工业三十多年后,清朝财政收入8900万两(贯)。

而北宋的国土面积是历代汉民族政权中最小的。

02

科技发达

台湾科技史学家指出,两宋的一流科学家占了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38%。

具体表现上,官僚队伍中出现了沈括那样的科学家;宋代理学“格物致知”的追求在科学领域非常贴近现代理科对自然本质无限探索的精神;朝廷对科技发明相当包容,还有物质奖励。

科技的发达也应用于军事,突火枪、火炮(近似手榴弹)、引火球(近似燃烧瓶)、猛火油柜(近似火焰喷射器)、床子弩(古代最强的机械弩,射程1500米)、车船(自行车原理作用的脚踏轮桨)、铁甲船都在宋朝出现,这是宋军得以抵抗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生存三百年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家政权稳固

01

皇位继承有序

古代中国皇位传承问题,处理最好的是宋代。

西汉有吕后当国、窦太后垂帘、霍光废帝,东汉明帝以后就一团糟;

西晋八王之乱,北国沦陷;

唐朝,玄武门政变、武周篡政;

明朝,靖难之役、夺门之变。

只有宋朝,除了“烛影斧声”传闻,皇位传承从没有发生皇族血腥内斗事件。

这从王朝在位皇帝的数量也能看出端倪:

02

政府运行平稳

宋朝是历史上少有皇族、宦官、后宫、外戚、军阀、大臣干政的朝代。

两汉的外戚、后宫干政尤为严重,从建国初的吕氏到亡国时的王氏,外戚干政几乎伴随着西汉;皇族内部也不安宁,七国之乱、梁王争储;即便是汉武帝,也当了六年摆设,其后田蚡干政;

东汉则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相互残杀,明帝以后,皇帝就成了这两派中间的玩物。

唐朝是国家权力系统运行最不稳定的朝代,皇族、宦官、后宫、外戚、军阀、大臣干政,史上罕见的六毒俱全的朝代。

唐朝在代宗之前,六位皇帝的继位都伴随着屠杀、阴谋、宫斗;后期宦官专权,被杀的皇帝就有3个;外戚武承嗣、武三思、杨国忠专权,尤其杨国忠激发了葬送唐朝国运的安史之乱;后期藩镇割据,造成的战乱、动荡持续到北宋建国。

明朝也是皇族、宦官、大臣干政严重的王朝,皇族阴谋夺位在王朝前期频频出现;明朝宦官“人才辈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个个都是业界高人;明朝党争也十分激烈,洪武朝淮西党和浙东党、胡惟庸党,嘉靖朝严嵩党与士林,明末阉党和东林党,朋党之争严重消耗了明朝国力。

而这些问题,宋朝除了南宋贾似道祸国之外,其他极少出现。即便是北宋有激烈的党争,但主要是路线、政策之争,不像明朝党争一样,纯粹是权力斗争、意气之争,迫害人才致死,造成重大政策失误。

03

文明王朝

宋朝是古代中国唯一没有发生全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

西汉末年有绿林赤眉起义;

东汉末年有黄巾起义;

隋朝有隋末农民大起义;

唐朝有王仙芝、黄巢起义;

明朝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

宋朝也有农民起义,不过规模很小,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义,不到两年被平定;宋江起义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浙江方腊起义半年被扑灭;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延续六年,被岳飞平定。

什么是政治?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生活在汉、隋、唐、明的老百姓,选择了武装起义抛弃自己的政府,而宋朝百姓没有,孰优孰劣,当事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宋朝能够赢得百姓拥护,除了制度上的成熟和社会稳定,离不开社会福利制度和救济制度。

宋朝是最早建立官方贫民救济制度的朝代(之前主要是靠寺院),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施行“惠养乞丐法”,自十月入冬后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每人每天“给米豆各一升,小儿减半”,社会贫困线的标准是:田产20亩以下、资产50贯以下。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又颁布“居养法”,既由国家赡养没有住所的贫民、孤寡老人。

宋朝对救灾很上心,比如苏东坡在颍州、扬州、杭州等地为官时,因救灾、民生问题就曾多次恳求免除税负、增加财政救济。

宋朝另一个救济措施就是“招兵代赈”,任何地方一旦发生灾荒,除了救济,就是去当地招兵,跟罗斯福新政中“以工代赈”如出一辙,实际上也有小规模的以修农田水利、防洪设施为名的“以工代赈”。

这实际上就是采取增加社会就业的措施,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

其他民生福利,诸如设立“慈幼局”由政府收养弃婴,贫民生育救济,政府义诊、施药、开办福利医院,教育廉价(宋朝底层人日工资100文,学费每日一两文),太学免费并发放补助等等,都体现了王朝的文明和先进。

据《剑桥中国经济史》著名汉学家郝若贝研究统计,1093年,北宋朝廷支出中,救灾、国家补贴、军饷、灾荒救济占到总支出的36.8%,还有42.1%的不明支出项也包含了一些民生福利项目。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水浒传》中即使是那个懦弱、无用的武大郎,也能在县城过得有滋有味。

这样的社会,谁还会去造反呢?

