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社会的主旋律是“神灵崇拜”,人们相信神、轻信和神。
《礼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君权神授。基本表现方式是占卜祭祀。把“帝”作为掌管人间祸福、人世秩序(年成、战争、作邑、王之行动)的最高信仰。出土甲骨文中,“帝”经常出现。殷人相信,通过占卜显卦,“上帝”在甲骨上传递旨意,指导活动 。占卜的卦辞,成为沟通神明的“帝”与人间政治经济文化多项活动极为必须而重要的实践载体。凡是对占卜不敬,就是对“帝”大不敬”,会被处死。掌握占卜“核心机密”的,就是殷商王室,王室成为“帝”在现实社会的代理人。对王室而言,神明“帝”的旨意,体现于占卜结果。“吉”则可行,“凶”则止步。吉凶祸福,全由神明 保佑。王室依靠祭祀神器神殿,显示这种王权的行使,源自于天命,源自于“帝”遣。以占卜祭祀方式,顺应而分享神威,诏告命令受命于天,成了殷人生活的重心部分。《尚书·盘庚》:“ 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意思即:你们万民如果不去在新迁的都城谋生,不与我同心同德,先王(殷商时期的先王们,死后是宾服于上帝左右的,相当于神)会对你们降下罪责,问道:“为什么不同我幼孙亲近友好?”那你们就有了过错,上天将会惩罚你们,使你们不得长久。殷王盘根显然是以“帝”代理人的身份恐吓压制百姓,强迫他们服从迁都的要求。而到了殷纣王时期,“王权即天命”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尚书》:“西伯(周文王)既勘黎,祖伊(商纣王臣)恐,奔告于王。……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文王西伯把将殷商的属国黎国攻克了,祖伊担心殷商亡国不远,便劝告纣王迷途知返,纣王反而说道:“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由上天决定的吗?根本不听祖伊的劝说忠告,仍然对周的虎视眈眈不严加防范,寄希望于上天保护。致使周一再吞并殷商方国,变得日益强大,最后自己一败涂地,由周武王率命诸侯剪灭殷商。纣王始终认为王位在天、天命所授,难道还怕周族兴师伐殷吗。西周代替了殷商,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开始审视总结商王朝失败、自己获取政权的体会。他们意识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更加意识到“德治”的重要性。“天人合一”,重在“以德配天”。“天”与“上帝”都是天下共有神;“天命”随人命,人只要有“德”,“上天”才会把统治权赐予。一旦失“德”,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失去政权,新政权就会取而代之。周王朝的“德”,内涵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首先,统治者应恭行天命,尊崇天帝、祖宗的教诲,爱护百姓,做有德有道的君王。殷商“无德”,才丧失了天命,周先祖“修德”,才承继了天命。这就是“以德配天”、“以德配位”。其次,一个王朝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敬德保民”,这样才能“天命所归”,统治长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成为周朝实施统治的基本政治纲领,它完成了从商朝“神治”到周朝“德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在“德治”统领下,周人统治的重心不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放在如何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通过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礼乐制等方式,充分利用“血缘关系”、宗亲关系、地缘关系基本纽带,划分人与人的等级区别、土地资源归属,上至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民百姓,要各守尊卑等级,各安天命秩序。《礼记·乐记》说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分封制贯穿下的“礼乐治国”,为周人带来了八百年的“天命所归”。难怪孔子坦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毕生都梦想回到周朝大兴礼乐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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