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特征和时尚的象征,也是各民族的区分标志。

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的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纵览中国古人发型的变化可以发现,发型会对一个人的外观与精神面貌有着很大的影响。古代男性发型多样,有的披发,有的髡发,有的束发,有的剪发,甚至有椎髻梳辫的,这些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

从北朝到隋唐,中古社会里“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显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都比较年轻,脸庞稚嫩,多为剪发而非束发,这正是胡人与汉人分别的明显标识。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保留着本民族的发型和服饰特征,也是身份归属的象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 考古所见“剪头胡雏”的艺术形象

在历史文献记载的人物形象里,都有一些肖像定格式的描写,发型常常引人注目,而且似乎总是与人的外貌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型随时间推移不断交替,一些发型经过短暂流行后随着王朝变迁而快速消失;同时,即使同样的发型,在不同时代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唐初高僧玄奘到达中亚窣利地区,他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打量当地粟特人,称其“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特别是“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这种胡人发型、发饰令长期生活在中原汉地的玄奘感到稀奇。

《魏书》卷一二〇记载:“(康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记载波斯也是“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旧唐书·西戎传》沿袭了对中亚粟特的记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史书中记载粟特人的这种发型,随着东渐入华也带到中原汉地。

唐代笔记小说最有名作品之一《霍小玉传》即记述过:“生(李益)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 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因而知道“剪头胡雏”实际就是随从仆人,并且是一个年轻的胡人。

但是“剪头胡雏”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我们并不清楚。随着近年考古发掘中对胡人形象的新发现,我们可以辨认出,过去笼统地称为胡人的形象,其实是有区别的。先看山西5世纪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中的陶塑与壁画。

〔图一〕北齐娄睿墓出土役夫胡人俑

〔图二〕北齐娄睿墓役夫陶俑

〔图三〕娄睿墓役夫陶俑

从考古出土的图像看,娄睿墓中有壁画也有陶俑,最典型被称为“陶役夫俑”的西域人,高鼻深目,留小八字胡,白色圆脸,头微歪。出土资料整理者认为役夫俑“头戴圆顶毡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剪发胡雏形象〔图一-图三〕,其发丝下垂成绺,整齐划一。再看墓道壁画中牵驼队的胡人发型,有的年老胡人头顶秃发,有的胡人一头乌发鬓髭相连〔图四〕,墓道西壁两驼之间的胡人也应该是剪发胡雏,并不是戴圆顶毡帽,而是头发呈半圆盖造型〔图五〕。

〔图四:1〕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四:2〕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五〕北齐娄睿墓墓室壁画胡人驾驭出行图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刻图像题材中,男性短发齐耳或至颈的人物共有55例(不含许多戴冠帽者),另有披发、挽髻和竖发戴发箍者,短发齐耳的“剪头胡雏”形象非常明显〔图六-图十〕。这些形象一般应是男性乐伎和侍者,他们或奏乐,或持伞,或跪侍,或牵马,如此种种都表现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环境。史君墓是典型的入华粟特人墓葬,考古发掘者认为“出现的齐耳、剪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性的基本发式”。

〔图六〕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图(局部)

〔图七〕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图(局部)

〔图八〕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九〕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十〕北周史君墓石堂北壁 浮雕摹绘图(局部)

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石刻图案中剪发人物共出现88例,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多,可分为戴帽与不戴帽两种类型。剪发人物基本都是卷发,发长者可垂至后颈,有的还用一根发带缚住头发〔图十一-图十四〕。考古资料整理者认为,粟特乐伎头戴倒梯形帽和纶巾,头戴花冠者是粟特王子,剪发而不戴帽者主要为粟特贵族的随从。

〔图十一〕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图十二〕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图十三〕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图十四〕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工匠用线刻画描绘了胡汉礼佛的场面,其中深目高鼻的七位男性胡人乐手皆是剪发“瓜盖头”〔图十五〕,有的齐耳剪短,有的长及颚上,但是头发丝丝入画,发型非常清晰,绝不是戴“瓜皮帽”的造型。

〔图十五〕西安北周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胡人乐手线刻图

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具有胡人典型特征的画面有三幅,其中第四幅、第五幅、第六幅的线刻图,既有胡人出行图,也有胡雏伺候首领萨保饮酒场景,但这个胡雏正是剪发的头型〔图十六,图十七〕。

