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厘米清代粉彩罐子，干货看这篇!干货︱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

粉彩时尚人物陶瓷是中国陶瓷绘画从传统向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象征。陶瓷画家瞄准时代的前沿，描绘了时代氛围的女装打扮。国文初开，新旧交替期东方诗与西式浪漫冲突、融合，记录了人物和时尚的变迁史，时代意义突出。

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饰成为新女性公认的时尚。随之，在瓷都景德镇的彩绘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它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的程式化形象，将现代新女性的现实生活予以理想化，通过夸张大胆的笔触手法，将时装形象融于瓷绘艺术之中。

同时，通过新粉彩技艺的运用，结合西洋水彩画技法，让人物面部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透明艳丽，极具现代绘画的气息。

与传统仕女瓷绘不同的是，民国时装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装，画中人物身份、服饰、器具及背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装区别于古装，以摩登女郎取代传统仕女，以现代西式洋房取代传统台榭楼阁，这些特征几乎反映在每一件时尚女性瓷器上。

随着西式建筑与现代器具介入画面，时装人物瓷器便记录了浓郁的东方诗情与西式浪漫，将现实理想与古典想象熔于一炉。在民国早期的景德镇，有很多著名画师（如“珠山八友”的王琦等）都参与了时装人物瓷绘的创作，在艺术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时装人物瓷绘与月份牌堪称双峰并峙，代表性地塑造了民国初期时尚新女性的经典形象。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 高28厘米

在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时装人物瓷绘作品前,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融合后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到处可见的“洋”物无疑成了那个时代“时尚”的代名词。

在这些瓷绘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车、洋装、洋伞、洋犬、洋乐器、洋家具、洋摆设……连同呈现出这些艳丽色彩的瓷画颜料,也大都是刚刚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化工釉料——洋彩。

这些数不胜数的时髦“洋玩意”和画面上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创造了独具特色、气质迷人的新一类瓷画品种。画面之外的题款诗句,既有传统书画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诗词,又有与画面上现实生活主题相符的带有舶来文化元素的题句,画意与题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粉彩时装人物将军罐 民国 高34厘米

只可惜生非盛世，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纪2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现的昙花。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时期 高27厘米

李安源博士是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的副院长，他曾将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作为专题收藏与研究对象。

历经多年，收藏有各类粉彩时装人物瓷器400余件，并对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做了相应的研究，界定了瓷器制作的滥觞与终结年代，探索了瓷器的初步类型、分期和画师群体、画风衍变等问题。

本次展览是李安源先生拿出个人收藏的一部分，同南京博物院古建所和陈列所一起策划制作，奉献给社会大众。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 高28厘米

第一部分：黄金期

从民国元年（1912）至1914年，粉彩时装人物瓷器的制作规模较小，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画师在进行着一些探索性的绘制，画风尚带有晚清浅绛彩之余韵。

而1915—1919年，是时装人物瓷器制作的黄金时代。这一阶段的时装人物瓷绘，器型品种多样，胎质细腻考究，题材丰富多彩，技法严谨简练，构图生动饱满，设色温润明艳，在艺术表现上将时装人物粉彩推向极致。

这一时期，有很多画师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面貌，自成一格，如洪步馀的雍容，夏鼎臣的古典，毛子荣的清新，潘肇唐的飘逸，梯青室的玲珑，余钊的妩媚，益友斋的素静，桐华居的明艳，有如春兰秋菊，各擅其芳。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此瓶画工精湛，出于民国时装粉彩大家夏鼎臣之手，创作时间为民国八年（1919），是“五四”运动的同一年。掸瓶背面题跋云：“妙手新开色界天，裁云镂月笔何妍。此中尽有颜如玉，抵得名花次第编。己未之秋月夏鼎臣作。”

瓶颈部装饰红色铺首衔环双耳，所绘人物身处欧式庭院，众多美人于一高足石砖桌几周围，或相谈甚欢，或嬉子共乐。

最前方侧身站立的美妇纤腰玉手，拿一红白相间的时尚手包，造型简洁大方，她上身穿紫色团花纹立领长衫，领高至脸颊，下着水绿色马面裙，正与身旁蓝衣女子窃窃私语；

蓝衣女子梳类似唐人的日式高发髻，仪态雍容端庄，眼露笑意，朱唇轻启，似乎在侃侃而谈，她身着锦花纹紧袖上衣，袖口小露一截打底红衫，手持素色包裹式提包，下着深色绣花马面裙。

