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老师说:“中华文明,经过千年的进化,远远优于赵松的世。”但是在现代人眼里,对宋代有着褒贬不一的看法。
这个曾经物资、精神文明高度繁荣的朝代,虽以市井文化发达,城市繁荣著称,但是却武力孱弱,军备废弛,屡次为外族欺压。北宋建立后,吸收唐末以后武将犯上的教训,“兴文教,抑武事”,改变了重武轻文的局面,大兴科举的同时,大量的寒士步入国家官僚系统,推动了理学的到来以及新的士大夫阶级的形成。随着活字印刷的推广,闲暇时间的增多,北宋的文教空前繁荣,官办以及民办书院十分活跃,可谓是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与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有宋一代,并不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鼓励商业的发展,都城汴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丰富的娱乐,构建了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城市文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北宋商业繁荣的盛景。
长期以来,《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着眼于“清明”二字,将其当作对时代“盛世清明”的歌颂,但是极为讽刺的是,《清明上河图》绘制完成后的第二年,北宋便灭亡了。
后世的读者,面对这幅旷世巨作,开始从画卷中读出繁华之外的信息。在北宋繁荣的假象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矛盾,而《清明上河图》正是运用绘画这种形式,将繁荣背后的矛盾揭露出来,奈何宋徽宗却读不懂画中的深意,看不到张择端曲谏讽世的良苦用心。
武备废弛:不设防的汴京城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为了防止手下武将效仿自己,威胁皇权,便以“杯酒释兵权”,此外抽调精兵强将充实中央禁军,这就是北宋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政策,导致中央强大而边防孱弱。此后,北宋朝廷为了加强防御,养兵得百世之利,从而使得兵员大幅增加,到了宋徽宗时期已有百万之多。
然而,即便有百万之兵,宋廷仍不满足现有的防御。开封地处平原,四周无险可守,常有戎狄马在侧之忧,为了加强防御,赵匡胤时便将汴梁城建成皇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墙。国有百万之兵,连营成防,再加上汴梁城池,应该说是固若金汤,但是《清明上河图》呈现的却是破败的景象,雄伟巍峨的城楼和颓废的土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整个图中,无论是守卫的士兵还是官府的护院,都是百无聊赖、慵懒无比的状态,这间接说明了士兵在都市的繁华之中逐步丧失斗志,勇武精神被磨灭。画中城楼两侧低矮的土墙,长满了荒草,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表明东京城的防御存在致命的隐患。
按照北宋统治者的自诩,东京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而后来的东京外城确实抵挡金人数万大军长达月余,那么为什么在张择端的笔下,内城却成了一堵不攻自破的土坎呢?他的真实用意是让皇帝看到北宋潜在的危机,用不堪一击的城墙来渲染衰败。
从另一个侧面,我们更可以看出张择端的用心之深。汴河是整个《清明上河图》的线索,而宋朝在立国之初也极为重视,把对汴堤的修筑和加固形成制度,“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沿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但是在整个图中,却全然不见河防大堤的影子,隐喻的反映出了北宋武备废弛,人心思变的危机现状。
此外,从画卷之中,全然不见任何消防和城防兵丁,更加说明了东京城的防守松懈。汴京城为砖木结构,因此极易起火,火禁十分严格,除夜市以外居民不得点火烛,而为了防备火灾,每坊都会有一个望火楼。在《清明上河图》中,全卷只有一个望火楼,并且上面摆放的是休闲桌椅,显然是无人守望,消防废弛也是画卷中要表达的社会危机之一。
不抑兼并,贫富分化,流民遍地的北宋
北宋时期,正是因为赵匡胤与军官将领达成的政治默契,使得有宋一代都采取“不抑兼并”的策略,而大地主和官僚大规模的兼并土地,自然会造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人间惨剧,这一切都在张择端的画卷中有所反映。
在当时城市经济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仍然存在着一个贫苦阶级。社会两极分化,富者夜夜笙歌,而穷者只能沦为苦力或者乞丐,这正是东京城的魔幻所在。在汴河的北岸,六个脚夫正在搬运粮食,,而每个人手中的小棍叫做“筹”,代表了他们的工钱,如果他们还算勉强能够自食其力的话,画卷中的乞丐折射的是更为真实的社会图景。
