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随着甲骨文在殷墟的发现，中国文献与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的商朝被证实与确认，根据现代文明历史学的标准，将中华文明史前推至3600年。而商朝之前471年的夏朝历史，因为至今没有找到相关的物证，夏朝的历史与文明史还没定得到国外和国内人们的认可与确认，使得夏朝历史与文明成为困扰中华民族的一个未解之谜。
受《竹书纪年》与《史记》等相关历史文献的影响，对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严重误导了人们的思维与判断，是现代关于华夏文明的原始来源夏朝历史研究缺少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竹书纪年》与《史记》对夏商以前的历史记载，基本是以记人与记事为主，对人与事的发生地，完全没有记载或相当模糊。后世对这些人与事的发生地，因为受到中国地理政治的影响，基本是一种移花接木式的牵强附会，将夏朝文明的发源地一厢情愿地定位于黄河流域，而忽略了以淮河流域涂山地区为代表的文明形成过程，才是夏朝文明，即华夏文明的本源与发源地。对以涂山地区为标志的淮河文化研究的漠视与缺失，是近代史学界在夏朝历史、华夏文明史研究中一事无成、毫无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近年考古人员在对涂山地区淮河北岸、北淝河南岸的安徽蚌埠市双墩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的600多件陶器刻划符号，这些双墩刻划符号已具有表意的功能，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双墩文化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陶器与蚌器，更是标志着7300年前涂山地区、淮河流域两岸的先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文明生存状态，告别了原始生存状态。大量陶器与蚌器的使用，解决了先民们对食物的加工问题，是先民们的锅与刀，这也是现代人们生活生存的必备工具。蚌器的取材、加工与使用，是相对于石器的加工与使用，更加方便与简单便捷，是更加优先于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标志，为淮河流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使得淮河流域的先民们文明发展程度，要高于其他自然环境受到限制的地区，是淮河流域的文明高速发展的物质保障与优势条件。这就促进了淮河文明的发展与形成，为文字的形成与成熟，创造了条件，使得7300年前在淮河流域形成了中华文字的雏形——双墩文化刻画符号。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在涂山南麓、淮河岸边的禹会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四千年前“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的历史遗址。其出土的各种不同地区的样式风格多样的陶器，标志着这就是万国诸侯会聚的地方，使得“禹会诸侯”这一标志夏朝历史的标志事件得以确认，是大禹建立的夏朝位于淮河流域涂山地区的重要考古标志。《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竹书纪年》“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将以大禹治水之功奠定的夏朝与淮河流域的涂山，无可置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这段历史记载，记录证实了大禹因治水在涂山成家、娶妻、生子启的重要事件，并证实了大禹本人就来自于东夷部落，并在涂山成为王位的继承者。涂山是大禹夏朝的兴盛之地，夏禹是东夷部落的一支。这是传统历史学家以黄河流域为文明发展中心所不愿认可与赞同的原则问题。
在《怀远县志》记载，四千多年前，夏氏就祖居羽山（今苏北、鲁南一带），后徙居夏水（今北淝河）。这个地方县志的记载，将大禹的夏氏族部落来到涂山地区的原因与过程、地点，完整记载了下来，是对大禹历史、夏朝历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与线索。这也许不能得到学富五车专家们的认可，却是解开夏朝历史的关键线索与史料。
夏水、夏河，也就是今天的北淝河，位于淮河流域北岸、涂山北部的一条自然河流，双墩文化遗址就位于淮河与北淝河之间。可以说是淮河与北淝河共同培育出了双墩文化这一目前得到确认的文化标志。夏水是部分历史研究者，对夏朝历史研究着重寻找的目标，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是寻找夏朝国都与区域的一个重要指标与标志。夏水、夏河，不知什么原因，早以不见传统史料的记载中。在《汉地理》中“城父（夏肥水东南至下蔡入淮，过郡工，行六百二十里。）”是为数不多的将“夏”与“肥水”记录下来的史书，却是对现在西淝河的记录，但也让我们可以把淝水与夏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是记载淝水为夏水的不多史料。而真正可以标志夏水与夏朝国都地理位置的却是北淝水，北淝水才是与夏朝历史文化两位一体的夏水，这在关于北淝河的相关介绍中，得到了确认。
北淝河现今是一条河流不长，流域面积不广的自然河流。1953年受治淮工程的影响，上游被分流，下游被截断，成为一条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河流。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夏水名称也变为普通的北淝河，但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奄奄一息的小河流，却是孕育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夏朝国都的所在地，是解开华夏文明历史，比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母亲之河。
北淝河中的四方湖，是夏朝所封方国，形成“四方来朝”“四方来贺”，朝拜夏朝国都高度文明与文化的标志与历史遗存；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就是中华民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夏朝国都华夏城，是孟子所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其所沉淀出的文明与文化，在西周时期，形成并诞生了中华文明的标志《诗经》，《诗经》的大部分诗篇就是对古城与四方湖景色的描述，是四方湖地区人们为中华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北淝河四方湖下游孕育的7300年历史的双墩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启明之星，照亮了华夏民族，开启了华夏文明，为夏朝文明的形成积累了物质与文化基础。
北淝河四方湖地区形成、传承的怀远花鼓灯，穿越四千年历史，是“华”与“夏”所代表的华夏民族特点的代表与集中体现，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所有关于“华”“夏”含义的丰富内涵。
史料中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楚失华夏”“徐即诸夏故也” “诸夏之人莫不欣喜”“东夏之命”都明确将华夏本源的夏朝之地指向淮河流域的涂山、四方湖地区。北淝河四方湖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遗存，将远古华夏文明的特质展现无余，是任何牵强附会、以一概全的伪历史、伪地名所无法取代的。
随着夏朝被商朝取代，商朝被周朝取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西移，夏朝时期因为文字还没有完全成熟完善，文字载体的缺失，关于夏朝的历史也逐渐被后世有意或无意的或淡化、或掩盖、或移植，而渐渐地模糊、无踪可寻。但真实存在的历史与文化，总会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其微弱的光明，显示其存在的痕迹，展现其曾经璀璨辉煌的光芒。（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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