侧后方怀抱婴孩的女子好像为侍女，留燕尾式刘海，着草绿色高领上衣，墨绿色网格纹裤，婴孩橙衣蓝裤，头戴贝雷帽，身体前倾似乎想要扑向蓝衣女子，无奈被侍女双手紧抱。侍女身后还站着一个头戴网格纹帽、系长丝巾的绿衣孩童，他扯着侍女的衣衫，眼神游离，四处张望。

画面左侧绘一燕尾刘海的结髻女子，手持一束鲜花向后回首，似在向捧着花篮、系着围裙的侍女询问什么。她身着立领素色锦花纹长衫，袖长八分，袖口紧小，下着紫底黑花长裙，微露碧色三寸金莲；

她身侧还有一位盘高发髻、穿翻领网格纹青碧色长衫的美妇，身段修长，略低头颔首，神情温婉。画面右侧还有两孩童玩耍嬉闹，一孩童背对画面，梳髻扎在头顶，碧衣绿裤，另一孩童穿斜襟蓝衣，着紫裤，二童玩得不亦乐乎。

背后绘立式罗马圆柱的庭院，在艳花高树前尽显高贵氛围，洞孔式围栏后隐现茂密草林，一派生机盎然。（王静艺）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 高28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 高28厘米

1915年，民国时装人物彩绘大师洪步馀开始涉足制作时装人物粉彩瓷器。洪步馀的早期时装人物瓷绘作品极为精致。

如这件作于丙辰年（1916）的冬瓜罐，四位时尚女子仪态各异，伫立画面中心，而背景绘制极其简单，只为点缀。所绘女性人物身材修长，妙曼多姿；神情刻画婉约可人，雍容自若；色调搭配也甚为和谐，温润雅致。

洪步馀早期塑造的时装女性形象极其动人，背景简略，大抵以凸显人物形象为鹄，画面总体有着一种装饰性美感。约在1919年前后，洪步馀的瓷绘风格开始变化，其典型特征就是人物比例的缩小，背景物象开始丰富，由前期的装饰性朝着一种写实性发展。

迨至1924年，洪步馀的画风再一次变革，画中仕女的鹅蛋脸一律变成了圆形的苹果脸，身材也变得较为矮小，然背景建筑的写实性风味也进一步加强，至此，时装人物一律变成了外景描绘。

1924年后，洪步馀的时装人物题材开始变得狭窄，瓷绘图样单调，审美意象逐步滑落。（李安源）

粉彩时装人物瓶 民国 高47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瓶 民国 高47厘米

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毛子荣所绘《龙女双姝图掸瓶》可谓拔得头筹，其画工之细腻，画艺之精湛，足令其他同类作品望尘莫及。

这件掸瓶，原高度为60厘米左右，这个尺寸的花瓶俗称“三百件”，系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最大器型。遗憾的是，此瓶已被齐颈锯断，现高48厘米，算是一件精彩的残件。《龙女双姝图掸瓶》的正面，绘有两位明眸善睐的时尚美姝，如翩翩洛神，跃然瓶上。

由于该瓶器型大，人物少，画师旨在全力刻画两位现代女郎的时尚形象，画工细致入微，极尽写实之能事，无论是人物的五官、手足之局部，还是人物的服装、首饰及背景器具，每个细节都刻画到位，这在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绘中殊为罕见。

此作为典型二美图，虽为刻画民国新女性，仍令人想到传统仕女题材“二乔图”。二美图在民国月份牌广告、报刊插画、书籍封面中为常见，系表现民国女性形象之常见图像，画中女郎，含情脉脉，清新脱俗，其画工细腻微妙处足以与月份牌争锋。如郑曼陀作于1914年的月份牌《晚妆图》，图中两位女郎形象即与此图如出一辙。