在《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对贫富差距的鲜明对比,在市中心的街区,达官贵人们骑马乘桥出行,而衣衫褴褛、跪地乞讨者也出现在画中的各个角落。贵族们游园逛街,流连于都市的繁华之中,官员的马队和仪仗,与平民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张择端在这个场景中选择了一处用来突出刻画,在城门楼外有一个被众人围观的乞讨者,他站在饭馆门前,进退之间,踌躇不前,而脚下的空箩筐说明他已经许久没有进食,早已饥肠辘辘,算命者的身后更是乞丐成群,这怎么可能是用来进献给皇帝来歌颂太平盛世的画作。
宋徽宗时期,为了彰显国力,推行了许多的社会福利政策,为了让百姓能够“生有所育,老有所养”,这些还都是宋徽宗引以为豪的政绩。但是在张择端的笔下,穷者付出劳力尚且食不果腹,乞丐流民更是遍地都是,这样的太平盛世岂是画家能够粉饰出来的?北宋末年,民不聊生,不仅是流民遍地,一系列的苛捐杂税也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
在画卷之中,城楼北侧有一个税关,而一队挑夫在通关时却遇到了麻烦,在税关门口,商人和税官在货物面前争吵,甚至引得城楼上的士兵向下张望。北宋初年,税务收入都会张榜公布,便于民众参考,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各级官员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一个小小税卡尚且如此霸道,朝廷高官更当如何呢,可想而知。
党争不断,画卷中的危机与冲突
北宋时期,正是由于朝廷的右文国策,引发了官僚机构的膨胀,出现了冗官的局面,再加上朝廷之内各方面危机的浮现,文人相轻,最终引发了党争。在画卷中,蒙在车上一块写满大字的盖布,竟然在城门外以及城郊出现两次,不得不引人深思。
结合当时的时政来判断,崇宁元年,徽宗诏令亲书党人碑,废黜苏轼旧党与元祐学术,崇宁二年,蔡京下令焚毁元祐党人墨迹文集,画中盖布的书法应是要被焚毁的旧党笔墨,车夫将包裹着旧党的书籍文字装车,显然是拉往城外焚毁。严酷的党争以及渎文悲剧,在画中隐晦的提及,足见当时朝堂内部的斗争激烈。
不仅如此,在张择端的画卷中,有着不少伏笔,寓意着当时的社会矛盾。“惊马闯入郊市”是一个并不和谐的开场,而在桥下船只几乎相撞更是说明了矛盾斗争的激烈。在画卷中,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横冲直撞,足可以见当时的世风日下。而在另一侧,两个文官的队伍遇到一起,双方互不相让,再看两边的护卫,都已经准备大打出手了。
细看这些图景,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危机,是一个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北宋末年,社会混乱的背景下,人人自危,秩序自然胡乱,揭示了当时繁荣图景之下隐藏的祸患。而在画卷之中,还有着对于外邦的描绘,更是坐实了北宋面临着的亡国之祸。
在汴河西侧的南端,有着一支庞大的牛车队伍,骑马押车者宽大的帽沿和长长的发辫足以说明这是北方少数民族。而在车队的前面,有一个汉族官员引导,足以说明这是官方的车队,而不是商人群体。而接待的金国使者,看似谦卑,实则居心叵测,借访问之名打探宋朝的军情,画卷之中城墙衰败,士族怠惰的情形自然也为其所知,冥冥之中暗示了城下兵祸。
民力衰竭,止不住的帝国颓势
在《清明上河图》卷首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小桥四面荒野沼泽的南侧有一块石头,而石头颇具典型特征的圆形孔洞,说明这是太湖石。太湖石又称花石,曾经在北宋的朝野之上引起轰动,并在东南百姓之间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人所周知,宋徽宗的书画造诣很高,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爱好,宋徽宗要求进献的花石要满足瘦、透、怪的特点。为了满足皇帝的爱好,各级官员上行下效,强迫老百姓到偏远的江湖深渊、山林湖泽中去寻觅奇石,以便请功邀赏。蔡京父子想巩固他们的地位,就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以达到恣意蛊惑的目的。
童贯随后在苏杭开设了造作局,用以制作皇宫用的器物,又引来苏州人朱勔向上进献花石以取悦皇上,皇上逐渐奢靡,每年都要增加。淮河和汴河的船舶首尾相连,号称花石纲,以至于阻挡了运粮饷的纲船。花石纲船上的篙师和舵工,都倚势欺人,贪婪蛮横,欺压州县,在路上遇到都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
由于花石船队所过之处需要沿途百姓供给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为了让船队通过,甚至拆毁桥梁,凿坏城郭,施行了十九年的花石纲使得东南百姓苦不堪言。一块石头运送到京城要花费数万贯钱,可见其劳民伤财,北宋也因为花石纲而失去了人心。“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最终方腊因花石之祸而发动起义,令朝野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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