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博努奇第18次出战欧洲杯，他因此成为意大利队史出战欧洲杯次数最多的球员。此役意大利队几乎是带着0-1的比分开始比赛的，不到2分钟就遭遇暴击，随后长时间陷入到了追分的困难之中。对于意大利队后防线来说，在守住对手的进攻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进攻，帮助意大利队尽快扳平比分。

终于在第67分钟，意大利队依靠一次定位球制造了杀机，维拉蒂的抢点射门击中门柱，眼疾脚快的博努奇乱战中补射破门！意大利1-1扳平英格兰。终于扳平比分了，博努奇也是直接站立在广告牌上振臂高呼，霸气庆祝。现场的意大利球迷，终于开始宣泄憋了超过1个小时的情绪。

年幼的康熙憾自何来?他的憾事来自他的生母。康熙的母亲是“太子太保定南将军都统一等公赠少保谧勤襄佟图赖之女”。佟氏是辽东的汉人，满族因与汉族争夺江山，直至清初，一直实行歧视汉族的政策。据其规制，“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所以，佟氏入宫后只是顺治的一般妃子，不是贵妃。因此，康熙当然不在娇贵之列。

本来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在孝庄皇太后的主持下，册立科尔沁卓礼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为皇后，但皇后未能得到顺治的满意，两年后废“为静妃，改居侧宫”。皇太后颇为焦急，不久，再主持为其娶科尔沁贝勒的女儿为妃。同年六月，册立为皇后。这位皇后也不称顺治的心。这时皇太后终于发现，顺治的心既不在皇后身上，也不在佟妃身上，而是在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身上。有见于这样，皇太后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八月，将董鄂氏召进皇宫，“立为贤妃”。十二月六日，顺治又以“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理由，册封为皇贵妃。佟妃因此更被冷落。母不贵儿无宠，玄烨自然也被置于一旁。

玄烨降生之际，顺治17岁，佟氏15岁。按照清宫戒律，母子必须分宫居住。所以，玄烨一出生便被乳母和保姆带走，另居他宫。后来，顺治借口康熙年幼，未出天花，命保姆将他带到紫禁城外的一所小宅院里居住。小小的康熙不但终年见不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在保姆家里过着与包衣近似的生活。因此康熙抱憾终身。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他68岁的时候，尚凄怆地回忆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康熙的生母佟妃也因长期与儿子分离不得朝夕相见而想念成病，尚在风华正茂之年，便抛其爱子离开人世。

然而，人不作美天作美。顺治所宠幸的董鄂氏，虽然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月生了皇四子，尽管顺治视其为心目中的继承人，但是，皇四子却未满四月而夭折。董鄂氏也因这个刺激而得重病，此后再没有生育。更因顺治仅24岁便早逝，因此，治国大任才落到了康熙的肩上。

玄烨被定为清统治的继承人

康熙能担治国大任，做清统治者的继承人，除客观条件促使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太后，首先主持为顺治选佟图赖之女佟氏为妃，接着在佟氏怀孕之际，她又大造佟氏身孕“龙种”的舆论。当怀有身孕的佟氏到慈宁官去向她问安的时候，她故意询问左右此妃是否有娠，左右以佟妃有孕相告，她便说:“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裾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果诞生圣子，统一寰区。今妃亦有此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按照清初规定“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博尔济吉特氏从汉军之女中为其子顺治选妃已是不遵祖例，为什么她还要千方百计制造康熙是真龙天子的舆论?当顺治叫保姆把玄烨带到紫禁城外居住，稍长即命顺治取回宫中，并亲自教养，以汉妃的儿子为帝嗣?

