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朝贵族君子风度的必要条件专题之无处不在：春秋战国争霸中的各类间谍活动

每当提到秦朝的信息战和间谍战，就会想起著名的秀珍张仪和伪装成高级工程师的韩国间谍政局。

但是实际上，先秦间谍战的类型和参与人员非常多，具体的情节也很精彩。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成为情报的发出者和收集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乎国家存亡。

情报的种类和评估方式

先秦的谋略家就已经将间谍分为多种级别

从西周时代开始，周王和诸侯国就有了职业的外交和情报人员。比如大行人、小行人、邦谍、谍人、侯人、环人、邦汋等职业情报官。孙子兵法还列出了生间、死间、反间等不同类的间谍。

按照齐国管仲学派的最全面概述，对于国家有用的情报有8类。它们分别是敌人的土质和农业生产情况、畜牧业和林业的保护情况、敌人的建筑物和社会奢侈程度、敌国的赋税状况、敌国的民风民俗和对君主的评价、敌国的法律严明程度和朝廷的政治生态，还有军队训练情况，都是间谍人员需要关注的情报。

管仲就是组织间谍机构的老手

君王们则需要综合这些情报进行庙算。即通过与己方比较，衡量敌人的每个情报指标。最后估算战争的胜率，并决定是否行动。比如在晋文公进攻周王室封地原地时，晋文公的军队只携带的3日军粮。结果，时间一到而城市没有沦陷，就有间谍从内部回来报告，城池已经要撑不住了。军官们主张继续围困，但是晋文公决定说话算数，在下令撤军的同时还将消息散布出去。最后晋文公退兵30里，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原城。

但是这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很多间谍由于身份的隐蔽性和工作需要都没能青史留名。而且这些人都是反间谍作战的对象，周朝的“环人”就是充当秘密警察，巡游邦国、搜捕敌人的间谍。潜伏者的身份一旦被识破，在历史上就是默默无闻地死去。比如《左传》既有明确地记载，晋国捕捉了秦国的间谍后，直接在绛都的街市斩首示众 。

间谍若被发现 下场总是很惨

周游列国的贵族

重耳这样的流亡贵族 就能自动搜集情报

周游列国的政客、使者和流亡公子，也能获得很多外国的情报。受制于传播手段，很多统治者仅能收到不太准确的定性分析。如果是直接出使外国，却可以获得潜在对手的直观认识，并直接运用于未来的争霸战争。

比如因为政治迫害而流亡在外的重耳，经过了翟国、齐国、卫国、宋国、楚国、郑国、秦国等主要诸侯国，还与翟国、齐国、秦国贵族有过姻亲关系。他的戎狄血统和部族生活经历，也为日后驱逐乱周的戎狄埋下伏笔。周游列国的经历，更让重耳君臣对于主要对手们的军事风格有了直观认识。比如楚军人数庞大但成分复杂、宋人顽强善守城、秦军剽悍有余但不谨慎等等。是这些经验，直接影响了晋国在城濮之战中的外交策略和军事部署。拜见过了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等霸主的他，也了解各国领袖的性格特征，逐步积累了自己的政治经验。

吴国的延陵季子 也执行过间谍外交

远在南方的吴国人，也以非常隐蔽的形式进行过外交考察。风度翩翩的王室成员延陵季子出使北方，在曲阜宫廷欣赏了诗经的风雅颂表演，并和素来熟悉周礼的鲁国人一起回顾了周王室的创业历史。由于列国贵族在外交中喜欢以诗经的诗句相互应答，所以季札一面是在向最懂周礼的鲁国示好，表示吴国是懂得礼仪的诸夏成员。

因为《国风》部分有极强的现实关照，是先民抒发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是贵族学习各地地理知识和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所以季札对列国国风的点评，其实是对于列国关系和各国内政的判断。所以在君子风度的背后，其实是吴国北伐中原、称霸诸夏的勃勃野心。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没落贵族出身的孔子。他带着一班能文能武、出身列国的弟子周游各国，而且还有散布在齐鲁、卫等地的关系网，在其他诸侯看来已经具备了组织政权的班底。所以，当楚王想让孔子成为自己的封君时，受到了权臣子西的极力反对。此外，孔子在听到晋国内乱时一度想去，都从侧面反映了自己有收集情报的重要手段。

