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的民国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专题之民国疫史：死亡枕藉的抵抗之路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战乱频繁，日军侵华时期的人为传播，使中国出现了“常年不役、无性不役”的情况。

虽然政治统合、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底下，医疗卫生技术的落后，防疫体系的不够健全等因素，使得每次打的疫情都死亡过万，但是，当时积累起来的防疫经验，诸如阻断交通实行严格隔离、动员民众进行防疫、把公共卫生纳入政府基本职能等，仍沿用至今。

1939年2月27日，即民国二十八年，一封A字号急电呈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

信件来自宁夏省主席马鸿逵。

宁夏自去冬迄今元旱，瘟疫流行，人民患白喉疠疹，因而死亡者为数甚巨，尤以孩童夭折最多，现时届春令，必更猖獗，本省僻处西陲，卫生设备全无，医药尤不齐全，虽蒙西北防疫处派潘技正来宁协助治疗，但以一二人力量收效甚微，差蒙绥防疫处仍在兰州，现无工作，拟请饬该处全部人员及药品即日移宁，以资治疗患者预防瘟疫以重民命而固邦基。

伏乞

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显示，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很快批复了马鸿逵的请求。彼时的蒙绥防疫处是一个防治兽疫的机构，并没有防治人疫的专业人员和设备，但大疫当前，已顾及不了那么多，国民政府行政院便电令蒙绥防疫处迅即分出一些人员，紧急迁往宁夏，参与扑灭疫情。信中所提到的西北防疫处，设置于兰州，是民国政府1934年设立的地方性防疫机构。

彼时，举国防疫能力之捉襟见肘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国历时38载，却是一个瘟疫频发的时期。在《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一书中，作者张泰山的研究显示，民国时期，因自然灾害频发、战乱频仍，再加之日军侵华时期人为的传播疫情，中国呈现出“无年不疫，无省不疫”的状况。据统计，民国年间，仅法定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中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达59次之多，涉及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疟疾8个病种。

围追堵截：民国防疫的第一次大考

1917～1918年，绥远（今内蒙古西部）、山西肺鼠疫的流行，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传染病实施防疫的第一次大考验。

1917年8月，鼠疫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9月下旬，传入包头，10月中旬传入土默特旗、归化（今呼和浩特），11月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后经到萨拉齐贸易的商人传入山西大同县，该县是年7个屯发生鼠疫。死者症状都是头痛、胸痛、干咳、痰中带血、吐而不泄，与清朝宣统三年东北的肺鼠疫相同，从而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

此时，绥远疫情已十分严重，“全区八县，未染疫者仅东胜一县”。归化城则“死亡枕藉”，附近的村落“死者不绝，生者逃避……人烟几断绝焉”。时人描述瘟疫给人造成的心理恐慌：“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12月，疫病呈大流行之势，沿着铁路和交通线迅速向别的省区传播。

鼠疫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迟至12月13日才得到报告。为应对此次疫情，北洋政府决定由执掌防疫事务的内务部组织具体防治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次年2月12日，检疫委员全绍清才率领陆军军医学校的医官和学生180多人到达绥远，开始了实质性的扑灭疫情的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长期从事中国疫病史研究。他说：“当时的政府有鉴于几年前东北三省鼠疫流行的教训，非常重视防控鼠疫，把这项工作提高到可能亡国灭种的高度去看待，阎锡山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全力防疫。”

鼠疫由绥远传入山西大约是1918年1月份。1月1日，内务部曾经电询山西省府有无疫情发生，“而地方知事不知肺鼠疫在潜伏期内传染性之毒烈，皆以无疫入告”。到了1月5日，山西右玉县突发现致死现象，阎锡山便急令在晋北阻断交通，设置四道防线，均由军队把守，并在省城太原附近各县加派军队分段检查。