这是因为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太后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和远见的人。她对清皇室的婚姻并不简单地看成男欢女爱的事情，而是联系到国家大政与皇统的承传。1625年，年仅14岁的博尔济吉特氏嫁给皇太极为妃，13年后生了顺治，皇太极死时顺治年仅6岁。这时皇太极的九弟睿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虎视皇位，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也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博尔济吉特氏在强劲的对手面前毫不退缩，以过人的胆识采取两手策略。对付与皇权继承直接有关的长子豪格，她一方面联合皇太极的二哥礼亲王代善，一方面以自己的姿色征服多尔衮，使其非但不夺取皇权，而且拥立福临。

当资历最深的元老“礼亲王代善”拥立福临，多尔衮随声附和之时，豪格则因被孤立而无可奈何，只得眼看着幼弟福临登上皇位。博尔济吉特氏导演的动人心弦的这一幕，充分展现了她的老谋深算与政治才能。如果说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自己下嫁多尔衮是一种政治的手段，那么，博尔济吉特氏在顺治亲政后从汉人中为他选妃，并竭力使汉妃所生之子为帝嗣，则更是极为重大的政治措施。她在后金和清代富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长期的宫廷生活中练就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清朝在北京奠都她便立刻感到政治形势不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十分严峻。这种形势对满族和清朝的各种制度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清初的政策及其制度所受的挑战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它的民族政策——歧视汉族的政策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满族进关后，立刻落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国人中占极少数。清朝统计人丁户口是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开始的，这一年，“人丁户口一四百三万三千九百有奇”。

顺治十二年，中国已经过几十年的战乱，而且，战乱尚未彻底结東，这种户口数字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就是这样，按照这个户口数，平均一家四口，当时全国也有五千多万人。满族那时有多少人口?清初史无记载，只知在努尔哈赤天命四年(公元1620年)，察哈尔丹林汗在给努尔哈赤的信中说，四十万蒙古国主致书“水滨三万满洲国主”。努尔哈赤见了此信十分不满，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三万满洲户数，当时满族如果平均一家五口，那么，他的人口至多也只有十五万。而其他少数民族不算，光是汉族就有几千万，这时摆在满族面前一个极其艰巨的问题，即必须争取占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支持，如果不争取汉族的支持，满族要建立其长久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特别严重的是，满族入关虽然已经12年，但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抗清斗争一直席卷着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尤其是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和张煌言北伐，攻进长江，占据镇江，围攻南京，震动全国，顷刻间各民族反清斗争掀起了再一个高潮。清廷满朝人心惶惶，甚至有人主张退出关外，躲避反清的锋芒。

使顺治取得皇位，并辅佐他统治中国18年的博尔济吉特氏，入关不久便敏感地认识到要使清朝的统治固，必须安定社会秩序，而安定社会秩序就必须消除全国各地的反满抗清斗争，化解民族矛盾。首要的便是放弃歧视汉族的政策，消融汉满矛盾，采用以汉治汉的方针。她的第一着棋就是给顺治娶一个汉族妃子，改变“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的满族传统。这是博尔济吉特氏的一项重大的国政。而且，她主持为顺治选佟图赖之女为妃，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佟图赖是佟养真之子，佟养真是辽东的世家大族，家居开源，在努尔哈赤占领抚顺后，带领全族人投奔努尔哈赤。佟氏父子累立战功，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也是典型的满族化的汉人。孝庄皇太后选佟图赖之女做顺治的妃子，并立其子为清朝帝嗣，收到了一箭多雕的政治效果。其一，它显示了歧视汉族的政策已经改变。其二，它以事实向数以千计的降清汉官表示，清廷对满汉官吏开始一视同仁，给许多心怀不平的汉官一个安慰。其三，也向人们表示清代“敬天法祖”的陈规需要革新。其四，孝庄皇太后这个破祖先例的举动，为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清朝统治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而又极为重要的方式一联合汉族地主，以汉治汉，统治全国。

孝庄皇太后的教诲

康煕呱呱堕地时眼神奕奕，天表喜人。孝庄皇太后对幼小的康熙不但极为重视，十分宠爱，而且从小就给予各种严格的训练和教诲。首先，皇太后教康熙如何做一个圣明天子样的人。康熙在回忆幼年时代祖母如何教育他时曾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时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孝庄皇太后对童龄的康熙从牙牙学语到起居、行动、进退和应对等方面都按照帝王的标准进行教育和培养。