孔子周游列国 也有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

飞地驻军与商人

飞地的驻军统帅也会是情报部门头子

由于存在频繁的兼并战争、贵族换封地和跨国远征的情况，很多诸侯国都有和本土不相连的飞地。各国飞地的驻军统帅就是实际上的间谍，他们会找机会趁机兼并保护国。

比如秦国一直有着在东方安插飞地的传统。春秋时代他们，曾盯上了郑国。面对城濮之战后晋国的压力，郑国采用了烛之武的主张，让郑国充当秦国使者驿站。于是秦穆公在郑国留下了杞子、杨孙、逢孙三个将领协助郑国巩固国防。他们实际上是秦国执行东进战略的马前卒。比如他们获得了郑国的信任，掌管了国都北门的防御任务，还将郑国的国都防御长官收买为秦国间谍。在取得了郑人的信任后，3人给母国发信号，请求秦穆公派大军前来征服郑国都城。

郑国的中心位置 经常被边缘大国看中

不过，作为内应的秦人还是疏忽大意。由于中原列国位于天下之中，宋国、郑国和东周王畿都是主要商道的交汇之地。商人会带着天下各地的情报与物产在这里聚集，并发生交流。秦军一路上大张旗鼓，而且经过周国都城时耀武扬威。前往成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后，一面假意假装郑国国君的使者前来“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向母国报警。

结果郑人发现，驻扎在郑国北门的秦军正在磨刀霍霍。秦国远征军发现了郑人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也就只能打道回府。失去了外援的3个秦将，也被委婉地下了逐客令。弦高的案例证明，商人作为极具情报敏感性的群体。他们不仅仅是商业间谍，而且还有着军事间谍的作用。

子路在早年的经商环境中 拥有不少实践经验

另一位著名的商人间谍，就是孔夫子的卫国学生子路。作为弟子中最有实践才能的一位，他通过经商获得了殷实的财产，也收获了各国的政治情报和君主的个人信息。子贡对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政治格局演变有自己的贡献，他最精彩的操作是借力打力，让吴国、晋国、齐国互相征伐、最后让鲁国免遭重大损失，还间接促成了勾践的称霸。

公元前484年，齐人田常准备侵略鲁国。为了拯救鲁国，子贡先代表鲁国出使齐国。针对田常发动战争的私心，子贡暗示如果齐国对鲁取胜，田常本人的收益微乎其微。只有齐国战败，才能间接削弱齐国公室和大夫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为田氏篡位积累条件。

齐鲁矛盾 因间谍网络的操作而成为多国冲突

但是鉴于齐国大军已发，子贡决定借力打力，顺势诱导齐吴争霸。这一计划又与吴王称霸中原的计划是相契合的。夫差也乐于北上帮助鲁国抗齐，但却不放心身后的越国。因此，子贡又以夫差准备伐越的假情报恐吓越王，并趁机怂恿勾践支持吴国北伐。

最后，子贡还要前往晋国，警告晋定公警惕吴王野心。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子贡所预计的那样发展。吴国北伐直接解除了齐国对鲁的武装威胁，而志在称霸中原的他们，又在和晋国争霸时被越国乘虚而入。子贡的一番操作，本意是保卫鲁国。但是他未雨绸缪地往前推演了若干步，让直接威胁鲁国的3个大国都受到损失，最后间接促成了远离鲁国、且对中原诸侯相对友好的越国的称霸。

吴越争霸也是齐鲁矛盾的一个分战场

深入敌营的君王和贵族

传统叙事认为 勾践在敌国忍辱负重多年

在政体简便且国家疆域不大的时代，高级将领和君王也有深入敌营的经典案例。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越王勾践和范蠡曾经在战败后，被迫入吴为官3年。其中勾践为了麻痹夫差，表现的十分卑微。

