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吴之间的四次战役

除了棘、栎、麻之役是吴人主动发起的（为了报复朱方之役），其他三次都是楚人首先发动进攻的。其次，房钟之役后，楚灵王致力于淮北汝颍地区的布局，暂缓对吴进攻，而吴人此时也停止了对楚国的军事行动，直到楚灵王被政变推翻前，吴人都没有再主动进攻楚国。可以说，在楚灵王时期的楚吴交战中，虽然楚人未能从军事上对吴国造成重大打击，但战略主动权基本在楚人之手。这与之前的共王、康王时期和之后的平王时期的情形很不相同，那时吴人往往主动进攻楚国，楚人被动防御、多有失败。相对的，楚灵王时期的吴国在战略上基本处于守势，这在出土史料中也有体现。

“灵王伐吴，为南怀之行，执吴王子蹶由，吴人焉又服于楚。”“吴人焉又服于楚”并不是楚灵王时期的真实情况，其理由是“吴人焉又服于楚”一句置于“南怀之行”和“执吴王子”之后，应该是这两件事发生后的结果；但是之后又爆发了房钟之役，楚人依旧战败，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吴人臣服。吴人服于楚并不是楚人南怀之行和执吴王子的直接结果，也不是指吴人主动臣服，而是指楚灵王在位时期对吴国采取的种种措施（包括与北方国家交好、对吴作战和建设新攻防体系），不断压缩吴人的生存空间，使得吴国最后在客观形势上被动地形成了“服于楚”的态势。至于单独列出南怀之行和执吴王子，只是在叙述时选择了两个代表性的事件而已。

楚灵王在执政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

可以简要概括为：在保证自身统治的基础上带领楚国成就霸主事业。一、加强巩固统治基础，用人政策多元化。楚康王死后，郏敖即位，任命出身于公子群势力的公子围为令尹。手握大权的公子围抓住郏敖幼弱的时机，通过打击公族小宗和公子群中的敌对势力，扫清了篡位的障碍。在篡位为王后，楚灵王警惕于公子群篡位的可能，将令尹、太宰等中枢核心官职交给公族小宗成员担任，事实上继承了楚康王扶持公族小宗势力、将公子群挤出中枢政治核心的统治策略。

此外，与楚共王、康王时期相比，楚灵王的统治基础更加多元，其亲信臣僚中除了公族小宗成员外，还有非公族成员。为了强化王权，楚灵王还吸收贵族阶层外的逃人成为自己的私属。种种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和加强王权，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对外战略，东向攻吴，北上争霸。《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带领楚国成就霸主事业，是楚灵王最根本的政治目的。由于东方的吴国对楚国形成了军事上的牵制，使楚国无法全力北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楚灵王把打击吴国作为楚国对外发展的第一步。

01

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从岳阳来到汉口，就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在查家墩组织了总司令部，正式宣告复出，结束了他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长达1年的流浪生活。

（吴佩孚的流浪及复出经过，详见《战神的至暗时刻：吴佩孚流亡记》）

北洋时代末期，军阀混战节奏越来越快，令人应接不暇，吴佩孚只从政治舞台上离开了一年，等他复出时，天下形势已经变了几轮。

北方，张作霖是霸主，奉军势力沿津浦线南下，延伸到了长江流域，威胁到了江南军阀的利益与安全，于是，孙传芳联络、率领东南五省军队，对奉军开战。

吴佩孚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之时，孙军已经和奉军打了快一个星期，正把奉军往北方驱赶。

同样是在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发育起来，他们占据京畿、察哈尔、绥远以及广袤的甘肃，实力强大，对张作霖的霸主地位，形成了强劲挑战。冯、张二人明争暗斗，频繁斗法。

此外，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名义上听从冯玉祥号令），在胡憨战争中打垮镇嵩军，占领了河南，胡景翼死后，岳维峻继位，通过收编河南境内各路杂牌人马，军队猛增到20多万人。

湖北是吴佩孚的东山再起之地，但吴的心却不在湖北，他始终想打回北方，重登霸主宝座，进而统一中国。

吴佩孚会采取什么样的合纵连横策略呢？

冯玉祥是反骨仔，背后捅刀子，是仇人，张作霖几次挑战直系，是老对手。吴佩孚上一次栽跟头，就是拜这两人所赐。

但是现在，同时与两人为敌，不明智。是联冯打张，还是联张打冯，这是一个大问题。

吴佩孚能东山再起，是因为南方直系军阀们，需要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号召群雄，一致对抗张作霖的吞并。

吴佩孚打出的招牌是 “十四省讨贼联军”，这个“贼”别人都认为是张作霖，但吴佩孚只想借反奉上台，在他的内心，这个“贼”其实是冯玉祥。

吴秀才一生最看重忠义，在他心里，冯玉祥倒戈，比张作霖挑事，可恨一万倍，而且，冯玉祥拿了卢布，思想比较激进叛逆，这在传统思想的“卫道士”吴佩孚看来，是离经叛道。

新仇旧恨叠加，注定吴佩孚要和冯玉祥死磕到底。

02

1925年11月23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这个事件成了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势力集团联合对付冯玉祥的转折点。

吴佩孚给张作霖发了封电报，大意是：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

自此以后，双方使者往来不断，逐渐结成了奉吴讨冯联盟。

对吴佩孚而言，不管是进攻冯玉祥，还是与张作霖争霸，他必须北上。

从湖北北上，必须经过河南，而河南是国民二军岳维峻的地盘。

一年前，河南还是吴佩孚的大本营，“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作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吴大帅跺一跺脚，半个中国都会晃一晃，何其风光！