“俨然端坐”是一位皇帝君临臣下和宾客的重要的“德容”，所以，皇太后对康熙从小就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科目来训练他，并反复教诲他:“凡人行坐卧，不可回顾斜视。”因为这有关“德容”。由于康熙幼年时经过祖母的严格培训，因此，他后来无论询问臣工，还是迎接宾客，或者是训示子孙都能长时间“俨然端坐”，庄严肃穆，不失伟人的仪表。康熙在谈到他的这种威仪时，也说:“此乃朕躬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8岁死了父亲，11岁死了母亲的康熙在他的祖母抚育教训下终于养成了帝王的风范。

孝庄皇太后教育幼年康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学习汉文化。康熙在5岁前，皇太后便派有文化的太监带领他玩要，使其耳目染前朝故事。“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熙朝新语》也说:“圣祖勤学，前无古人。坐处环列皆书籍，尤好性理五经四书。所坐室中额曰:“敬天。左目:以爱己之心爱人。右日:以责人之心责己。”康熙在皇太后的教海下，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所以他“自幼好读书”、“自幼嗜书法”、“自幼习骑射”…..甚至累得咯血也不休息。焚膏继晷、废寝忘食的学习，确实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到他14岁亲政的时候，他已是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无所不读，通晓了帝王治国安邦之术和内圣外王之道。

皇太后教育康熙做人和学习文化是为了达到重大的政治目的，因此她在培养和训练康煕的时候，尤为注重政治教育，培养康熙的政治素质。康熙幼年时代，孝庄皇太后经常谆谆训勉他说:“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她以为君的三大政事启迪康熙。首先，武备一日不可松弛，要不断地加强国防力量，这是巩固清政权的基础。其次，要知人善任，用人是国君行政的大端。任人难，知人更难，因此用人行政务必敬以存心，十分谨慎。

再次，政事无不涉及君民和君臣关系，作为一国之君处理这些问题，决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偏私，应尽力做到公正裁决，以理服人。孝庄皇太后对康熙的这种教育，不仅可以看出她的政治韬略，而且，也可以看出少年康熙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抓住了治国要领，其来有自。

清朝有规制，太后、皇后不得干预朝政，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太后也竭力恪遵此制。但康熙前26年，即皇太后健在的时候，朝廷黜陟、外交内政的重大决策，康熙无不告知皇太后，征得太后意见而后实行。当然，皇太后对康熙在政治上更注重政治指导思想的培养。她既在平时耳提面命，又特地作书予以教诲。她曾作书启迪康熙说:“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则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体。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袛承祖考遗绪，

俾予亦无疚于厥心。皇太后教育康熙君临万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子不是虚享尊荣，而是要干实事。这些实事就是要勤政爱民，使四海之内，人人丰衣足食，太平和乐。当国君要深深地懂得“得众则得国”的道理，只有得到万民之心，能“绵历数于无疆”，才能永承祖考遗绪。

政治上的成长

在孝庄皇太后殚精竭虑的抚育下，幼年的康熙在政治上迅速成长起来。他6岁时，和他的二哥福宁、五弟常宁进宫向他们的父王请安，“世祖各问其志，皇五子甫三龄，未对。皇子以愿为贤王对。上奏云，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6岁的康熙，他那幼小的心灵已萌发了治国安邦的志向，这正是孝庄皇太后以帝王的标准潜移默化的结果。

康熙8岁做了皇帝，这时他虽然还未亲政，但是，他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他登基后不久，在向祖母孝庄皇太后问安时，祖母问他当上了皇帝有什么欲望。他随口回答，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这个思想正是皇太后作书告他的那一段话的思想的凝聚。这一思想是康熙61年政治生涯的指导思想，他的一生确实是勤政裕民、开拓疆土、奠定国基的一生。