〔图十六: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一

〔图十六: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一

〔图十七: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二

〔图十七: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二

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壁画中,达官显贵豪华排场中有着大量的胡化因素,其中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群里,就有“剪头”胡人形象,胡人发型表现为短发后垂翘起〔图十八,图十九〕,虽然这个驭车手地位较低,但是在发型上仍然保持胡化特征。

〔图十八〕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

〔图十九〕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局部)

无独有偶,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开皇十八年(598)虞弘墓,石椁装饰浮雕图像上的胡人,大多数是平梳式短发,也有披肩长发和卷曲波状发,且头发还有着色。工匠们选择不同发型雕刻胡人族群以示种族的不同,可见发型的重要性,虽然“侧视横头”有可能失真,但刻画狩猎者、乐舞者和侍奉者都是年轻形象,“剪头胡雏”的发型以及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图二十-图二十二〕。

〔图二十〕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图二十一〕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图二十二〕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线描图)

在出土的陶俑中,剪头胡人形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胡人驾驭牛车陶塑,胡人就是齐耳剪发〔图二十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胡人舞蹈俑也是齐耳剪发〔图二十四〕,以及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剪发胡人俑〔图二十五〕,等等。我们在众多的陶俑中都可看到,这种“剪头胡雏”并不裸露前额,而是短发齐耳,风格简约,但标新立异的夸张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图二十三:1〕驾驭牛车胡人左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图二十三:2〕驾驭牛车胡人右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图二十四〕胡人舞蹈俑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二十五〕剪发胡人俑 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

为什么北朝隋唐图像中胡雏形象者较多?这一时期使用胡雏是贵族生活的一个标准,很多高门王公、达官贵人蓄养的奴婢或侍从仆人,有不少是外来异族,自然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而胡雏对彰显地位非常重要,剪头胡雏的发型就成了能被每个人识别的标记。

历史文献中关于“胡雏”的记载,有人认为“胡雏”就是胡人之别称,略带嗤之以鼻、嘲讽鄙屑之,但不知道其确切称呼。其实,翻阅唐代笔记小说就可知道唐人对“胡雏”的称谓或叫法非常普遍。

长庆四年(824)成书的薛用弱《集异记》,描述开元初年司徒李勉在路上遇到波斯老胡,这名老胡自称是波斯王贵种,商贩二十多年,家有三子,身藏传国宝珠,临死相奉李勉。李勉“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旁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原来这个胡雏就是波斯老胡儿子,长相类似其父,李勉告诉其子埋葬地方,“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这条记载虽未说是否剪头,但胡雏形象一眼看去非常明显。

《新唐书》卷一三〇《崔隐甫传》称,“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显然,“胡雏”是对年轻胡人或胡人血统后裔者进入中原后的称谓,他们作为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大量胡雏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人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但是也带来负面影响,不仅抢夺了汉人奴婢的职业,也逐渐汇聚成部落群居等等。所以古人认为他们造成了“安史之乱”。

任何一个时代的流行发型,都对应着独特的社会阶段和文化,胡雏发型不变,说明“渐慕华风”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便是社会底层,胡人融入中原汉地主体民族可能要经过二三代人才能彻底同化,胡汉认知的概率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升的,“剪头胡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二 学术界对“剪头胡雏”发型的某种误判

以前对于胡人发型的研究较少,所以发生不同看法也属正常,我们很长时间内对胡人剪头者俗称为“地瓜头”,误判为是头戴的瓜皮帽。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戴“胡帽”的造型,笼统地称为小圆帽。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史书里有这类的记载,究竟是戴小瓜帽,还是剪头胡雏?应以出土实物为准加以仔细判别。

2000年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胡俑11件,这些歌舞杂技胡人的造型在面相、服饰上都与墓葬中其他俑不同,由于工匠采用粘贴陶艺使得胡人发型被误认为是鲜卑服饰中的“鲜卑帽”,其实这些胡人正是较早所见的“剪头胡雏”〔图二十六-图二十八〕。

〔图二十六〕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一

〔图二十七〕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二

〔图二十八〕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三

《文物》1984年第4期发表的《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其中指出:“东魏茹茹公主出土的七件胡俑,他们头戴小瓜帽,外露鬈发,深目高鼻,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貌若西域人。”也是将“剪头胡雏”误判为“瓜皮帽”。

