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期，邀请到长期从事宋史研究的邓小南教授，带领读者从宋朝的立国形势讲起，认识宋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美学。
邓小南
宋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众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过程中，士人对自身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整体框架下认识的。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社会压力，朝廷的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而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了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宋朝的立国形势
对于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指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总体上看，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但在两宋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宋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说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不仅仅是从战争和政权对峙的角度看。从黄河流域的气温变化曲线中，北宋、南宋之交正处于气温的明显低谷期。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一定程度上仰仗农业税收；另一方面，长期活动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传统上生活的地带持续寒冷、干旱时，民族大迁徙会导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对中原王朝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是“天时”的一面。
再来看“地利”的一面。东汉以后黄河曾经长期相对安澜，到唐代百姓安居乐业，大规模农田开垦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黄河频繁决口，宋代接续了这样一种局面。北宋时黄河向北摆动曾经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交由于人为因素，黄河曾夺淮河口入海。这两者之间的广阔区域曾经沦为黄泛区，农业主产区深受其害。
在“天时、地利”不利的情况下，宋代的经济仍然有长足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这段时期发生了“经济革命”。国内很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从传统农业的发展来说，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从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的形成来看，有“商业革命”；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交子”的出现来看，出现了“货币革命”；另外从城市形态、都市面貌的改变来看，又有“城市革命”；从印刷术的盛行，促进知识的传播来看，这个时期发生了“信息革命”；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火药、指南针技术完善带来的“科技革命”。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稳、注重微调，“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立纪纲”与“召和气”，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纪纲”（或曰“纲纪”）其实就是法制、法规，就是制度；所谓“和气”，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自然运行的和谐雍睦之气。这两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基调。
我们试以科举（贡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宋代考试制度的操作更加严密，面对的群体则更为开放。当时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无疑是制度严密化的具体体现；另外，制度设计如此严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为目标的。这种做法，使得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使出身于庶民的青年学子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宋代的文化风气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简单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所谓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世俗化，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的，是通盘设计的结果，格局对称，坊市方正，井井有条，尊卑秩序非常严格。宋代开封城则非常不一样，长巷街市，官府、民居混杂，是相对开敞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
城市中有许多商贾、手工业者、官宦人家，为了管理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户”设立为法定户籍，历史上出现了城市户口。原先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划分流动频繁，“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两宋商业繁荣，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前代市场交易的时空局限，便携的纸币成为市场所需，先后发行过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同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广告和标识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宫廷和寺院的，许多公共文化活动是以寺院为中心举行。宋代则有各类展示在十字街头的文化活动，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大放异彩。包括通衢路畔说书的、饮茶的、杂耍的，生动活泼。茶楼酒肆、巷陌街坊，都成为士人呼朋唤友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展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播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对于意境的追求
我们讲宋代的艺术、美学，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筑。其中，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含着当时文化精英的学养与情操。
宋人画作对我们观察宋代社会文化生活、体悟士人的思维世界很有帮助。绘画中不仅反映生活场景，也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宋代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者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圣德祥瑞，或者规谏针砭时政，这些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构建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瓷器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在治国理政方面，士人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位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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