至于在罗马和意大利爆发内战以前的古代世界的面貌，大概可以这么规划：

文明生活的中心在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已逐渐从西方移到了东方。尼罗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奥龙特斯河上的安蒂奥克和 凯库斯河上的佩尔加蒙代雅典而执文明之牛耳。从经济观点来 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时即已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商业 资本主义国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到这时候开始逐渐丧失其重要性了。

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时那些经常发生的、几乎不断的席卷了许多城市的战争是希腊本土的经济生活一直下降的首要原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或缩减战争带来的恶果，政府也曾多方努力，采取措施，然而战争并未受到邦际上的任何约束，反而愈演愈烈。 愈来愈使参战者——无论胜方或负方全都遭受损害。蹂蹒敌方的土地，销毁敌方的谷物、葡萄园和橄榄林，焚烧敌方的农舍，掠 卖掳获的人畜，用被侵伐的地区的物资来给养军队:这些行动都愈 来愈普遍。有些邦，例如埃托里亚联盟和克里特诸城，专门以在陆 上和海上进行抄掠为业，而其他的邦也相继走上这条趋于灭亡的 道路，乃至那些希腊化的君主专制国家也不例外。

就在进行对外战争的时候，希腊本土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 城市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阶级战争，这是由于一 个富裕的錢啓级在逐渐成长而群众相应地趋于贫困所引起的。 这场阶级战争使希腊很难以成长和发展起一个巩固的资本主义制 度。这当然就使得各城邦的内部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生活。 希腊城市中的斗争性质愈来愈近于纯粹的社会经济斗争。斗争的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重新调整劳资之间的关系以 求提高生产，而是为了重新分配财产，这种目的，通常是靠暴力革 命来达到的。战争的口号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口号，即所谓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债务。

像这种以重新分配财产为目的的革命，对希腊是极端有害的。 革命和反动势力，此兴彼衰，都只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并都以 大肆屠杀或流放最优秀的公民为务。结果，那些被流放者或设法 回来向他们的敌人报仇，或流落到东方君主专制国家里去充当雇 佣兵，到希腊化的国君们在东方各地新建的城市里充当移民，在希 腊化的国家里充任文官，或做商贾。极少数的城市，如雅典等，多 少没有受到这些周期性危机的影响，因而，相形之下还比较繁荣。

欧洲大陆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所丧失了的东西，被希 腊化的君主国尤其是被东方的希腊城市得去了这些城市，大多 数处在希腊化的国君们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而享受不到政治 自由。其结果是使这些城市内部每一次发动社会革命的企图都被 希腊化的国君们的暴力所扼杀，同时也使它们很少被卷入对外战 争之中。这样一来,在东方，积累资本和介绍先进的工商业方法都 比在希腊本土进行得更为方便和更有成效。

因此，公元前四世纪 时这些希腊城市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 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作为公元十 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东方的希 腊化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市场供它们自由活动。它们彼此互相 竞逐地进行着起重要作用的「并在稳步发展的对外贸易。它们借 助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而逐渐改进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 在所有的希腊化王国里，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长足的进步;

它们在农业（包括畜牧业在内）和工业中，都采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的*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它们史无前例地为_个不定市场进 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们发展银行和信贷业；它们不仅能够订 出海上贸易的公共规章（即所谓罗得海上公法），并且还能够订出 一种公共民法，这种民法在整个的希腊化世界中都产生法律效用。 在设法稳定金融、或至少是想在各个独立的贸易国家的货币之间 建立稳定比价的企图中'也可以看出那种走向统一的趋势。希腊 化的国君们在他们国家的工商业生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商业 事务在外交决策中所占的特殊重要性，很容易使我们把这些君主 国的经济情况比之于近代欧洲史上的重商主义时期。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些无休止的战争逐渐成为 希腊世界的一场真正的大灾难。这不仅限于大片土地受到蹂蹒 城市遭到洗劫、居民被贩卖为奴隶而已，而且远为重要的是这些战 争迫使希腊化各邦，无论大小，都集中力量来准备战争，来尽量地 扩建陆军与海军，来发明军事工程方面的新器械，因而耗费极多 的金钱——例如迪米特里厄斯波利约尔策特斯围攻罗得的情形 就是这样。各邦的收入几乎完全用在军备上。这样一来，起先是 使希腊化的国君们彼此竞逐地作稳健的努力,企图用一种合理的、 科学的开发土地天然资源的方法来增加他们土地的收入。但是， 渐渐地，像这种正常的"进步的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就被一系列轻 率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措施所代替。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对 生产和交换二者采取国有制，至少在某些希腊化的 君主国里是贯彻了这项措施的，尤其是在埃及。我所说的国有制， 就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最主要的部门归国家集中管理，也就是 归国王及其官吏们集中管理。这种制度，初行虽有利于国家，但逐 渐造成官吏方面进行欺诈和不法行为，同时又使国民方面在个人 能力上的自由活动和竞争几乎完全趋于消灭。

