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0夏朝描金血丝玉圭专题之乾隆的魅力你懂吗

今年1月，我们为了选拔清宫张玉雕探访，特别邀请了“入宫”，邀请了徐林接受采访。

犹记得那次采访时间有限，但编辑部的同事们已经感到非常受益。比如在她看来，乾隆是位有着超前审美眼光的设计师，他“仿古而不泥古”，在尊重前人的基础上又总是会花尽心思、别出心裁地去创新，由他主持设计的一些玉雕作品，即便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评判都是不落伍的。他又十分实事求是，是“仿古”还是“出新”会注得明明白白。更为难得的是，尽管贵为天子，但他在艺术上与人相处却是抱着相当平等的心态，管理起人才来更是一把好手……

在好奇探秘之心的驱使之下，便又有了这一次的专访。要知道，深入浅出地讲起乾隆，对徐琳而言也许一天时间都不够。在本期专访中，我们听到了更多好玩有趣，又发人深思的故事与细节，对乾隆的艺术品位有了更清晰的体会。

徐琳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这一日天气晴好，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与 故宫养心殿前的玉璧拍下了这张合影。讲起 乾隆爱玉，对她来说一天时间根本不够。

《中国收藏》：记得上次您就曾说过，乾隆对于制玉的贡献，是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比不了的。

徐琳：是的。乾隆的性子里存有宽容柔和的一面，与雍正的严苛比起来有天壤之别。雍正朝留下的玉器非常少，能查到关于雍正制作玉器的资料也不多。当然这与当时玉料不够充足有关，很多时候是在用以前的旧料制作，而且雍正本人也更加钟爱瓷器。

乾隆二十五年，新疆平定，和田纳入大清版图，四部玉贡进京，形成了正式的贡玉制度。制度规定每年分春秋两季贡玉4000斤，但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乾隆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对有君子之德的玉石非常痴狂。福禄寿喜一类在乾隆玉器中也常见，但创新产品更多的是一些文人偏好的题材，如秋山行旅、桐荫仕女、会昌九老等。当时市面上也出现过很多俗样，他厌恶至极，称之为“玉厄”，顾名思义，他认为那是对玉料的摧残、制玉的噩梦。

为了避免更多俗气的玉器产生，乾隆开始大力提倡仿古。但他的仿古不是纯粹地复制，而是借鉴了部分造型和纹饰，又加入自己的想法，做到仿古而不泥古。可能是因为表述的原因，这里我也想更正一下上次对刻“乾隆御用”的说法：如果这件作品是前朝留下或地方进贡及外来的玉器，有时就会刻“乾隆御用”或者“乾隆御玩”款。

清乾隆 秋山行旅图玉山子

高130厘米 底宽70厘米 厚30厘米 铜座高25厘米

完工后，乾隆曾两次为其题诗，其中一首中写到： “画只一面此八面，围观悦目尤神超。”这充分表达 了他的制作理念。

会昌九老图玉山子上的乾隆御题诗。据粗略统计， 乾隆纯粹咏玉的诗就大约有800多首。

《中国收藏》：关于他对玉的痴迷与独到之处，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徐琳：比起辽、金、元，清王朝之所以能统治那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满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汉文化。到了乾隆这一代，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集大成。玉器是乾隆寄托儒家文化思想最多的载体，熟读典籍的他甚至专门写过《圭瑁说》《圭说》这样的论文，考证了玉圭从周朝以来的源流，希望世人能够重新了解古代玉圭的礼制。这两篇文章后来多次刻在不同颜色、规格的玉圭上，还曾被刻在收藏玉圭的木匣上，也被收录在《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读后令人惊叹。你会发现与我们今天写论文差不多，很规范，常常把大字作为正文，小字作为注释，体现了他在传统文化上的深厚功底。

粗略统计，乾隆纯粹咏玉的诗大约有800多首。只要是他喜欢的玉器就会题诗。他的题诗会运用很多极富文学性的修辞手法，比如“大禹治水图”山子，乾隆一开始并没有如常规那般写大禹是如何治水的，反而说起了河源。所谓河源即黄河的源头，他认为这个地方在新疆。能把黄河源头收入国家的版图，这些玉料真正成为“自家”的东西，你可以想像乾隆在题诗的时候是多么畅快和自得的。

乾隆是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人。如果来了一批玉料，他首先要求分等级，然后拿一等料让工匠画样，做一些宫里急需的器皿和佩件。工匠画好样子后一定会呈览乾隆，满意才会被批准制作。有时候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突然关心起一件玉器的制作进度，会亲自去看半成品，认为不好的就必须重新修改设计方案，很多时候他都会亲自过问。这些对于乾隆而言都是很日常的。你想，作为天子他能对制玉如此用心，这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