对外方略问题

01

宋朝外患

中国古代王朝,到了北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与汉唐、明是全然不同的。

匈奴的强盛时期,是冒顿单于在位时期,即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说从汉文帝六年起,匈奴已经过了最强盛时期。

唐朝的大敌突厥,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就已经分裂成了东西突厥,到唐太宗时期,东突厥内部不和,实力大不如前。

明朝的边疆威胁,是没落的北元,即便如此,明朝为了解决边患问题,不得已迁都,明英宗时更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明蒙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04年,也没能消灭对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匈奴、突厥、北元(1368年之后的蒙古),都是没有完成封建化的游牧部落民族,无论是制度还是文明都很落后,处于军事部落联盟阶段,所以匈奴首领称单于,突厥首领称可汗,蒙古首领称大汗,而宋的对手辽、金、党项都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非部落,它们的首领叫皇帝。

从政权组织结构来看,匈奴、突厥、北元,单于(可汗、大汗)跟下辖的部落首领之间,不是强有力的统属关系,更近似于合作伙伴,只是单于们的威望、人气更高或者血统更纯正,它们要发动战争需要跟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协商,而不是直接签发命令,故而它们的战争动员、组织能力并不像中原王朝和辽金西夏一样。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匈奴、突厥、北元,都是不会修筑城郭的,都是住在帐篷里,没有首都,所谓王庭,就是几千顶帐篷而已,这也决定了它们的抗自然灾害能力和守备能力极差。

它们的落后,有很多事实论证。

汉武帝朝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打赢,在于匈奴不会修建城池,所以汉军千里远征不用带攻城器械,也从不打持久战,汉匈战争决定汉军能否胜利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匈奴军队(明初冯胜、蓝玉北征蒙元也是如此),况且匈奴人连铸铁技术都不会,箭头是鱼骨做的,杀伤力极其有限,军队没有铠甲,防御能力也很弱。

唐朝攻打东突厥,由于没有强大的王权,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既内部不稳,能够发动的兵力有限,同时又遇到大风暴,雪积数尺,淹没帐篷,人缺食物、马缺草料,部落遭到毁灭性打击,才被李靖三千人轻易击败。

而两宋的对手,契丹、女真、党项,都是高度封建化的王朝,它们建立了跟中原一样的帝国制度,创立中央集权政府,修筑城池,已经不再是部落,而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并且学会了冶铁,军事力量大为强化,同时经济水平也在大幅追赶中原王朝,整体实力相比匈奴、突厥有了指数级提升。

因此,可以说北宋之前的北方少数民族,跟两宋时期的少数民族,完全是两个概念,有天壤之别。

所以,即便有汉武帝反击匈奴,唐朝对北方、西方的远征,明朝的北伐,但打击的都是落后且走向衰落的游牧民族部落,而宋朝的对手辽、西夏、金、蒙古,都是处于国力上升期、完成封建化的先进少数民族国家,打赢的未必就真强大,打输的未必真弱小。

02

和平外交

宋朝最为人诟病的是向辽、西夏、金纳岁币,屈辱求和,懦弱无能。

但汉唐的对外政策就没有屈辱吗?

不是的。

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前后六次和亲。

从唐初的高祖、太宗开始,唐朝和亲高达16次,高祖时和亲西突厥,太宗时和亲吐蕃、突厥薛延陀部、吐谷浑。

北宋向辽、西夏纳岁贡的负担,以1093年为例,47.72万两白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0.7%,而这些钱在边境的互市贸易中,北宋可以凭借贸易中的优势(出口高技术含量、精美的手工业制成品)数倍的赚回来。

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的汉武帝伐匈奴,举全国之力,自西汉开国七十余年积蓄的国力,一二十年就被掏空,西汉从此走向衰落。

唐朝长期对外战争,军人势力做大,在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爆发安史之乱,平叛过程中边患问题日益严重,藩镇割据,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是整个西域丢失(北宋疆域受限,实是替唐朝背锅),首都长安受到吐蕃、回鹘威胁。

还有部分国人称颂的明朝,对外不和亲、不纳贡,似乎骨气刚刚,实则不然。

自明朝建国与蒙古前后持续204年的战争,对付的是一个落后、衰弱、破碎的蒙古,然而边患从未消除,最后还是以议和、开榷场收尾,明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十万的生命和难以统计的军费损失,边疆长期处于战乱、紧张状态,国家发展大受牵制。

到了后金崛起,这个完成封建化的渔猎民族,仅仅只占据了东北一隅之地,大明也奈何不了它,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把大明搅得不得安宁,而两宋王朝在跟后金同等实力的辽、金、西夏的对抗中,存活了320年。

从战和是否利于国家的角度看,两宋更现实、高明,而汉、唐、明有骨气却不理智,可以说两宋输了面子、赢了里子,汉、唐、明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两宋,是制度成熟、经济科技发达、百姓支持、军事强大、统治开明的王朝。

比起汉、唐、明,它的伟大不是显而易见吗?

参考书籍

1,《史记》

2,《旧唐书》

3,《剑桥中国经济史》

4,《现代的拂晓时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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