一般而言，一件民国时装人物“三百件”大瓶，绘制人物的数量多在十数人以上，而这件作品只集中刻画两人，故画面人物之形体要大于寻常数倍。

如此构图乃作者精心刻意为之，它对作者的绘画写实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此阐幽发微之作，不仅是画师毛子荣鼎盛期的代表作，也是笔者迄今所见时装人物瓷器之扛鼎之作。

作品背面，以较为方正的行书落款云：“毕竟全身无色相，善如龙女两相随。时在己未仲秋月，于珠山客次之轩，毛子荣写。”

据此知，该瓶绘于民国八年（1919）秋天。又查题诗，典出清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大抵是吟咏佳人之美的妙语，因着二美题材，画家取“双凤”之典，可谓词旨剀切。（李安源）

第二部分：改良期

1920—1923年，随着女性上衣长袄的缩短，时装人物瓷绘画家们求变意识强烈，随之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人物改良。

改良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画面背景逐渐扩张增多，特别强调对庭院、高楼等现代建筑的刻画，这样便使得作为主体的时装人物比例开始缩小，逐渐消弥了对女性形象刻画的专注性，其整体审美意蕴稍逊前期。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该“三百件”掸瓶,高60厘米,为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绘名家毛子荣所制，作于民国九年（1920），系毛子荣创作盛期之精品力作。

画面中，炎炎夏日，桑茂蝉鸣，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外出游玩。水榭楼台，蛙声阵阵，女子们在石砌的庭前小憩，欣赏四周美景。中间锦绣花纹的蓝衣女子正收拢了长柄阳伞，似乎想要用手帕拂去汗水；

身旁有一草绿宽衣的女子，胸前戴花朵形项链，双手交叉握帕，手腕戴着西式女表，下着长裙，裙门平且绣花，两边打褶，裙下露黑色高跟鞋。二人均梳髻，留细碎刘海，眉清目秀，俨然为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

二人身后有一水红衣衫、格纹锁边碧裤的活泼女子，她一脚支在台阶上，侧手扶头，着紫色丝袜和高跟鞋，翘着兰花指，似乎在看对面女子手中的花束；

持花束的女子倚坐在台阶上，身着青色条纹花衫，宽松中袖，露出纤纤玉手，她望着红衣女子，眉间传来嬉笑之意。

她旁边的女子背对画面，梳长辫，着素色绣花小衫，绣花条纹七分裤，绿袜黑鞋，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

画面右侧还有一对谈笑风生的妙龄女子，皆梳如云团髻。前面的女子别着精巧的发簪，一手持帕轻捂丹唇，似乎掩面而笑，她身着青碧团花纹小衫，下着黑褶裙，长及脚踝，小露尖头平底鞋；

对面的女子身着紫衣条纹高领衫，面容姣好，眉目间洋溢着喜悦的神色。

亭台有传统的瓦梁结构，也有圆窗和百叶帘，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别具韵味。整个人物场面又是一幅都市丽人的出游图，各位少女神态不同，性格迥异，全景热闹非凡。（王静艺）

燕尔之喜图掸瓶 民国 高60厘米

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杨青山《燕尔之喜图掸瓶》是一件绘画题材独特的孤品，是迄今所见唯一绘有民国婚礼场景的粉彩瓷器。

《燕尔之喜图掸瓶》高60厘米，为典型民国“三百件”掸瓶，其正面绘有一对款款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尚新人，新郎身着西式礼服，手拿礼帽，英俊洒脱。新娘则风姿卓约，上着红色长袄，下着深色百褶裙，头戴大花冠，婚纱披拂，衬托得新娘愈发娇羞可人。

主角之外，另绘有四位玲珑剔透的少女，她们手捧鲜花，顾盼有姿，拥簇着新人鱼贯而入，那种欢喜雀跃的喜庆氛围，被画师淋漓尽致地绘出。

该瓶颈部，画家以金文书体摹写《集古斋原本》吉语数行，并以隶书书写“燕尔之喜”四字，以示点题。掸瓶背面题跋极为生动，云：“笼纱一幅称身长，初着霞裙出洞房。恼□丫鬟工笑谑，也随人唤作新娘。辛酉之夏，杨青山写于珠山客舍之西轩。”