疫情传播的初期，阎锡山即根据西医，确定鼠疫为“有防无治。”此次防疫大战中，众多官员由于组织防疫不力而被阎锡山撤职和记过。

例如，2月1日，阎锡山致电应县知事：“据调查报告，该县东关及贾寨、黄尾子、剪子铺等处，瘟疫甚烈，剪子铺死八九人，即弃尸野外……此事关系多数生命，该知事竟毫不过问，以致传染日烈，实属玩视民命，著先记大过二次，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严办。”

同时，山西紧急成立防疫总局，邻疫区各县设立防疫分局，由县知事担任局长，并将防疫组织进一步细化，一直延伸到村一级。例如，在当时的重灾区右玉县，在防疫分局下设立事务部负责来往文电布告、卫生部负责清洁街道、调查部负责查报染疫及疑似病人、消毒部负责疫地及疫死者消毒、掩埋部负责埋葬死者尸体。

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北洋政府果断切断了京绥铁路。阎锡山则实行了更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他所设的四道防线中，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派重兵把守实施检疫，其他一律阻断。

检疫时，除防疫人员与邮递员凭防疫总局所发的特别通行证予以放行外，“凡来自疫地者，均须截留七日，先以石灰酸水消毒，然后更换制发新衣，送入隔离所内，每日须受医士诊断二次，如有发现病状或疑似病者，立时移入病院，将原之房屋严重消毒，如经过七日无病，给照放行” 。

此次防疫大战中，山西防疫总局设立了两种形式的临时医院实施救治，疫病院和疑似病院。疫病院设于有疫地点，专收鼠疫患者，病人一人一室，不得互相来往，不准亲属探视。疑似病院专为收治疑似患者，凡发现有头痛、发热、眼红、咳嗽等病状，就送到这里，在医生准许下亲属可探视，但必须与病人相距3、4尺，时间以10分钟为限。

因为防控得力，这场来势凶猛的肺鼠疫终被逐步扑灭，前后流行长达10个月之久，以绥远、山西为重点疫区，疫情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共疫死1.46万人，损失惨重。

1918年的山西防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具有转折性意义。正是从此次防疫战争开始，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了防疫委员会，制定卫生法规，划定区域防疫并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

正如阎锡山所言，卫生防疫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

预防注射：现代医学的缓慢渐进

鼠疫，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常见的传染病。从明清两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尽管中医医生们为防治鼠疫想尽了办法，但疗效始终不令人满意。大多数民众认为，鼠疫“无药可治”，是为天灾。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疫病，临床医生因不知预防而被感染的例子不胜枚举。1943年，福建邵武发生鼠疫，有部分老中医不注意预防，挨家挨户去看病，结果纷纷染疾身亡。疫情传播的后期，大多数中医大夫都拒不出诊，甚至逃离他乡。该县老中医曾总结了一个应对鼠疫的经验：“应逃则逃，不逃则守。”意即如没法逃走，则避免与病人接触，这道出了中医应对鼠疫等传染病的无奈。

当时的云南民众相信鼠疫是“痒大老爹”引起，所以让妇女裸体去抬鼠疫死者的棺材，以为“妇人精者屁股抬棺材，痒大老爹就不好意思跟她来，这样做法会少死一些人” 。为了遏制瘟神恶鬼，人们纷纷祈求神灵庇护，所以疫区迎神赛会频繁举行。云南一带的民众一度奉“都天太子”为瘟疫之主，所以，大多数县都设立了都天太子庙，越是瘟疫横行，都天太子庙越是香火旺盛。

应该说，传统的中医，在应对鼠疫等瘟疫方面明显落后。现代医学治疗鼠疫是注射或服用抗生素，或是注射抗鼠疫血清，但这些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发明。

民国时期疫情的频繁爆发，让现代医学防疫措施——应急预防接种——逐步形成了规程。1919年，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之后，先后生产出一大批质量可靠的产品，如牛痘苗、霍乱疫苗、白喉抗毒素等，满足了一些省份应急预防接种的需要。