左：清乾隆碧玉《御制圭瑁说》圭

高41.2厘米 最宽10.6厘米 厚1.1厘米

右：清乾隆碧玉《御制搢圭说》圭

高40.5厘米 最宽10.5厘米 厚1.1厘米

乾隆希望通过《圭瑁说》和《搢圭说》让世人能够重新了解古代玉圭的礼制。

《中国收藏》：来说说乾隆的亲力亲为，这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徐琳：说说《丹台春晓图》山子吧。“丹台春晓图”又称“南山积翠图”，由宫廷画家方琮设计画样，并与如意馆玉匠邹景德合作出样。但在审料时，由于充满了绺裂，大家都认为这是块废料。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皇帝亲自到咸安宫门前审这块重达3000斤的玉料。仔细看过后他认为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制作陈设件应该没问题，因为如此大型的原料不可能没有石性。于是着令造办处“即交两淮盐政寅著，照样成做”。

因为玉料庞大沉重，不可能来回折腾，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寅著特地将打造好的木样呈览乾隆并获批。乾隆四十五年，《丹台春晓图》山子完成，玉山连座通高2米，恢弘的气势可想而知。乾隆亲自御题《咏和田玉台丹台春晓图》，形容其“青质白章如设色，镂峰刻树自成形”。可见成品是非常绝妙的，山石的峭壁、正好利用了原本的绺裂。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件经典作品，要归功于乾隆当年的眼光和坚持。

《秋山行旅图》山子制作也有故事。这件山子由金廷标画样，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制作。但六个月后，邹景德发现，这期间包括四个月的夜工，才做了两成，已用银607两，如果昼夜赶工也要五六年才能做成。

于是他通过造办处把情况反映给乾隆，并且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苏州做过大青玉回回进宝一件，耗时五年零八个月，实销工料银1961两；扬州做过青白玉回回进宝一件，耗时两年零一个月，实销工料银194两。

原来这当中也是有“门道”的。扬州素来是富庶之地，所以上报的银两钱数是有“水分”的。

当然了，今天我们暂且只论艺术。邹景德的意思很明朗：咱们就送去扬州做吧，省钱又省时。乾隆接纳了这个建议，命扬州两淮盐政接手。经过扬州三年，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这件作品面世，耗银仅3000余两。

完工后，乾隆曾两次为其题诗，其中一首中写到：“画只一面此八面，围观悦目尤神超。”也就是说，比起书画的平面，山子是对立体山水画的再现。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制作理念：把书画搬到玉雕上，可以流传万世。

如此大型的山子如何雕刻而成，当时的雕琢过程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光凭资料和设想难以定论，我为此专门去扬州寻访了一些老匠人，但他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奥妙，非常可惜。

清康熙 双婴耳杯

通耳高5.4厘米 口径6.4厘米 足径3厘米

这件仿古耳杯出自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领班姚宗仁的祖父之手。关于 这件耳杯的奥妙，乾隆专程写有《玉杯记》来记录。

《中国收藏》：他和这些工匠们相处，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徐琳：乾隆曾写过一篇《玉杯记》，记录了他的一次鉴赏经历。

有一次乾隆得到一个玉杯，觉得很古朴，但又拿不准具体年代，于是便向造办处领班姚宗仁请教。姚宗仁是苏州人，清代琢玉高手，常年生活在宫廷，其祖父和父亲都擅琢玉，因此他常常帮乾隆做鉴定。

一见此玉杯，姚宗仁笑答：“嘻，小人之祖所为也。”意思是，这个玉杯出自其祖父之手。

一开始乾隆不信，因为玉器不入土是不会有沁色的，姚宗仁的祖父不过是康熙年生人，他做的玉杯怎么可能有沁色？这时姚宗仁就解释道，祖父是用了一种特殊的仿古方法，叫“琥珀烫”。将琥珀熬制成液体，再将杯子放到琥珀液里慢慢煨，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琥珀颜色进入玉器，便有了这种效果。

这种手艺在乾隆时期已经几近失传，只有姚宗仁知道。乾隆听了后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撰文《玉杯记》，后来还把这个杯子配上檀香木托，连同写有此文的册页一起，珍藏在一个黑漆描金匣里。

你看，姚宗仁敢于在皇帝面前道出家族制玉的秘密，完全没有“欺君”的担忧，而且两人对话的口吻如此轻松；还有前面提到的邹景德直率地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都说明了乾隆与工匠们是常常打成一片的。

实际上，与匠人、艺术家的相处，乾隆是非常平等的，他可以做到不耻下问，很尊重对方。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但无论是姚宗仁、邹景德还是金廷标，这些人都愿意跟在他身边，这就是乾隆人格魅力的一种体现。

（注：本文配图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由采访嘉宾提供。）

本文节选自

2018年第7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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