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军用不成熟,魔杖不能不利,各种武器消耗量巨大,同样价值不菲。
萨尔浒、辽沈、广宁三大败后,据工部天启二年统计,共发过各类火器炮铳15019门(位)。各种枪42092杆,刀124,761把,角弓42,800张,箭246万4000枝,丝弦64,600条,盔36万0209顶,紫花梅花等甲26万1,589副,绵纸甲14,000副,顺天、山西、大同、宣府四镇代造盔甲一万副,胖袄裤四万副。清硝130万零6950斤,硫黄37万6200八斤,火药9万500斤,大小铅弹一1004万2368个,大小铁弹125万3200个,铁蒺藜7万8170个。黑铅60万斤,真钢4万斤,建铁27万斤,炼过建铁39万250斤,炼过西铁10万斤,不堪炮甲代铁22万1000斤。生血水牛皮1万张,生熟黄牛皮8千张,牛角4万块,牛觔13000斤,鱼鳔5千斤。连七纸30万张,京高纸3千刀,桑皮纸1千刀,五色布44260疋。以及如长柄斧、撒袋、箭捍竹、枪杆竹、稠木棍、藤牌、丝绵、新绵花、旧绵花等等杂项,数量惊人。各类装备也是价格不菲。京师盔甲厂、王恭厂的京匠,每造甲一件,照新估要1.05两。各地的盔甲,根据样式、质量不同,估价在二两至三两之间。一张弓2两,一支箭矢5、6分。各类枪铳,平均一支要3两左右。更先进的红夷大炮,据孙元化疏陈,每一门需费千百金,还有2~3%的残次品,其费既十倍。而且,京师工料之贵又三倍,厂库钱粮之难又百倍,陋规清革之难又万倍,实在是用不起。
武器还算是耐用品,衣物则属于易耗品,北方苦寒之地,士兵每年都要发放御寒衣物,山海路的将士有布花、皮袄之赏,每人布三匹,每匹折银二钱五分,(棉)花一斤半,折银九分,共计银八钱四分,每年八九月给赏。另外还有“制式”的棉衣,叫做胖袄,由各省额解入乙字库,一度各地每套折银1.5两,由中央统一生产。可以想象的出,由官家制造能造出个什么东西,负责官员鑽谋管造,内俱黄棉败絮,跟现在的黑心棉有一比,难当风寒,将士意见很大。皮袄似乎仅辽东才有,别镇未见记载,炤旧例六钱,天启六年起魏忠贤增为八钱,似乎不定期,大约2、3年发放一次。没有皮袄的年份,如没有其他赏赐,通常会多发一点,如天启二年八月,每军给银一两,以备御寒衣服之费。九边上百万军队,每年每人一两也是一笔不得了的支出。
大量的装备发往前线,却未必能发到将士手里,天启元年九月,王在晋上表称,边兵皆带有随身甲仗,旧兵及新募兵、土兵、招来溃兵未必全无遮身之盾,现在又已往前线解过铁甲八万七千五百副,又旧甲铁叶可用者一万副,盔八万二千一百顶,广宁仍报告有将士着氈帽布衫,执棍为兵,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还有更混乱的,崇祯三年七月,有人发现静海县独流镇张选吾家,有杭州商人郑明宇于天启五年八月寄存的胖袄640领,䩺鞋640双,裤640件等。天津居民宋应登家,有江西建昌解户王新城于天启七年正月寄存的弓箭12箱,计弓2861张,弦1988条,箭23676支。十二月通州东门观音庵,又发现浙江金华府委官苏姓者,于天启六年正月寄存的储胖袄1480件,裤418件,鞋686双。咫尺京师,四、五年的时间居然无人过问,递解官员不知去向,未入库也无人查问,如此没发现的不直到还有多少。
马匹
比起武器、衣物,战马更是名副其实的吞金兽。战马有生命,就有生老病死,这就注定它比其它物资更娇贵,更易耗。作为激烈厮杀的辽东战场,马匹消耗更是触目惊心。
抚顺之战,张承胤阵亡,后金号称歼敌一万,仅300人逃脱,阵获战马9千,就是明军全是骑兵,也不可能缴获如此之多的马匹,明朝战后统计总共阵亡3158名,后金夸大显而易见,但缴获几千匹马可能还是有的。紧接着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亏输,战后统计,阵失马骡驼达28600余匹头。熊廷弼接任后,请兵18万,战马9万匹,总督文球又请给援辽兵士每四名配置驮马一匹,所以又将计划增改为10万匹。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未与敌人进行过大规模战斗,但屡次小冲突累积起来,仍损失战马1506匹。而且这只是战损,并不表示全部损失,四十八年二月熊廷弼疏称,衙蠹索钱沉压,合营马匹至两月不与草料者,以至剥军倒马,玩法坏事之类不可胜数。三月,兵科给事中薛凤翔劾道臣阎鸣泰,马匹草料累月不给,令其饥饿倒毙,将官不敢问,玄武营马军曾号泣赴诉于经略,即一营而各营可知。由此可知恐怕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也不小。不过到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离任时,明军马匹虽然没能达到10万匹,但也有了65961匹之多。