1972年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胡人驭车图〔图二十九〕,两个胡人驭手牵缰绳拉牛车的形象栩栩如生,一个足蹬黑筒靴,另一个脚穿线鞋,等待主人出行。这两个人头发明显是剪发,蓬蓬松松,但是被解释为“头戴浑脱帽”。

〔图二十九〕胡人驭车图 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2002年西安东郊东兴置业唐墓出土的壁画中,犊车旁边驭车人,也是胡人手扶车辕准备赶车起动的样子,这个驭车胡人头发卷曲,也是剪发的形象〔图三十,图三十一〕。此外,唐李震壁画墓中的胡人牵马图,胡人发型亦呈剪发蓬松状〔图三十二〕。

〔图三十〕胡人驭车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一〕胡人牵马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二〕牛车出行图 陕西礼泉唐李震墓出土

麦积山西魏石窟第123窟的维摩变,外侧男女为二个稚气纯朴的少年侍者,曾引起学界关注,被称为童男童女,这个少年侍者被认为是胡人装束〔图三十三〕,其发型有的说是“留海覆额”,有的说是戴帽头饰,其实就是同时代流行的胡雏发型,在圆顶齐耳发型脑后还醒目地留有一条短辫子〔图三十四〕。

针对这些剪发形象的胡人,以前有人说是无沿圆帽、圆顶鲜卑帽,也有的说是大头短发帽、厚边毡便帽,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圆顶头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为猜测。

〔图三十三〕麦积山第123窟 左壁西魏侍者胡雏

〔图三十四〕麦积山第123 窟胡雏头顶辫子

就发型而言,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厚重的头发以半圈的发际线遮盖住多半个额头,头发盖住了耳朵,给人似乎戴着帽子的感觉,其实,胡人的发型有自己特点,来源自发质不同,有的粗硬蓬松,有的浓密卷曲,颜色也不同,这给工匠和画家创作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将发型误判为帽子(胡帽),其实是画师或工匠最早造成的,他们透视的画法或是偏向角度的塑造,使得胡雏头发成了毛茸茸的黑色区域〔图三十五〕,从而造成歧义和误解,引起困惑。

〔图三十五〕唐代胡俑 太原市晋源果树场采集

梳这种发型的胡人,大多都有着年轻的面孔,面庞清瘦,硬朗干练。当时胡人并没有统一的“发型”。有的胡人扎有盘头长辫,大概是受突厥的影响;有的胡人留着精致的中分头,露出额头,两鬓齐耳;此外还有光头、“锅盖头”、“钢盔头”、“波波头”等〔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唐代胡俑 山西长治唐墓出土

倘若说胡人身穿长袍,与鲜卑人和汉人无甚差别,那么发型则成为唯一能够彰显他们身份与个性的方式,从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和阎立本《职贡图》等几种摹本上的肖像看,通过外交使节展现所在国的习俗容貌,外国的奇装异服与中华礼服衣冠差别,除了发质卷曲毛发覆盖的天竺、芮芮国、于阗国、龟兹国等外,其他有一半并没有发型,按照多数官员或贵族形象来看,发型在文化上往往象征着地位、权力和财富,高耸茂盛的发型在朝廷隆重的场合,更代表着皇恩浩荡下的自豪与荣耀。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入华的蕃胡很多只能充当王公贵戚或官员家中的仆人奴婢,外出时担任牵马的马夫、赶牛车的车夫,画家和文人的艺术作品中多有描写。剪头发型有时会被视为粗鲁种族的“鄙视链”一环。

例如高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遇客丹青天下才,白生胡雏控龙媒。主人娱宾画障开,只言骐骥西极来。”此诗是借观画马起兴作论,自比千里马之骨,期望鲜于晋识才用己。但是诗中“白生胡雏”极为逼真的描绘出了当时胡雏牵着“龙媒”骏马的形态,并明确指出所画“骐骥”来自遥远的西极,“家僮愕视欲先鞭,枥马惊嘶还屡顾”,而这个控制西域骏马的胡雏如同家僮一样,都是为主人服务。“白生”一词,刘开扬先生解作“无髯”。笔者认为可能指“白脸后生”,自然也是无髯,比喻年轻稚嫩。但是唐代诗人岑参写道:“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可见还有长须髯的胡雏。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是描写当时官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卫伯玉的坐骑,这是一匹桃花色的赤骠,“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胡雏能剪出马鬃为“三花”的好马来,可见这个胡雏养护马匹很有一套。

