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一世纪末，日耳曼人虽然还没有形成国家，但氏族公社已经开始解体。反映这段历史的主要著作是罗马历史家塔西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塔西陀时期，日耳曼人相对的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用重犁代替了轻犁，粮食产量有了很大增长。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占有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土地虽然仍属氏族公有，但已转由各个家族公社经营，只有山林、牧场和水源仍由氏族成员共同使用。
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因分工担任领导者并代表公社，故占有更多较好的土地，对战争的掳获物（奴隶和牲畜）也分得较多。他们因担任公职而变成了氏族贵族，原来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遭到破坏。日耳曼人的成年男子主要从事打仗和狩猎。农业和家务劳动由妇女和老人、体弱者去做，成年男子尽可以在一边袖手旁观而不参加劳动。日耳曼人也把战俘变成“奴隶”，“奴隶”一般都被安排在一小块土地上，向主人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牲畜和布匹。“奴隶”也有自己的家室，其生命虽然没有法律保障，但很少被主人杀害。
由于战争不断扩大和增多，军事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虽然还由选举产生，但是已成固定职位，塔西陀称他们为“王”，实际上他们的权力有限，和国家形成以后的王是不一样的。在军事首领的周围集结了许多亲兵，他们结成严格的主从关系。亲兵要无条件地效忠首领，首领则要供给亲兵马匹和装备。战利品共同分配，当然获得最多的是军事首领。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受到尊敬；凡是能用血换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去取得，那是很不光彩的；临阵脱逃，是最大的耻辱。骑马作战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经常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进行掠夺，日耳曼人部落之间也常发生战争。
这时，氏族和部落的重大事务，都是由氏族贵族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贵族会议提出议案，然后交由民众大会通过。民众大会只能表示赞成或者反对。除军事首领外，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权力机构。
到公元三世纪，由于阶级分化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日耳曼人便先后结成了许多部落联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伦巴德等。四世纪后半期，由于中亚的匈奴人从里海北岸向西推进，引起一些日耳曼人的连锁反映，又由于日耳曼人对外的军事掠夺，造成了许多部族、部落的大迁徙。四到五世纪，是“民族大迁徙”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有；西哥特人从黑海北岸西部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又进入意大利转高卢至西班牙；汪达尔人从欧洲北部经高卢、西班牙进入北非；匈奴人从亚洲到达今匈牙利以至西欧；法兰克人从莱因河中下游进入高卢等。迁徙过程中，日耳曼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逐渐成熟，在西罗马土地上先后出现了几个日耳曼人的王国。
如419年在高卢西南和西班牙北部建立的西哥特王国，439年在北非成立的汪达尔王国，457年在高卢东南部形成的勃艮第王国。西罗马帝国在内部奴隶、隶农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灭亡后，在它的废墟上又先后出现了法兰克王国、东哥特王国和伦巴德王国等。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国家中，法兰克王国存在的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
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但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还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
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历史条件。西罗马帝国晚期，奴隶制已经开始瓦解，隶农制的出现是封建因素萌芽的反映；而日耳曼人征服的结果，则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西欧封建制的产生，是在被征服者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下，征服者日耳曼人公社解体和双方的因素互相综合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西欧封建制产生的一个特点。
日耳曼人诸王国在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夺取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土地。除大部分分给日耳曼人各公社外，部分被国王直接占有。国王根据原来的以军事组织分配战利品的原则，把这些土地连同那里的奴隶、隶农分配给自己的亲兵和其它下层首领。于是这些被分予土地的人便成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这些新地主日益熟悉罗马隶农制的剥削形式，与他们原来对奴隶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相适应，封建的生产关系乃逐步形成了。
地主把土地分成小块，由原来的“奴隶”或隶农独立经营，后者向土地所有者纳租服役，而保留下来的原罗马大地主，也改用交纳地租的自由佃农和依附佃农来耕种。因此，奴和隶农的处境，较前有一定的改善。封建的剥削关系逐步产生了。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原来住在莱因河中下游。公元476年前后分成两大支市在莱因河三角洲滨海一带的称“萨利克法兰克”（意为滨海法兰克人）；在莱因河中游平原一带的称“里普利安法兰克”（意为沿河法兰克人）。趁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机，法兰克人逐步侵入高卢。