在趋向于国家控制的潮流同时，一套十分严密的课税制度被 精心规划出来了，这种课税制度涉及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这是以东方君主国的经验为依据的，但在发明新税名目和改进征 税方法这两方面都更有甚焉。赋税的负担沉重地压在希腊化世界 的居民身上。对土著居民经常施行自古相传的强制劳役制度，因而这一部分人的负担更重。这个制度，和课税制 度一样，是希腊人那种逻辑性和创造力很强的头脑精细制订出来 的，在希腊化君主国里，国家和国王用一大套义易来束缚他们的臣 民,而徭役就逐渐变成了这套义务中的一个新添的正规项目。

希腊化的国君们的国有制政策和精密的财政制度的主要受难 者并不是新迁居于东方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希腊人。他们懂 得怎样躲避这些负担，或怎样把这些负担移到土著居民的肩上去； 而事实上，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国王用来作为压迫土著居民的 工具——如担任包税人徭役的监督人、得到国家特许的工商业经 营者、大地产的管理人等等。

希腊化君主国的这种摧残性的经济制度在大多数土著中产生 了有增无已的不满情绪。例如,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埃及的土著 居民就曾一再地起来反抗外来的压迫者。这些叛乱的首领往往是 土著祭司。他们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把外国人，包括国王在内，一起 赶走——埃及人在亚述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下都曾经追求过这同一 目的而往往获得成功。这些叛乱迫使国王们去扩充他们的雇佣 军，许赐外国压迫者以新的特权，进一步增加赋税和劳役的负担。 托勒密王家也曾屡次试用过相反的方法,答应向土著居民让步，但 这样一来，反而鼓励了他们，使他们更相信政府的力量薄弱得不足 以强迫执行它的要求，因此情况弄得更糟。这些发展情形使希腊 化君主国不能够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这些君主国几乎毫无例外地 保持着它们最初的原状,那就是，武力专政制度统治着被奴役的人 民而恃雇佣军为其最后之手段。

因此之故，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一直没有变成一种希腊一东方 式的文明。它差不多仍然是纯希腊式的文明，所掺杂的东方因素 极少。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主要的新面貌不是它的希腊一 东方性，而是它的世界性。由于它具有世界性，所以东方和西方新 兴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都能接受这种文明。然而，在东方的新 兴国家中——安息、大夏、印度、亚美尼亚等一一没有一个全盘接 受希腊文化的。希腊的风格和希腊人的观念只是在带有地方色彩 的、纯东方式的实体上加一层薄薄的表面装饰而已。而且，希腊影 响在东方只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并不曾及于群众「在西方各民 族 意大利人、克勒特人、伊伯利安人和色雷斯人的生活 中，希腊影响是要深入一些。但是，在西方，希腊文明也还是保持其原来的状态和真正的面目。它始终是一种城市的和市民的文 明。因此，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仅仅是希腊城市文明发展中的一个 新的变态。就是在希腊化君主国本部在小亚细亚.在叙利亚.在埃及.在黑海沿岸——乡村里的人民大众也从来没有受过希腊 文明的影响，他们墨守着自己、的旧风俗习惯和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

