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电大形成性考核中国法制思想史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专题之在考古遗址中寻找历史：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导读

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或者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其实隐藏着所有格子——“人类”的历史。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过往曾有“科学”抑或“艺术”之争。但当代历史学被视为人文学科，基本已无争议。或因如此，现代史家原则上只研究人类自身的历史，至多关注及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大抵被划归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两千年前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已是现代史家不能想象的境界。

即便划地自限于人类的历史，现代史家亦未全面掌握人类历史的书写权力。理论上，前一剎那，即是历史，但当代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却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人类学家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禁脔，现代史家似乎只能钻故纸堆，丧失了鉴往知来、指点江山的话语权，无怪乎上社会“历史无用论”甚嚣尘土，历史系的学生也对未来感到茫然。

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现代史家也用“史前”时代等术语与之划清界线。“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竟然仍是中学教科书常见的观念。所谓“信史”，相对于口传故事、相对于神话传说，大抵是指甲骨文等文献纪录的历史。其实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等概念的关系极度复杂，部分文献的内容来自口传，神话传说的内容亦常见于文献，更不要说文献也会虚构、口传故事是人类另一种记述历史的方式、神话传说也保留了早期人类的集体记忆等观点，我们根本无法简单判定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的可信度高低。再看考古学于这百余年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难道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史前史”会比根据文献的“信史”更不可信？如果文献与考古材料是同等效力的史料，那“史前史”、“史前时代”等概念是否有必要调整、甚至扬弃？

不管未来如何，要想根据考古材料书写远古人类的历史，当代历史学者力有未逮，大抵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洋洋十二卷的开头第一卷，敦请考古学者宫本一夫负责撰写，也就不令人意外。然而能掌握好考古材料，是否就能书写上古史了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宫本一夫近照

《从神话到历史》共分十章，来自文献的内容只有第一章〈神话与考古学〉的部分内容，其他九章半的内容全部依据考古材料，作者可谓尽了考古学的“本分”。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可能希望古史传说在“中国的历史”系列开头占据更多的篇幅，但因这些保存古史传说的文献，成书时间多半晚至战国秦汉之际，即便是新出土文献，大抵也不外如是。加上神话传说里的历史讯息不易抽丝剖茧、西方神话学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等原因，作者的谨慎处理也合乎现代学术规范。

不过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中国上古史，反映的是今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从农业起源到国家形成等等。尽管这些学说在当代蔚为主流，但百年千年之后，未必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古人对世界诞生、人类起源、国家形成等问题的理解与想象，看似已经过时，却未必全无是处。我们今日回顾百年千年之前，古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应带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诚如顾颉刚所言，这些古史传说更适合用来探讨战国秦汉以降的思想史。正因如此，这些反映古人思维的古史传说在上古史仍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值得一提。

回到《从神话到历史》的考古学视野，与历史学家撰写的通史、断代史相比，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以“区域”为主体，绝不预设“中国”、“中国人”为全书的“主词”。

现代史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即便再怎么具有反思力，或多或少也隐含“中国”、“中国人”的预设，自不必多论。秦汉史、明史等统一帝国的历史，“秦朝”、“汉廷”、“明政府”等概念往往以整个帝国的代言人的角色跃然纸上，事实上地方政府、基层社会可否被中央政府“代表”，殊为可疑。而魏晋南北朝史、宋辽金元史等分裂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家即便摆脱了传统史学“正统论”的束缚，看似将各地政权等量齐观，但日后乃至当代未被纳入中国版图的朝鲜、越南等地，或不被纳入笔下、或以周边民族与政权书之。分裂时代尚且如此，唐史、清史等带有“异样血统”的统一帝国史，就更难避免“中国”、“中国人”概念的制约了。

受惠于考古学的视野，兼以此时期“最早的中国”尚未建立，《从神话到历史》超越了政治与民族等后世概念的束缚，以经济生业为纲，先将新石器早期的定居社会分成华北的粟黍农业区、华中的稻作农业区，更北方（远东）与更南方（华南）则是采集与狩猎的非农业区，在此区域体系的基础上展开全书的讨论。随着定居社会的发展、农耕技术的扩张，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区域体系自然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从神话到历史》进而将之析分，概略但细腻地描绘了各区域的社会面貌。

农业出现地与细石叶文化、砾石器文化。两者分布相接的地区为从华北南部到华北北部的地带（斜线部分为农业出险地。分为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地带）。

在此基础上，《从神话到历史》得以省思商周“中国”的面貌何以形成。作者不仅引用日本学术大家林巳奈夫“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原形，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之说，还进而主张良渚的玉琮等玉器文化从长江下游传播到黄河流域，可谓中国玉文化的源头。作者更探讨黑陶酒器等随葬器物，指出商周“礼乐”的成分颇多来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就连殷墟的甲骨文，也来自于北方长城地区的卜骨文化。虽然某某事物的起源探索非常困难，很容易被新出土材料所修正。但《从神话到历史》这些说法确实让人深切感受到中国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许多区域共同组成的复合体。区域的有无，不只影响中国疆域的伸缩，甚至影响了中国特质的形塑。

