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备忘录和印书活动。
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1)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着,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2)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著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3)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着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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