转年三月辽沈大败,十几万明军丢盔弃甲,一路逃到河西,巡抚王在晋在广宁召集流亡,6万多匹马仅剩得3544匹,不过随着关内援兵赶到,又带来马骡19100余匹头,此外买马5068匹,到七月又有了马2.7万余匹,而且朝廷仍在加紧各处调募,看起来似乎势头不错,可巡抚王化贞的无能很快造成了巨大灾难。九月,据王在晋奏称,抚臣自买马万匹,边兵带马及太仆寺马,统计共43300匹,可驭马无人,秣马乏料,致多倒毙。倒毙多少呢?熊廷弼疏九月从前屯报称,马仍不及三万匹,缺料倒死者不胜报也。也就是说,至少自己給喂死了1/4。到十月,据王在晋统计,各省直共调马59875匹,募马23000匹,共计近83000匹,而仅剩54000余匹,倒死近3万。兵部尚书张鹤鸣指称,道将若肯留心餧餋,何至倒死过多,且不报倒死之数,止催买马,虽多何为?其实不光王化贞管理不善,熊廷弼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据李宗延奏称,熊廷弼7月离京时,选京营马6046匹随行,到十月时已经倒毙933匹,发往广宁2836匹,又因京营战马水草骄养,不耐霜雪,在广宁毙坏殆尽。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大败,再次输了个精光,据王化贞书云,溃兵逃入关者,携带马匹不下2万匹,但由于御控不力,溃军一哄而散,马匹自然也难以留存。到六月,王在晋报称广宁八万匹马,而今仅存十中之一矣。
两年两大败,损失马匹十几万匹,大明元气大伤,再也无力迅速补充,到当年年底,新任辽东巡抚阎鸣泰奏报,总计山海关仅有马11743匹。直到两年半以后,天启四年五月,孙承宗才奏称,其有马57324匹,仍然没达到辽沈、广宁之战时的数量。不过这已经是老孙拥有马匹的顶峰了,到天启五年,由于阉党群起而攻之,孙承宗被迫又裁减了5649匹,只剩53852匹头,比一年前还少了1000多匹。
六年二月宁远之战后,督师王之臣,报关内马骡见在15600余匹,关外马骡见在23000余匹头口。户部质问,孙阁部清汰后,统计关外有马33852匹,料豆马乾俱照此数给发,现在说只有20884匹,多发的怎么算?王之臣回答的很硬气“司道所报者,或收余前后参差,此多寡悬殊之故也。应撤者撤,应更者更,应补者补,自是臣等职掌,便宜调度难以胶柱,兵马既有更移,钱粮亦有消长,总之不出额外而已”,他有魏阉撑腰,当然不怕户部质问。户部问的也是蹊跷,关外刚经历大战,损失战马难道不正常?不过山海关并未受兵,马匹仍损失一半,甚是难解。
有人奇怪,宁远之战又没有野战,何以损失战马如此之多?天启六年十月,兵部尚书冯嘉会的奏章可以作为解释,关外之马20800余匹,在中前以至宁远五大住城者,11000余匹(每城也就2000多匹);在铁场以至长岭二十一边堡者1700余匹;在前锋联络,分布于中左,连山高桥诸处者8000余匹。总数似乎不少,但实际上要分散布防于200里之间,每处都不算多。这也是处于防守状态的农耕民族的无奈之举,原因是敌人并不总是大规模来犯,平时小股敌骑的袭掠更为常见,所以马匹并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都集中于野战军中,而是被迫分散保护各个据点,因此极易被敌人各个歼灭。
虽然兵部上书冯嘉会也认为关外马匹确实不多,但依然无力补充,到宁锦之战前夕,明军仍然只有36458匹,甚至比一年前还少。到半年后袁崇焕复出时,关内外仅剩马骡22847匹。所以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关宁铁骑”,要到崇祯二年下半年,经袁崇焕大力扩充,马匹达到了81603匹,关宁军才拥有可以野战的大规模骑兵部队。随着袁崇焕获罪被杀,关宁军再度开始走下坡路,等主力部队于大凌河之战被歼灭之后,明朝就再没有财力组建如此规模的骑兵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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