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书法有两个大系统,一个是碑刻文字,一个是简墨。它们都是在纸发明之前或之前的书籍文献没有大量使用的。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 ,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 (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土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土残木简400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1000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 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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