公元481年，萨利克法兰克的一名军事首领克洛维领导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公元485年，克洛维定苏瓦松为首都（后于510年迁都巴黎）。
克洛维为取得天主教会的支持，于496年率三千亲兵一道皈依了天主教。由于他只是没收原罗马皇室、元老及其他反对者的土地，因此得到了天主教会和罗马一般富有者的支持。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他始终以巴黎一带为根据地稳步发展，击败了其他部落，建立了包括高卢北部和莱因河右岸的统一的法兰克国家。他所建立的王朝，根据他家族的名称叫做墨洛温王朝（481－751年）。墨洛温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是封建制逐步形成的时期。从现存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典》中可以见到五至六世纪法兰克人的社会状况。这部法典形成的时间是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法典》表明，这时法兰克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仍是“马尔克”，但已进入马尔克发展的后期阶段。原来，马尔克（农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公有，但已分成份地给各个家庭耕种，收成归各个家庭私有，份地定期重新分配。
法兰克人这时的马尔克，土地所有权虽仍属于全公社成员，但宅基已归私有，耕地也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是交由公社成员世袭使用。《法典》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只允许男性亲属继承，如死后无男性后裔则由公社收回。这时的血缘关系已进一步瓦解，如允许富裕的氏族成员可以脱离本氏族。经全公社同意，或持有国王敕令的外来户，也可以加入公社为成员。《法典》对偷窃、抢劫和放火者皆有详细的惩罚规定，如偷一只小猪罚款三个金币；如放火烧掉法兰克人的住宅罚六十三个金币（如果烧掉的是罗马人的住宅京罚金仅为上述数额的三分之一）；如罗马人侵袭并抢劫法兰克自由人的财产罚六十三个金币；等等。这些规定说明法律已在保护私有财产，私有制已产生并发展了一个时期。
《法典》还规定，杀人的赔偿金因被杀者的身分差异而有不同的数额。如杀死一个国王的官吏或亲兵，赔偿六百个金币；杀死一个自由法兰克人为二百金币；杀死一个半自由人或被释奴隶为一百金币。如杀死的是一名奴隶，则不交赔偿金，而仅交三十个金币的罚金。这些不同的金额，表明法兰克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也表明氏族制下血亲仇的制度已基本消灭，杀人罪改由国家公法来处理。
法兰克王国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的过程，一方面是法兰克建国后，国王曾把没收的罗马皇室、元老、反对者的土地赐给自己的亲兵、官吏和教会，这些人和教会便成为新的大土地占有者——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是法兰克人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大部分法兰克自由农民地位下降并逐渐破产而成为农奴。从六世纪到九世纪法兰克封建制确立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原来（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前期）法兰克自由农民的份地，到六世纪后期已变为自主地。这种土地已可以买卖、转让，也可以由女儿继承。由于天灾、人祸、捐税、劳役和兵役使大批小农破产。
随后，重从六世纪末到七复八世纪，是法兰克封建化迅速发展的时期。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死后到613年，两度分为四个小国，638年后，又三次分为两个国家。此后，国内也还有种种纷争和战乱。在这一阶段，由于小农无法承受种种剥削、压迫以及战争的破坏而纷纷破产。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契约和其它文书，说明了大批小农丧失人身自由和土地的状况。农民或因贫困，或因不堪压迫向教俗封建主实行“投托”，而对封建主承担一定义务，形成与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便得到保护。“投托”的一般条件，是将土地献给主人，然后再从主人那里租种这块土地（或另加一块地，或换租一块地）。这种地称为“恩地”。
主人取得了土地的支配权，接受“恩地”者不得不接受主人出租土地的种种苛刻条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由于失掉了自主权利，便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与此同时，贵族（一般又是官吏）则利用其掌管行政、司法、军事的权力来争夺劳动人手和土地，教会也以骗取捐献、伪造遗嘱等手段夺取土地和依附者。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初，教俗贵族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墨洛温王朝的势力却削弱了。农民破产、“投托”，使王室兵源、税源大为减少；国王手中的土地陆续赐给贵族官员，这时已经无地可赐。七世纪中叶，国家政权落到了宫相的手中。官相原是为国王管理财产和收支的宫廷总管家，因接近国王而逐步取得了大权。
八世纪前期，查理（后称查理·马特，马特意为“锤子”）任宫相（714-741)时，实行了军事和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714年后，阿拉伯人的势力从西班牙向北推进。732年，查理与阿拉伯军在普瓦提埃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阿拉伯军未胜退走。此后，查理因步兵战斗力原已削弱，乃大力扩充骑兵，想使军队从以步兵为主转变为以骑兵为主。这时是法兰克王国封建骑士制度正式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查理改变赐地制，实行采邑制。他没收了一部分教俗封建主的土地，将其划为采邑，授予担当骑兵义务的人，并且规定：采邑不能遗授子孙，如不承担兵役，国王则将采邑收回。采邑制的实行加速了法兰克封建化的进程，对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采邑的大小和负担骑兵义务多少的等差相当，形成了封建的等级隶属关系和土地的等级占有制；一批小封建主、富裕农民成为骑士（一些大封建主的次子等也成为骑士），形成了一个骑士一一小封建主阶层；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采邑上的农民）摆脱了兵役义务，也失去了士兵所能享有的政治权利，地位进一步下降。同时，查理，马特也借此暂时加强了王权和国家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