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宋朝人的日记我想说重温北宋嘉祐二年的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史太Long

主任考官欧阳修忍不住叩拜，给了这篇作文满分。

文 | 吴钩

这几天，被广东省高考作文刷屏了。今年广东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写给2035年刚成年的你们”。几篇获得满分的考生作文新鲜出炉后，迅速在朋友圈传播。不少人都认为，其实这些满分作文写得挺模式化。抛开现实中的争论不谈，我们来看看一篇写于1000年前的“高考满分作文”——

北宋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的苏轼应礼部进士试，当时的作文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一道考查士子对于传统司法慎刑理念之理解的论述题。苏轼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一挥七百字，持论中正，文风清新，让主考官欧阳修忍不住击节叫好：“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给了这篇作文满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并不长，我们不妨来重新品读一下——

刑赏忠厚之至论

作者：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解读：

苏轼的文章提到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说的是，尧为天子时，皋陶是大法官。法庭判处了一名罪犯死刑，皋陶三次说此人“当杀”，但尧帝却三次宽赦了他，因为尧帝对死刑抱有最审慎的态度。

欧阳修怎么也想不出这个典故出自何处，最后不耻下问，向苏轼请教。苏轼说，这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这个轶事，成了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不过，典故虽为苏轼杜撰，但其立论，则完全契合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明德慎罚”思想；而且，这个“‘宥之’三”的典故其实也有所本，并不是全然凭空想象，因为据《周礼》的记载，西周司法制度中便有“三宥”的原则（宥，意为宽恕）。

原来我们的先贤认为，“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生命没有第二次，死刑为不可逆的大辟之刑，一旦错杀，便无法挽回，无可弥补。所以，中国早在先秦之时，便已经确立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疑罪从轻、从无的司法原则。为落实这一司法原则，又特别设立“司刺”一职，“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

所谓“三刺”，是一道体现古典司法民主的程序设计，相当于英美法系中的大陪审团制度：“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这里的群臣为士大夫等贵族，群吏为政府官员，万民为“民间有德行不仕者”。意即，司法机关在审判一起死刑案时，如果发现案情有疑，罪名难决，或事关重大，那么就需要召集从士大夫、众吏、庶民中遴选出来的三组陪审员，共同听审，群士坐于法庭之左，群吏坐于法庭之右，众庶坐于法庭之前。他们的意见，决定了犯人应不应接受严厉的刑罚。

之所以设立“三刺”的程序，其原理跟普通法系的陪审员制度也差不多：以存于人们心里的朴素良知、情感、经验与价值观，来对冲法官的基于狭隘专业主义的司法专制，防止法官滥权、冤杀无辜。用唐代经学家贾公彦注疏“三刺”的话来说，“若不以此法，恐有滥入者；由用三法，故断民得中。”滥入，无罪者被定罪、罪轻者被重判之意；得中，裁决公正之意。

所谓“三宥”，是说有三种罪行应当获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按照汉代郑玄的《周礼注》，“不识”，乃是指将陌生人甲误当成仇人乙杀伤了；“过失”，相当于现在的过失伤害、过失杀人；“遗忘”则是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杀伤别人。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同样承认对过失杀人罪的定刑应当轻于对故意杀人罪。

所谓“三赦”，则是说有三类人如果犯了死罪，应当获得赦免，不可以施以极刑：“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幼弱，为未成年人；老旄，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蠢愚，为缺乏行为能力的智障人士。这一司法原则，同样符合现代司法理念。

根据这样的司法设计，先秦的法官如果面对一桩充满争议的死刑案件，将会被要求启动“三刺”的程序，并甄别是否属于“三宥”、“三赦”的范围。这个程序，由“司刺”的法官负责。只有当三组分别来自贵族、众吏、庶民的陪审员都认为犯人的罪名成立、可执行死刑，而且排除了“三宥”、“三赦”的适用性时，才可以施以刑杀：“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如此处决一个死囚，方能彰显司法的正义，方能衡平顾及情、理、法，方能让天下人口服心服。

那么现在来假设一下：在《周礼》描述的西周时代，假如几个形同盗贼的吏人进入乡里扰民，有平民误将吏人当成了盗贼，奋起反抗，最后将吏人杀了。按照当时的司法制度，误杀吏人的平民会不会被法庭判处死刑呢？我觉得，不会。因为西周的礼法是承认“正当防卫”不为罪的，《周礼》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即使“正当防卫”不成立，案子的裁决一时难以定夺，那按规定，则要启动“三刺”、“三宥”、“三赦”的程序，误杀吏人的情形符合“一宥曰不识”的界定，属于可以获得轻判的案件。

周制被秦制取代之后，“三刺、三宥、三赦”的司法制度也不复存在。不过，慎杀恤刑的司法精神则一直为历代所继承。在苏轼所生活的宋代，以“回向三代”为志，慎刑更是其不可动摇的司法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宋朝司法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止错杀的司法程序，包括“录问”、“翻异别勘”、“鞫谳分司”等设置。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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