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站宋朝我想说如果大宋朝开一场"吐槽大会",都有谁会参加？

宋仁观吐槽叫喜剧或解学，总之喜剧是风气，说的都很虐。(莎士比亚)。

个中高手，论人气，拉流量，排座次，苏轼当仁不让是首选。不过，在宋人笔记的字里行间，藏着位戏谑的高手，叫刘攽（bān）。

刘攽，字贡父，历代笔记里，多用刘贡父称之。刘攽以治史著称，和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主汉史。亦负诗名，《全宋诗》里录其1728首诗。《四库全书》收刘攽《中山诗话》一卷，称“攽在元祐诸人中，学问最有根底”。

刘攽出身名门。先祖可追溯至西汉楚元王刘交。刘交是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前两年刘强东发寻祖公告，热心网友帮他找出来的热门人选，就是刘交。

苏洵、苏轼和苏辙，史称“三苏”，家喻户晓。刘家也有男团，不遑多让。刘攽的祖父刘式是李煜南唐时的进士，定居新喻（今江西新余），建“墨庄”藏书数千卷。刘攽和他的哥哥刘敞、侄子刘奉士由此被称为“墨庄三刘”（又称“新喻三刘”）。三人考校《汉书》，后世汇编为《三刘汉书》。

如果让刘攽主持一期吐槽大会，肯定星光熠熠。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可请来，是当仁不让的咖位，看他们即兴发挥才精彩，不用别人写好本子，上台来演戏。

▌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一首》，诗中三贤指刘贡父、曾子开、孔经父，都是江西人。

谐当皆可言 笑人亦被笑

戏谑能在宋代形成一种风尚，和大环境分不开。

有外因，北宋开国，“丕变敝俗，崇尚斯文”，社交生态宽松；有内因，文人们崇尚交游、宴饮、酬唱，社交心态轻松。

宋代文人圈自然并非一团和气，照样有党争，搞诗案。朝堂之上多了些玩笑，少了些万岁。大家都是即兴发挥，可不是事先有人写好本子，上台连尴尬都是表演的。

为何宋人多诙谐？还在于宋人爱记笔记，记的都是此类段子，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或是街谈巷议，或是野史杂闻，都被用来补正史的不足。宋代庄绰写三卷笔记故事，取名《鸡肋篇》。他只是自嘲，这些戏谑故事不鸡肋，内容有嚼头。

▌ （传）宋徽宗《文会图》

曾巩为刘攽写祭文，赞其“强学博文，超绝一世”，说他上至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下至俚闻野记，鬼怪逸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满朝文武，都会向他请教，回家都觉得找到好老师了。“可见俚闻野记，鬼怪逸事”没被轻视，都当做了正经学问。

苏轼刘攽们喜戏谑，因他们放得下身段,学问不拘一格，做人也不拘一格。

李常是个好例子，刘攽很喜欢怼他。李常字公择，生平不简单，年少时在庐山五老峰抄书9000卷，建为李氏山房，还写了中国第一部会计学专著《元祐会计录》。

《东坡集》里讲过一个故事，李公择刚开始学草书，还不能融会贯通，总夹杂着楷书、行书。刘贡父笑他写的是“鹦哥娇”，意思是鹦鹉鸟话里夹杂着人言，总归不地道，类似说人“洋泾浜”。后来李公择写得有进步了，问仆人，我写得比以前好点没有？仆人回道：“可谓秦吉了矣。”秦吉了，典出白居易诗：“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李家小厮堪比扫地神僧，补起刀来都有典有据，借力打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当主子的竟也不觉冒犯。在宋代，戏谑是全民娱乐，群众基础广泛，吐槽面前倒能人人平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谐语，认为“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谐是“皆可言”的大众文化，不是黑，不是喷，谁都能幽他一默。

还是讲回李公择。李公择在秘书省种竹子，扬言要让后人说“这是李文正种的竹子”，自许死后可谥号“文正”。刘攽知道后，笑话他“李文正不仅能系笔，还会种竹吗？”当时京师有个笔工正好叫李文正，手艺好，很出名。不成想，刘攽后来在西省当官，也跑去种竹子，让苏轼想起了这个茬，题诗《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一首：“旧德终呼名字外，后生谁续笑谈余。”

可见强如刘攽，终日笑人，也有自己被抓住话柄的时候。

挖苦王安石 就要当着面

王安石和刘攽是老乡，都是江西人。两人交情不错，《却埽编》里说，“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每相遇必终日。”不过王安石力主变法，刘攽总是唱反调。

刘攽写《中山诗话》，说王安石“嗜谐谑”。《何氏语林》认为，和刘攽比起来，王安石略逊一筹。“介甫（王安石）喜谈经术，虽馆阁诸公莫与争锋。惟刘原父（刘敞）兄弟来，介甫为之小屈。”

王安石著《字说》，共二十卷，认为汉字音形有至理，但理论却有牵强附会之嫌。王安石的一大爱好就是跟人说字，刘攽说“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

杜甫有诗《游龙门奉先寺》，其中一句“天阙象纬逼”，王安石把“阙”改为“阅”，清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论古文，王安石在宋人无人可比，论写诗，则终身门外汉，“阙改阅”就是点金成铁的玩法。可当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盛赞王安石改得好，刘攽撇了撇嘴：“黄庭坚那是怕他。”