罗马在布匿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对文明世界的事务突然加以 千预，但这并没有使局面改善。甚至还可以说，罗马的干预更大大 地使局势复杂化，更有力地助长了破坏力量。正在成长中的罗马 共和国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东方出现任何足以危及罗马国家的强大 的政治组织。那儿的骚乱愈多愈妙。独立国家的数目越多，对罗 马越发有利。而每一个国家的内政中纠纷越多，罗马就越有希望 成为控制东方的力量，也就是统治东方的力量。

在第一次（有时称 为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希腊的城市都宣告独立了，而在反对 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前.战时和战后，亚洲的希腊城市也相继宣 告独立，这使得这些城市的内部情况几乎陷于绝境。希腊本土不 断增长的那种经济凋敝现象也落到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身上来 。另一方面，罗马的威胁，使那些较大的希腊化君主国更加紧继 续发展它们的军事力量，从而损害了近东最繁荣地区的正常的经 济发展。然而，除了马其顿以外，其他希腊化君主国积累起来的物 资并没有用于反抗罗马的斗争,而用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内部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那些较小的国家反倒受罗马的保护和援助而致力 于耗损那些较大的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耗损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的力量。

罗马之干预东方事务，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第一个局面，即 第一次（或称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反对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期 间的局面（如前所述）是防御性战争的局面，进行这些战争的主要 目的在于反对设想中的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帝国主义趋势以保护罗 马与意大利。在首次给马其顿和叙利亚以致命打击以后，紧接着 转入第二个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罗马成了希腊城市以及某些较小 的希腊化君主国的正式保护者，它设法防止那两个受挫的强国卷 土重来。第二次（或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这段时期中最突出的 事件。马其顿竭力使自己摆脱罗马干涉的严重压迫，但它已彻底 被击垮，而不再是希腊化世界的政治领导力量了。由于马其顿不 再是希腊化世界的领导力量，因此罗马的保护实际上就变成了一 种不太严厉的统治方式。这是罗马干预活动的第三个局面。罗马 把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君主国都一律视为必须唯命是从的藩邦了。

马其顿和希腊，被罗马使用强力时的残暴手段所激怒,都想从 罗马统治下解放自己，恢复自己的政治独立地位。罗马则把它们 的企图视为叛逆，而用可怕的残酷方式把它镇压下去。它对待这 两个国家的态度，造成了对自己和对这两国都非常危险的混乱局 面。在所有住在东方的希腊人中，反对罗马的仇恨心现在成了超 乎一切的感情。加之，希腊和马其顿的民族力量不再足以防御它 们北方边塞外的蛮族一一克勒特人、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在 小亚细亚也逐渐产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希腊各城市的内部生 活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混乱了。阶级战争席卷了整个希腊和小亚 细亚。它采取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是受罗马保护的贵族阶级与 国民中其他那些既反对本地贵族阶级又反对罗马统治的人们之间 的激烈斗争。

在西汉王朝的疆土和帕提亚接壤的时候，西汉王朝的军队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击败。但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直都是农耕民族，所以对这么大的疆域并没有特别的需求。于是，便开始与帕提亚进行了通商。

而罗马的情况也跟西汉王朝差不多。让罗马这个国家最心动的是帕提亚内部存在大量的茶叶和陶器，所以不知不觉帕提亚成为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中间商，也依靠这个身份赚取了大量的金钱。

但是，帕提亚统治阶级也知道如果这两个大国要真正通商的时候，他们国家就会失去一大笔收入。所以，他传递出来的信息是，罗马与西汉王朝的距离就变成了要走两年之久。而真相是当时两国的距离仅仅只隔了一个帕提亚，快马加鞭的话最多也就是一个星期的路程。

说完地理位置上的一些冷知识后，我们从经济、政府以及军事力量来分析一下西汉王朝和罗马之间的实力。

01 经济实力大PK

打仗是要花钱的，人要吃马要喂，装备也要钱，还有战功赏赐样样不能落下。要开战，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汉王朝和罗马之间，谁的钱袋子比较鼓。