《燕尔之喜图掸瓶》作于民国十年（1921），今由欧洲回流，由画面瓷绘题材之独特推测，这件瓷器很有可能为定制器，后流向海外。（李安源）

“文明礼仪”挂彩紫砂壶 民国早期 高17厘米

“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风俗西化潮流汹涌，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婚服也形式各异，时称“文明礼仪”。

如民初制作于宜兴的《“文明礼仪”挂彩紫砂壶》上，便绘制了一对新人，新娘礼服为中西合璧式，而新郎则身穿军阀装，手执宝剑，极具时代气息。（李安源）

粉彩时装人物茶壶 民国 高13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茶壶 民国 高13厘米

此壶为民国时装粉彩画师袁和兴所绘，作于民国十年（1921），画面生动，极具时代生活气息，壶身背题：“风琴弄一曲，韵雅乐无穷。”

晴日的庭院内，一美妇为孩童演奏手风琴。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高涨，而手风琴作为西洋乐器，拥有独特的音色以及方便携带等特点，在都市女性日常娱乐生活中风靡一时。

美妇梳多绺盘髻，两侧有精巧花簪，倚在台凳上神情自若地演奏手风琴；她上穿蓝色锦花衫，下着绿色褶裙。身旁的孩童乖巧地端坐着，双目望向拉琴女子，仿佛被琴声所陶醉。孩童着红衣，系绿色围脖，青碧色裤子，蓝袜翘头鞋。

背景有轻巧的欧式桌几，上摆茶杯与纸张。孩童一侧还有像小型喷泉的装置，各色层叠似塔状，喷出的水流向两边散落，情趣盎然。远处粉墙上开一扇圆窗，暖色挡帘拿绿丝带系在一旁，露出些许窗棂。（王静艺）

第三部分：没落期

自1924年开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的发展进入晚期。或许意识到改良之失败，以洪步馀、毛子荣、潘肇唐等为代表的画师再一次率先进行变法，在作品中，他们进一步加强了背景的空间深度，建筑、假山、树木的结构变得异常复杂，

人物所占画面空间的比例也进一步缩小，使得早期的装饰性风味完全被具象写实取代。而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其总体趋势是脸型由过去的椭圆变成了圆脸，身材也略显臃肿，不堪与早期时装人物相映生辉。尽管时装人物粉彩败落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1926年前后，以群益画馆、天津德庆仁、天津兴隆为代表的一些画馆介入时装瓷绘领域，给时装人物粉彩带来了最后一抹亮色。

粉彩时装人物瓶（对） 民国 高43厘米

人面不知何去处，桃花依旧笑春风。

时在丙寅年春天，书笔于江右客次，徐祥兴作。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43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43厘米

伯作宝鼎，子子孙孙永用。

汗湿红妆花带露，云堆绿髻柳拖烟。

仿六如居士笔，书于珠山之西轩，松林阁作。

粉彩时装人物帽筒 民国 高28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帽筒 民国 高28厘米

如花似玉，时乙丑年夏月，潘肇唐写。

江西潘肇唐造出品。

印：吉。

粉彩时装人物罐（对） 民国 高18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罐（对） 民国 高18厘米

元人之法。

云堆绿鬓柳拖烟。洪步馀书于昌江。

作为中国瓷绘艺术之苑中的一枝奇卉，民国时装人物瓷器的制作时间不及同时代的月份牌广告画长久，它只经历了短短的十八春即告终结，其原因当关乎时政、经济等社会因素，却未免不令人深感遗憾与费解。

然就其艺术发展本身来讲，民国时装人物瓷绘在艺术质量上，从其诞生伊始直达顶峰，其后则经历了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短暂，却完整地体现在当时所有最主要职业画师的艺术创作生涯中。

这也便说明，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生产年代虽只有短暂的十八年，但是在艺术上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从昌兴到衰落，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

也正是由于短短的十八春，使得民国时装人物瓷器的总体数量有限，加之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战乱与文革的摧毁，得以幸存者尤少，可谓落华散藻，零落人间。【古玩收藏上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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