不过，民国时期，我国许多偏远省区各自为政，再加之交通不便，防疫体系很难贯彻统一。1942年，当鼠疫在闽南肆虐时，西医治疗鼠疫的常用药品已经有片剂“大健风”和名为“百浪多息”的注射剂。当时，很多人已经将这两种药视为救星。但这些药是天价，一般人买不起，一对鼠疫血清价值一二两黄金，一瓶盐水卖几十元光洋，而当时一桌上等翅席只需花光洋30元。

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霍乱、天花、伤寒等同时流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应急预防注射。起初，许多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躲避，或者求诸神灵，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注射的方式。例如，1932年南昌霍乱流行时，当地政府由公安局商请宪兵带领注射队于马路通衢截阻行人强迫注射。

预防注射，逐渐成为了国民政府预防疫病的主要手段。在几乎年年有打仗的民国时期，政府为了首先确保政府工作人员不因传染病而瘫痪，对预防接种尤为重视。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已经迁至武汉，为了预防疫病流行，行政院特要求卫生署为政府工作人员预防接种。下面是行政院发给各部委的关于预防接种的公函：

查现属春令，时疫最为流行，经与卫生署接洽，施行院属部会在汉员工预防注射。查照会部在汉职员及工役人数送呈卫生署并接洽注射日期地点，以便该署派员前往。

1939年4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再令卫生部门及时为政府工作人员接种：

重庆市卫生局为预防天花及霍乱伤寒流行起见，拟免费施种牛痘及推行霍乱预防注射或霍乱伤寒混合疫苗注射，以资分别预防而保健康。

公共卫生：动荡社会的软肋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有组织的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既然是有组织的活动，多半就是政府的活动。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27年4月设立内政部，署卫生司，掌管卫生行政事宜。后来，卫生署的隶属关系数次变更，但防疫工作始终是卫生部或卫生署的重要职能之一。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卫生部的命令中说：“卫生行政之良否，不惟关系国民体质之强弱，抑且关系到民族之盛衰。吾国对于卫生向多忽视。际兹时代，健全身体，锻炼精神，消除疫病，浔属重要，着即设立卫生部。”

防疫司主要负责传染病、地方病、兽疫的调查及扑灭事项，以及海港航空车船检疫、牲畜屠宰、国际防疫事项。传染病防治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仅仅有了卫生行政组织还不够，它还必须有防治的业务机构，即防疫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作为技术支撑。民国中央防疫处是北洋政府利用防治1917～1918年绥远、山西一带鼠疫所剩余款，于1919年3月在北京设立。中央防疫处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作为永久机构隶属于卫生部，后随南京政府数次迁移。

1939年5月，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市民死伤严重。为了组织好防疫，蒋介石曾亲自下令做好消毒防疫工作。例如，蒋介石5月31日的一份训令中称：“本市迭遭空袭，尸骸虽经掩埋而未消毒，希严令内政部及市政府饬属分别组织消毒队，办理灾区及掩埋场消毒等。”

6月2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回函称：“蒋委员长赐鉴，代电敬悉，已令饬内政部及重庆市政府切实办理具报。谨复。”

6月23日，重庆市市长贺国光亦回函称：“本市自五三以来，迭遭敌机轰炸，各处被难民众尸体，或以挖掘不及，或以覆土浅薄，发生腐臭，本局为防疫病起见，即派员加紧防疫注射，并令饬环境卫生队抽派卫生稽查员十二人，人夫役四十八名，组织消毒队十二队，自五月七日起，随带漂白粉石灰等药品，逐日分赴被炸灾区。”

从以上档案看出，消毒防疫关系到陪都重庆的稳固，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防疫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共卫生政策，由于战争因素，自然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各省各地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也大多是在防治传染病的经验中逐步确立。

一些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水平显著提高。1936年，上海市政府为了预防霍乱，开始免费向贫民供应自来水。作为一种新事物，自来水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发挥了防疫的作用。