西汉王朝总体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农业税缴纳的多少决定着国家财政的多少。可是，单靠大量的固定农业税的收入是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的。实际上，汉武帝主动对匈奴发动攻击，依靠的是汉高祖以来历代皇帝的苦心积累，尤其是他爷爷和父亲所创造的“文景之治”的遗产。

即使是这样，连年对匈奴的征战，西汉王朝的国库还是被掏空了。到了汉武帝晚年，几乎难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相出了官位买卖牟利的主意。

与西汉的重农抑商不同，当时的罗马私人商业非常发达。在长达几百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涌入了罗马，满足了罗马贵族日益膨胀的欲望需求。此外，罗马还有完整的财政制度和发达的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商业和战争是一体的，发达的商业运作会作为罗马军队的后勤补给，而战争又为商业开辟新的资源和道路。所以说，罗马的繁荣与战争脱不了关系。

对于罗马而言，国内的经济体制是和战争相适应的。战争就是一种生产，国内经济与海外战争相互促进。而西汉的战争完全是消耗型的，无法维持长期的战争。

不过由于过度的商业发展，让罗马帝国陷入了分裂的境地。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在西部的罗马城，而经济贸易的重心由于对外的不断扩张，慢慢向地中海东部转移。罗马帝国的西部对东部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整个罗马的财富在东移，最终的结果就是罗马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完全分裂，变成了两个帝国。

而西汉的经济大多数集中在北方，政治中心也在北方，所以战争的主要方向也是北方，从这一点来看，西汉会比罗马有利得多。

02政治制度大PK

对于两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在对抗外敌的时候，能否有效地指挥军队，调度物资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西汉初期采用的是分封制，后来经历了汉高祖消灭异姓王和汉景帝的削藩，中央集权逐渐地巩固起来。汉武帝主政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强中央集权。机制上，西汉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运转。从中央到地方，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让国内的维护成本降到最低。所有的兵力和资源都可以全部投入到战争中去。

而罗马的帝制和西汉不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很多。罗马帝国是由皇帝和元老院治理，但统治中心仅限于罗马本土。意大利半岛以外的行省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他们有各自的议事会。虽然罗马的地方是由军团驻守，但是这些军团都是属于将军个人掌管的。因此士兵是对将军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忠诚。而且地方军团完全不会关心帝国其他地方的情况。

军队和行省很难跟整个帝国机器同步运作，所以这样松散的罗马帝国在应对没有开化的北方民族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假设他要应对的对手是西汉，势必会出现调度不灵的情况出现。

03 军事实力大PK

帝国时代的罗马军团曾经一度声名显赫。罗马军团由轻步兵、重装标枪兵、重装步兵、长枪兵和骑兵等兵种组成。士兵排列成正面宽200米、纵深90米的庞大的军阵“龟甲阵型”。

当时的罗马军团并称为“西方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定点”，因为他们的阵型很好地将每个兵种进行分工，简直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机器，充分地适应了战场上各种情况。而西汉的军队在部队组织和协作方面稍微略逊一筹。

此外，罗马也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舰队。罗马的海军为陆军的海上运输提供了掩护，并向任何敢于和罗马争夺制海权的敌舰挑战。而西汉虽然也有一定规模的水师，但是只适于内河作战，在海战方面经验还是不足的。

当然，西汉还有骑兵的优势。在于匈奴的长期作战中，骑兵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边防主要的力量。而罗马的骑兵只是辅助而已，数量和质量跟西汉的骑兵相差甚远。

还有就是在武器装备上，西汉的技术可以说是领先于世界。西汉的武器以钢铁兵器为主，在中央有专门的部门专门制作兵器，特别是远程兵器-弩。这些兵器的质量非常高，可以大大地增强了军队的力量。反观，罗马的兵器就有点脆弱的。

据说罗马人的对手高卢人的铁剑是海绵铁锻造而成的，一刺就弯，在地上踩直后才能用。但是就是拿着这种兵器的高卢人可以多次打败罗马人，还曾经攻陷过罗马城。可想而知，罗马人的兵器质量有点入不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