北朝以来胡人这种发型也有人称为“蘑菇头”,很像西方自由不羁的“披头士”,有人称为“少发派”,这都是现代人的看法,唐代的“剪头胡雏”才是最贴切的称呼。

追溯头发历史看,我们的祖先随着朝代的更迭,发型也成为生活态度和文明的呼应,进入阶级社会后,发型转变对一个人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成了人们互相辨认的标志之一。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讲究使用“发器”梳理凌乱的头发,尽管这种“发器”就是粗糙的木梳,但是中原人已从原始时期披头散发慢慢演变成“挽髻”或“梳头”,而且发型也越来越讲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型是否也趋于“统一”,我们不易辨清,仅从秦兵马俑中看到的是很多梳辫后束发戴冠的陶俑形象,有了约束的功能。

汉代日常生活中,发髻的流行出现了百姓大众的平髻,以顶法向左右平分式较为普遍。但是达官贵人的发型分化出阶级的样式,汉武帝独尊儒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尊儒思想影响下,蓄发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潮,从而固化了汉人的发型,从出土陶俑和画像石等考古实物直观,男性的发型虽是大同小异,但是蓄发留须成为固定模式,“蓄发明志”显得纹丝不乱或“蓄发敬畏”看起来文质彬彬。髡刑强行剃去男人的头发,会使人成为“异类”,无疑是精神的侮辱和人格的蹂躏。

魏晋时期男子以束发高髻为尚,开辟了又一波发型审美潮流。五胡入华后,发型也接二连三的变化,披发与辫发、剪发与束发,成为胡汉族群辨识的直接标志。如果从匈奴到突厥均以披发为主流,胡人也可能通过发型获得自我认同的标签。正是在胡汉冲突碰撞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胡人和“剪头胡雏”的发型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对象,从而留在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笔下。艺术工匠处理男子贵族头颅或奴仆发型时,头顶人造范式的修饰〔图三十七〕,用心相比女子发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三十七〕骑驼俑 山西太原沙沟村隋斛律徹墓出土

三 唐诗对“胡雏”的描写与印证

从目前考古出土中古图像上胡人发型来看,汉人对剪发的胡人发型肯定是看不惯的,无论是“蓬发”还是“脏辫”,都不符合中原汉地发型习惯,至少觉得异样“非我族类”,尤其是不束发的发型,风一吹或运动中都会凌乱,属于松垮颓废的“不讲究”形象。

以“剪头胡雏”命名的发型,并不是胡汉融合后的新审美趋势,发型只是人们互相辨识的标志之一,虽然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对“剪头胡雏”的具体描写,但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以“胡雏”为名称的诗句,稚嫩年青的胡人,既有着深目高鼻相貌,又有着自己的发型,出外观照或对镜自照,都会激发诗人们的灵感,浮想联翩,将“胡雏”纳入笔下。

查阅唐诗记录,李白曾在《相和歌辞·上云乐》中专门描写“康老胡雏”,但只形容了“老胡”的风骨诡貌,未涉及胡雏。在安史乱前,唐朝诗人描写胡雏多为马夫,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耿湋《凉州词》:“国使翻翻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赞叹胡雏牧马养马技艺高超。

安史乱后,政局交错,族群杂居,文人们对胡人多为鄙视贬斥,随着社会发展成为了一种偏见,《全唐诗》卷二二三杜甫《咏怀》:“胡雏逼神器。”《全唐诗》卷一七一李白《经乱后将避地中留赠崔宣城》:“胡雏更长啸。”《全唐诗》卷一九八岑参《行军诗》:“胡雏尚未灭。”《全唐诗》卷三六三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嵌穴胡雏貌。”《全唐诗》卷五四〇李商隐《有感》:“不早辨胡雏。”《全唐诗》卷八一六皎然《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早年初问法,因悟目中花。忽值胡雏起,芟夷若乱麻。”尤其是李白《猛虎行》“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江夏赠韦南陵冰》“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都成为流传很广的名句。