1942年，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蒋介石曾发出训令：“查增进民族健康，为国家基本活力所系，其中应办各项事宜，尤以改良饮水（创设简单给水工程）及防止传染病流行两项为当务之急。应由各省市政府特加注意，务于本年度卫生工作内列入以上两项，切实办理。”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民国政府逐步形成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救济相结合的县—乡镇—保三级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将防疫范围扩大，以提高防疫的反应速度。不过，受制于政治体制的整合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才匮乏等因素，这套体系并不是很有力。

民众动员：生命代价的历史经验

“中华民国十九年，秋歌闹到七月天，不为银子不为天，只为瘟疫带上天。”这是曾经流传于陕北的民谣。1930年，陕北的鼠疫，曾经给这里的老百姓，留下痛彻心扉的记忆。

只有正确的认识瘟疫，当其汹涌袭来时，才能选择科学的办法阻断传播。这样，宣传动员，就具有天大的重要性。1918年，山西鼠疫防治中，山西防疫总局非常重视防疫宣传，宣传方式上力求通俗易懂。

阎锡山令山西防疫总局将《督军为防疫告谕村长副》《督军为防疫警告人民》两文告，各印20余万张，编寄乡村，对控制疫情蔓延起效甚大。在《督军为防疫告谕村长副》中，阎锡山要求副村长散发传单给村人，并加以讲解，教人明白知道，再张贴于众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告知村人暂时不要出外行路，村中备生石灰，随时做消毒之用。

此次瘟疫中，宣传无疑产生了强大的作用，成为一次民众动员的典范，为防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1932年，江西南昌霍乱流行，而“居民大多数不明原委，视若平常”。为促使居民觉悟，“使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皆知霍乱之危险……传染之迅速以及预防方法、诊治途径”，江西临时防疫委员会动用了当时所有可能的宣传动员方法，例如，广帖标语（分图画、文字）、散发传单（分浅、显、详、实）、借助报刊开辟防疫专栏、由注射员随时宣传劝导、鸣锣呐喊等。

当时宣传的标语，已经显现出现代防疫意识，如：霍乱、伤寒、赤痢，夏天最容易发生之疾病；不喝生水、口渴必要喝开水；不吃生冷东西，所有食物必须煮熟，趁热就吃；快来打防疫针。通过浅显的文字，让民众了解了霍乱等传染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及简单的预防方法。1932年，南京的霍乱防治宣传中，除通过报纸、电影、广播等手段外，卫生署甚至还请航空署派飞机数架，环绕南京城内外散发防疫传单。

在瘟疫此起彼伏，横行大江南北的民国，国民政府还逐步形成了一套程序化的宣传动员机制。广大民众因此逐渐对瘟疫有了认知，主动接受防疫的积极性大大提高。1940年，即民国二十九年，一介平民、河南人周鲁严曾上书蒋介石，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防疫的中肯的建议。该建议由行政院而至内政部再至卫生署，引起了国民中央政府的重视，原因大抵是周鲁严的建议切中了要务。周鲁严说：“大乱之后，必有凶年。所谓凶年者，固非一端，而疫为其首。依此战争，测将来大疫必为热血症。”为此，他建议国民政府饬令河南省政府“收取鲜地黄榨汁装瓶以备将来热血瘟疫之用。”

民国初期，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转型时期，现代防疫制度很不成熟，政治的不确定因素造成政府整合能力低，社会动员不彻底，防疫过程中“民情仇视防疫”，甚至流血冲突比比皆是，使防疫绩效大打折扣。

然而，疫灾的频繁发生，让民国政府在死亡的阴影下，也积累了诸多防治疫病的宝贵经验，诸如阻断交通实行严格的隔离、动员民众进行防疫等，直到今天仍在沿用，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防疫手段，确是经过了无数人的生命总结出来的。

民国疫史：死亡枕藉的抵抗之路

原创 宋馥李 政研院 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