虽然这个故事与新出土的文献《越公其事》矛盾，但本质却是勾践和范蠡派出大量间谍对吴国进行渗透。比如针对吴国连年征战、民间负担沉重的特点，勾践以轻税收、法律公正、鼓励人口增殖的方式，吸引与越人风俗相近的吴人到越国定居。这一政策不仅可以挖吴国墙角，这也是收集敌人情报的方式。

越国的崛起 就是挖吴国墙角的结果

到了战国时代，这样的案例更多了。比如燕国为了击败东胡，派出大将秦开作为人质，充分地取得了对方信任、学习了对方的军事战术。最后一举击败之，为燕国开疆扩地、扩充兵源。赵武灵王则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仅让人学习胡服骑射，在河套地区建立骑兵训练基地，而且还亲自伪装在赵国使团内部，深入过关中的咸阳。为的就是近距离观察地理形胜、人口情况和敌国领导人的气质性格。但进攻秦国的计划，却因内部问题而被迫中止。

赵武灵王这样的君主毕竟是少数。在多数情况下，能深入敌营的往往是走投无路的叛将和贵族人质。在春秋时期，出于贵族们的阶级互助原则，诸侯们给流亡者以一块封地加以安置。对于有才干者则会囤积居奇，派出一支军队帮助他们恢复王位。或者是攻下的敌人边疆城市进行安置，让他们挑动对方内战。居于中原的郑宋卫之间，就经常有这样的操作。在齐桓公驾崩之后，楚国将流亡到本国的齐桓公之子，安置在自己攻克的齐国边城，作为牵制齐国的势力。

鄢陵之战中的双方 都有敌国叛逃者出谋划策

极端情况下，交战的两军里都会有敌国流亡者。比如晋楚间的鄢陵之战，就是敌国间情报互相流通的典范。晋国有楚国的流亡贵族苗贲皇，楚人一方也有晋人伯州犁，两人都很了解母国的军事风格和布阵原则。但是苗贲皇对于楚军的情报研判却高过了对手，导致楚人对于晋军的战斗决心缺乏足够预计。晋军根据苗贲皇的建议将精锐集中在左右两翼，先击败楚军的蛮族部队和附庸国军队，最后才夹击楚国的王族部队获胜。也就因此有了“楚才晋用”的说法。

人才输出还伴随着军事技术传播。从楚国逃到晋国的叛臣申公巫臣，就派出儿子狐庸带着战车小队潜入吴国，授予相关的使用技术。为的就是让吴军能帮助他们在战场上拥有更强大的对手。边缘国家自然也是非常受欢迎外来人才。于是，吴国的主要谋臣就是楚国封君后裔伍子胥、齐人客卿孙武以及流亡到楚国的晋人后裔伯嚭。越国方面的藩篱、文种，也是在楚国郁郁不得志才后才选择出走的。

孙武就在边缘国家获得了人生价值

信息误差

宋康王因拒绝情报分析而亡国

有的时候，情报收集者会因为君主的误判而遭到意外惩戒。比如宋国末代君主宋康王，一直沉湎于早年击败周边列国的战功里，自认为大宋可以天下无敌。结果在齐军大举入侵时，处死了所有如实报告军情的人，结果延误战和宋国被灭。

因此，打通情报传递环节，是当时的重要改革内容。秦穆公的戎人谋士由余就认为，戎狄的国家国政简便，国君治理起来如同对待自己的身体般轻松。这是在暗示秦王应该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最后，在流亡者由余提供的情报辅助下，秦穆公改良内政，并兼并了对方的母国。后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让君主能够通过点拨幡然悔悟，意识到臣下会因为自己的权威而不敢对自己如实相告。所以为打通上下沟通的隔阂，构建了上下直接连通的渠道改革内政。

秦穆公的政体改革 就有简化信息传递因素

当时的各家谋士，都不约而同地建议君主们应当采用多种传播渠道，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比如孙子在使用间谍的时候，主张生间、死间、反间等多种间谍并用。用这些人独立提供的情报相互验证，以保证信息的可信度，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为传播的动作和现象都无处不，如何保证发出的信息被理解、如何保证信息的机密、如何保证不受错误信息的干扰，将会是永远存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