良渚反山12号墓随葬玉琮

《从神话到历史》以区域为主体的作法，固然值得推崇，但也并非全无流弊。一部小说不一定只能有一位主角，但主角若多达七、八位乃至十余位，自然难逃剧情分散、铺陈过多、缺乏主旋律之讥。“中国”只有一个，区域却可以无限分化。读《从神话到历史》，或多或少会被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牵着鼻子走，不知细节描述的意义何在。尤其《从神话到历史》是“中国的历史”里的一册，缺乏考古学知识的读者，“见区域而不见中国”的感受只会更加强烈。尽管《从神话到历史》简体字版的导读人许宏先生尝试为作者缓颊：

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作者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叙述，就像历史学家喜欢引用的史料一样，只要有读不懂的地方，就不能不说是鸡肋之作。

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此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国家”、“民族”等既有概念当作历史的主体，又不满足于将各区域的具体历史简单拼凑在一起的作法，那么使用新概念作为历史的主体，藉此整合各区域的历史，应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史、东亚史、全球史均可如此重写。事实上《从神话到历史》就是这么写的，诸章已尝试运用“农业的起源与扩散”、“社会的复杂化与统合”、“宗教信仰”、“早期国家”等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描绘出丰富且清晰的上古史图景。

行文至此，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下去：如果用“国家”、“民族”的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是不可取的作法。那运用其他概念去统摄区域，难道就毫无弊端吗？但这个问题已触及“个案”与“概念”的本质矛盾：任何个案都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所有个案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用概念去堆砌历史。但个案若完全不加以概念化、不抽绎其意义，那历史就只能是断烂朝报，根本无从写起。重视概念与重视个案，各有优劣，我们只能执中道而行。《从神话到历史》既以区域为主体，又重视概念化的写法，我认为在现阶段十分恰当。问题未能完全解决，主要是受制于学界现有的研究水平，作者还没办法彻底将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充分概念化。而宫本先生不勉强概念化的作法，恰可凸显其学风严谨的一面。

读《从神话到历史》，不难注意到其区域史叙述里，东北地区的比例较一般中国考古学著作为多。这是因为宫本先生乃日本人，尝试从东亚的角度解析这段时期的历史，探讨“为何东亚最早出现的古代国家在中国大陆”这一宏大课题。故作者须透过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来衔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而将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对照，指出日本出土研磨坚果的石盘、半地穴房屋、玉玦、土偶（女性像）、卜骨、“埴轮”、木棺墓、成人瓮棺墓等遗存，均可在东北、华北、东西伯利亚等地找到类似者，反映日本不只经济生业与东北地区相似，在宗教信仰上更是远东文化圈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一视野，有助于反思西嶋定生设定了中心与边陲的东亚史观。无论是洞见抑或偏见，宫本先生从东亚考古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上古史，无疑充分发挥了身为日本人的特长。

朝鲜半岛的农耕化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的传播路径。第一阶段为粟、黍农业的扩散，第二阶段为稻谷的扩散，第三阶段为水稻农业的扩散。

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向来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境地，不管是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与“多元起源说”之争，抑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等热门课题，中国学者与汉学家的立场往往泾渭分明，清晰反映出国籍、种族与学术态度的高度关联性，说明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往往影响其学术判断甚巨。宫本先生身为日本人，却研究中国考古学，其学术态度无疑值得我们注意。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对上述争议极大的两个问题，其判断却溢出我们的“常识”之外：

只要人类多元说没有被遗忘，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在中国大陆的可能，就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确实存在的朝代。

如果只看上述言论，恐怕很难猜出这是汉学家的意见。或许有人会坚信学术政治角度的解释力，进而揣测这是作者为了迎合“中国崛起”而改弦易张。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二十一世纪学界全球化的结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学者都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从而提出更具意义的学说，包括中国学者。事实上当代中国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恰恰不愿意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宫本先生与许宏先生看似矛盾的学术判断，却存在着共通性——他们都挑战了我们根据国籍与种族来下判断的“常识”。这非常值得我们咀嚼再三。

虽然反思民族主义已经带给我们够多的刺激，但作者对夏王朝的讨论并非仅止于此。他指出即使二里头文化可以称之为“夏”，也不代表二里头考古学文化自动升级为王朝的社会型态。二里头文化的实质内涵、当时的统治形式、与各区域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拘泥于“名”，只会让我们忽略掉“实”。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样式

上文已对《从神话到历史》的考古学视野略加介绍，最后我想稍微介绍一些本书涉及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以供一般读者参考。

考古学对区域的重视，来自具体的考古遗址发掘。与史书不同，一个个考古遗址的时间坐标往往难以精确到年月日，只能约略判断；但空间坐标却可以精确到经纬度小数点后几位，因为遗址就在那里。同理，史书往往只能透过文字去描绘历史场景，但位于该处的考古遗址彷佛时间胶囊，竭力保留了遗址废弃、墓葬掩埋时的那一瞬间，带给人的临场感特别强烈。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书写历史，不仅具有区域主体的眼光，还会特别重视历史场景的重建、日常生活细节的复原，因为那就是考古现场所见。但不像史书能以生花妙笔直接描写人物，考古遗址虽然曾为人所居，但生人终究已逝，尸骨未必留存，今人所见的往往只是器物与建筑，而且还是不易腐烂者。因此考古学要想书写历史，只能经由“透物见人”的途径。但要想解读百千万年前的出土遗物，岂有那么容易，否则人人都是考古学家。下文以器物、饮食、聚落为例，说明《从神话到历史》如何“透物见人”，还原远古历史。