盛唐之后,人们对以前的宽容失去了信心,借“胡雏”之词比喻俯拾皆是,《全唐诗》卷二六五顾况《露青竹杖歌》:“蛟龙稽颡河伯虔,柘羯胡雏脚手鲜。”《全唐诗》卷七七六牛殳《琵琶行》:“潏潏汩汩声不定,胡雏学汉语未正。”甚至质疑“和亲”掩盖了荒诞不羁的结局,《全唐诗》卷四七二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的胡雏虏更多。”内心敏感脆弱与王朝强盛时大不相同了。

这些诗中的“胡雏”称谓,或多或少均有鄙屑、轻贱之意,与唐诗中描写“胡儿”一样带有贬义。胡儿往往是“胡小儿”的省略语,原指胡人小儿、胡人僮仆。而“雏”原指小鸡鸭,后来泛指幼禽或幼兽。孔颖达疏:“雏是鸟之小者。”杜甫《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雏”的轻贱之意成为看待胡雏的绝妙视角。

翻阅唐诗时可看到,当时文人还爱使用“胡儿”这个词。《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羌儿胡雏齐唱歌;”《全唐诗》卷一七四戴叔伦《塞上曲》“不遣胡儿匹马还;”《全唐诗》卷二八二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半没胡儿磨剑石;”《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关山月》“胡儿夜度黄龙迹”。

我们无法用“胡雏”“胡儿”这样词语简单粗糙地判断青少年胡人的艺术形象,可是标志性发型会给人们留下印象。有趣的是,这种叫法被后世所沿袭,明汤显祖《紫钗记·回求仆马》:“不用吹箫《僮约》,结柳奴星,有剪头胡雏。好教你垂鞭接马玉童扶,衣箱别有平头护。”这种艺术上对“剪头胡雏”的描写不知有多少真实性,但是一直到近代还有人用“胡雏”代指年轻的外国人,陈三立《王木斋见过话海上旧游》诗:“轻雷初在楼台外,闲数胡雏缓缓归。”

当然,在不同年代不时有特用来表示对胡人的蔑称,因胡人发型招致灾难也时有发生。例如史书对后赵石勒的描述,《晋书·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 ,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石)勒已去。”后来石勒起兵屠杀周围汉人造成很大灾祸。又如唐代对安禄山的蔑称,《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杜甫《中夜》诗:“胡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仇兆鳌注:“负恩泽,追恨禄山,盖自天宝初而祸绵不息,致不能为太平之人也。”再加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雏方炽,孤城势蹙。”明刘基《煌煌京洛行》诗:“妖星入太极, 胡雏登御床。”都是用“胡雏”代称异族。

事实上,文学最能使人感到对外来胡人的敏感度,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剪头胡雏”到“胡雏”“胡儿”的普遍使用,借用词的微妙变化,平添了许多以前不曾有的情绪与状态,发型无意间成为表示忠诚的默契,或成为桀骜不驯被征服后的形象,头发犹如一张大网与信仰文化、身份认同无法解开,五代宋代以后很难在壁画、绘画、雕塑、石刻等艺术作品中见到对胡人具体的描摹,“剪头胡雏”这种发型更是难以找到。

还要指出的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前后活跃了近四五个世纪,胡人戴帽往往就是尖毡帽、浑脱帽、风帽等等,对“乌皂突骑帽”“剪发著毡帽”等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联系到考古出土图像还未能确凿肯定所谓的“套头圆毡帽”,一些附会“胡服新装”样式之处的误判,需要认真辨识〔图三十八至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牛车胡俑 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藏

〔图三十九〕胡人驾牛车俑 陕西唐三彩博物馆藏

至于中古隋唐女性的发型则更为丰富多彩,本文不涉及与男性泾渭分明的女性发型,有兴趣者可阅读孙机先生《中国古舆服论丛》中之《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定会受益匪浅。

无论选择什么发型,头发拥有的神奇力量都会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受,因为头发有着太多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因为世界各地头发背后的隐秘信念和社会时尚,交织着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含义[1]。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胡人发型视为猎奇文化符号和异域风情标本,不能将“胡雏”看做是活跃丝路地域文化的附庸,“剪头胡雏”的发型在当时“高髻为尚”风潮中有着“阶级感”的认知,是底层胡人留下来的直观艺术产物,虽然进入中原汉地的胡人还有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有着自己标志性的发型以及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与汉人共同生活也就慢慢的“华化”,经过认知、认可,进入和谐共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本文作者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原文标题为《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0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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