王安石还给刘攽改过诗。“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刘攽本来写的是“云表”，王安石改成了“云气”。倒是没看到刘攽有什么说辞。

王安石喜欢说字，刘攽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归田录》载，王安石曾经拿刘攽名字开涮，把“攽”字拆开，说：“刘分攵不值一分文。”刘攽立刻拿“安石”两字反击：“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妒，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

王安石还算好，另一个拿刘攽名字开玩笑的人，“坟头草”都老高了。王汾和刘攽一起上朝，听到叫班声，宋代叫班多呼“班班”，名叫换班，王汾对刘攽来了个上句：“紫宸殿下频呼汝。”刘攽立刻对了个下句：“寒食原头屡见君。”谐音梗，汾与坟同音。

《闻见后录》里还有个故事，刘攽曾经跟王安石开玩笑：“三鹿为麄，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麄，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大致意思是，麄同粗，论个头鹿比不上牛；犇同奔，论跑步，牛比不上鹿。这两个字不科学，不如把意思替换一下，这事不好办，可以打发那些“权发遣”来办。宋代任命官员，资历不够，被破格提拔的，官衔上会加个“权发遣”。王安石秉政，如欧阳修、苏轼、刘攽这样的老人不配合，只好用新人，“权发遣”就多起来了。刘攽明面上是说字，暗讽的是王安石用人不明。

刘攽和王安石斗嘴，无意间一句话拯救了梁山泊。《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好言利”，执政行事把利字摆中间，曾有人给王安石出了个馊主意，把梁山八百里水泊填了种田，王安石想到个问题：那梁山的水排到哪儿去呢？刘攽打趣说，在附近再开个八百里水泊不就好了。“荆公笑而止。”幸好如此，要不就没后来宋江什么事了。

刘攽因谐谑，让不少同僚“心衔之”。神宗年间，刘攽知太常礼院，就把同僚得罪了个遍。孙觉又高又胖，孙洙又矮又瘦，还留着大胡子，刘攽就给人起外号叫大胡孙、小胡孙。

《宋史》里替刘攽惋惜，说他“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谐谑是性情，是臭脾气，还真不好改。石中立，在《宋史》里被说“好谐谑”。郎中上官泌劝他当官要慎口，石中立回了句：“下官口干上官鼻（谐音泌）何事？”

刘攽戏谑尺度大，拿人家身体缺陷开玩笑，的确过分。不过，他并非吐槽起来没底线。《道山清话》说了句公道话，“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王安石上位时，大臣们曲意逢迎，只有刘攽敢当面攻击他。但是在背后，刘攽从来没说过王安石一句坏话。

刘攽说白了是个耿直boy。怼人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人有不韪，当面折之”，才是清澈为人之道。

一对好损友 最后竟无语

刘攽比苏轼大13岁，王安石推新法，两人都是反对派，政见相同。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力主在科举中废诗赋而用策论，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陈说隋唐以来诗赋取士，卓有成效，不应废除。刘攽上奏《贡举议》，直言时下科举的问题，不是考生不行，而是考官不行。两人一起唱反调，自然靠边站。

刘攽和苏轼相交大约20年，都是放荡不羁的性子，重要的是意气相投。两个人唇枪舌剑，见招拆招，给后世留下了不少谈资。

“三白饭”的故事最出名，但不少讲述有出入。一天苏轼对刘攽说，有人曾经请他吃过一次“三白饭”，是人间至味。刘攽问三白为何物，苏轼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过了些日子，刘攽下书请苏轼过来吃“皛（xiǎo）饭”。苏轼到了刘家，一看桌上摆的是萝卜白饭和咸盐，才明白是刘攽旧话重提。苏轼欣然吃罢，临行时说打算回请刘攽吃顿“毳（cuì）饭”。刘攽肯定知道苏轼没安好心，但仍好奇何为“毳饭”。次日到了苏府，干坐良久，不见苏轼上饭，刘攽催问再三，苏轼才回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这不就是毳饭吗？”《通雅》载，江楚广东呼“无”曰“毛”。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有个“前传”，说“皛饭”是苏轼在钱勰家吃到的。三白有差别，变为了“饭一盂、萝卜一碟、白汤一盏”。

“三白”之说源自唐代，杨晔在《膳夫经手录》说：“萝卜，贫寒之家与盐、饭偕行，号为‘三白’。”

苏刘两人相戏，百无禁忌，但亦有暖心之举。刘攽妻子去世之后，内心孤苦，苏轼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宽慰刘攽：

岁恶诗人无好语，

夜长鳏守向谁亲。

少思多睡无如我，

鼻息雷鸣撼四邻。

最后一句，以呼噜声自嘲，博友一乐。

刘攽晚年，饱受风疾之苦，须眉脱落，鼻梁断坏，苏轼还诌了个“逼孔塔（鼻孔塌）”的典故挖苦他。《东坡志林》载，刘攽临终时，苏轼前去探望，刘攽因风疾已不能言，“默为祈死”。

两位最佳损友，在刘攽人生的最后一刻，竟无言以对。戏谑到尽头，总归笑是别人的，泪是自己的。（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