图三：湖北荆州阴湘城遗址

史书里的器物，多半是一鳞半爪，依附于某个人物、场景或事件才被提到，很少成为主角。考古遗址则不然，遗址出土最多的是器物，最令人兴奋者往往也是器物。同一遗址里同类器物的风格差异，往往反映了时代差异；不同遗址的器物差异则可能反映使用者的差异，器物的传播与扩散可能反映人群的迁徙与扩张，这些是考古学里器物类型学的基本理念。但作者谨慎地指出鼎、鬲等单一器物的传播与扩散，严格来说只能反映地域之间有所交流往来，不宜简单将单一器物对应于某批人群。如果找出遗址里的若干基本器物，建立起器物群，便可比较有效地建立器物与人群的对应关系。除了基本器物，海贝、绿松石、玉琮等舶来品同样值得重视。由于舶来品取得不易，舶来品的拥有者理应是人群里的有力人士。而拥有舶来品，又会强化有力人士的权力与地位，使之成为领袖。

陶器的系统性。从远东到中国东北部的平底罐与华中、华南的圆底釜在华北一带呈交错分布。

要想“见人”，其中的重要课题无疑是人如何生存。但史书里的人物，生存下来彷佛自然而然，只有很偶然的时候才会提及这些人也会吃饭、也会喝水，是个活生生的人。事实上，人的必备生存条件之一是食物，食物则不外乎动物与植物。凭借现代科技的发达，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遂为显学。考古遗存中若有动物的骨头或牙齿，专家透过其形态分析，可能辨识出是何种动物，甚至可能辨识出野猪与家猪的差异，进而确定人类的经济生业是狩猎抑或畜牧。同样的，植物遗存也可能辨识出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差别，进而探讨人类是否已进入农业社会。

吊桶环遗址的层与野生稻、栽培稻比率。上为层位断面，下为各层位中野生种与栽培种的植硅体比率。

人群生于斯、长于斯，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亦为“见人”的重要课题。史书里的人物往往只有籍贯、身份，没有对其居所作更具体的描写。考古发掘的遗址则是古人居址的鲜明写照，看似极有助于聚落的理解，实则需要更缜密的研究。陕西临潼姜寨环壕聚落赫赫有名，许多人可能对其五组“大房子”围绕大广场的平面图印象深刻。《从神话到历史》却根据各组建筑之间的迭压关系，将原来一张平面图析分成三张按时代先后排列的平面图，复原出姜寨环壕聚落的变迁历程。这让我们切实体会要搞清楚出土遗存的时代，然后排列出先后顺序，看似简单，实际上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姜寨遗址的聚落的变迁。 1，姜寨聚落前期；2，姜寨聚落中期；3，姜寨聚落后期。

一个聚落是一群人，再大的聚落还是一群人。要进一步探讨人群组成的复杂社会，不能不讨论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史书里的聚落，往往有郡县乡里等明确等级，聚落关系非常清晰。考古发掘的聚落遗址则不然，聚落不论大小，之间的关系均有待进一步论证。如长江中游位于汉水流域的石家河遗址、位于沮漳河流域的阴湘城、位于澧水流域的城头山遗址，它们均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均有一定规模的城址，是各自流域的中心，但彼此之间有交流往来。由于石家河遗址面积最大，我们是否可推测居住在石家河遗址的人群地位较高，甚至控制了其他流域的人群呢？作者认为石家河遗址并未发现宫殿或大墓等反映王权的遗存，看不出控制力外扩的迹象。三个流域中心遗址的关系可能是既合作又竞争，其城址规模大小可能只反映人口多寡或经济强弱，并不反映政治等级的高低。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分布。圆圈中三个取悦的城址遗址自北向南规模相对缩小。

以上希望可以具体呈现考古学如何“透物见人”。相较于在文献中发现历史，在考古遗址中寻找历史，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另一扇窗。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历史”第一卷由考古学家撰写，似乎反映本世纪考古学与历史学将更紧密地结合。事实上文献在商周秦汉以降的历史，数量固然越来越大、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但商周秦汉以降的考古材料自有其价值，不应被历史学家忽略，考古学应成为所有古代史家共同的学术素养。而宋代以后的考古发掘，也应得到考古学家更多重视。如果宫本先生的《从神话到历史》是考古学反馈给历史学的成功典范，那么历史学应该怎么对考古学“投桃报李”呢？再者，历史学家对商周以前的历史“失语”的窘境是否合理？我们真的甘心让考古学者抢走饭碗吗？一部由娴熟考古学视野与材料的历史学家撰写的上古史，会否各擅胜场、别有一番风貌？二十一世纪，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