从战略考虑，从内心感情考虑，吴佩孚都必须进军河南。

事实上，吴佩孚刚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就派人联系过岳维峻，声称要借道河南，进攻徐州（反奉）。

岳维峻看出这是假道灭虢之计，以中立为由，拒绝了吴佩孚。

孙传芳把奉军赶到徐州以北后，浙奉战争结束，岳维峻接棒，出兵攻打山东奉军。

吴佩孚再次派人联络岳维峻，要求借道河南进攻山东。岳维峻不仅拒绝了吴佩孚，还向豫南增兵，防止吴佩孚强行北上。

吴佩孚对此愤愤不已。

转眼到了1926年1月，张作霖挺过郭松龄倒戈，奉军大举入关，找冯玉祥报仇（郭松龄倒戈有冯玉祥的份）。

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兵讨冯，紧接着，奉系杂牌李景林和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也通电讨冯 。

直军和奉军还订立了同盟条约，约定吴军沿京汉铁路北上，直鲁联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与奉军三路夹击国民军。

一场围剿冯玉祥国民军的国奉大战（国民军VS奉军、吴军、晋军），拉开帷幕。

挡在河南的国民二军，成了吴佩孚第一个要解决的目标。

吴佩孚制定了三路进攻河南的计划：靳云鹗率军从鲁西进攻豫东，寇英杰率军从鄂北进攻豫南，刘镇华从陕东进攻豫西。

与此同时，吴佩孚还派人潜入河南，联络红枪会、溃兵、土匪等武装，将其改编为“卫豫军”，破坏交通，骚扰国民二军后方，配合吴军反攻河南。

除了军事部署之外，吴佩孚还发起了政治攻势，他抛出“打倒老陕，豫人治豫”口号（国民二军主要将领都是陕西人），号召河南民众反对国民二军，还利用河南民众对岳维峻横征暴敛的不满情绪，许诺赶走国民二军后，免除农村苛捐杂税，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03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有疑惑：从湖北反攻河南好理解，山东、陕西这两路是怎么来的？

国民二军20多万人马中，有3个师（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是收编的直系败军，岳维峻派这3个师进攻山东时，吴佩孚派出靳云鹗去活动这3个师，老长官一号召，这3个师倒戈了，反过来进攻国民二军。

镇嵩军被国民二军打垮后，首领刘镇华跑到了山西，镇嵩军残部撤往陕西东南部。张作霖和吴佩孚结盟后，全国风向大变，刘镇华审时度势，加入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整合旧部，招兵买马，欲报一箭之仇。

吴佩孚磨刀霍霍之时，岳维峻在干什么？

他在作死。

1925年11月，岳维峻像疯了一样，四面出击，他派李纪才进攻山东，派邓宝珊进攻直隶，怂恿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进攻山西。

结果，进攻山东的军队，因靳云鹗拉拢3个师倒戈，废了，进攻直隶，把准盟友李景林逼成了敌人，而且还没打过李景林，进攻山西失败，又得罪了阎锡山。

等到吴佩孚要对他动手时，他才反应过来，命令驻守信阳的蒋世杰加紧备战，并派出了2个旅增援豫南，命令李纪才从山东撤军，回防豫东，然后将主力集中于洛阳、郑州、开封一线，以应对各方面的情况。

信阳之战，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它是北伐前后著名的四大守城（蒋世杰守信阳、二虎守长安、刘玉春守武昌、傅作义守涿州）之一，也是吴佩孚复出之后的第一战。

1926年1月25日，寇英杰率领6个旅，抵达了豫南新店附近。他们前面，是驻守信阳的国民二军蒋世杰1个师，兵力约7000人。吴军占据绝对优势。

蒋世杰与岳维峻都是陕西蒲城人，二人从小就是铁哥们，后来一起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当岳维峻跟着胡景翼步步高升之时，蒋世杰也跟着岳维峻水涨船高，

岳维峻当上河南督办后，蒋世杰任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负责守卫豫南信阳一带。

蒋世杰其人，沉默寡言，骨瘦如柴，嗜鸦片如命，他的部下也和他一样，都是双枪将，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支离不开鸦片的部队，战斗力居然还很强。

不论是靖国军时期反对陈树藩，还是倒戈吴佩孚进攻直军，抑或是在胡憨战争激战镇嵩军，蒋世杰的部队，都有不俗的表现，是很能打的主力部队。

04

蒋世杰早就完成了战备工作，他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外围防线设在柳林、双河口一带，以及铁路沿线。

第二道防线设在信阳城外，挖掘地沟，沟上盖木板，木板上填厚土，埋藏伏兵，可攻可守，附近的山岗，也被改造成了火力点，居高临下射击。

第三道防线在信阳城内，挖掘了数十道壕沟，纵横交错，壕沟还穿过城墙，与城外战壕相通，便于快速机动，有战事，士兵出城作战，没战事，士兵回城休息。

1月26日拂晓，寇英杰兵分三路，向信阳展开了攻击，双方在柳林、双河口一带激战。

柳林、双河口一带没什么地形优势，蒋世杰部抵挡一阵后就撤了，尾随而来的吴军随即猛攻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由制高点、壕沟、地堡组成了火线，蒋世杰部凭借防御工事射击，吴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好几次吴军拼死冲击到城门下，都被以逸待劳的城内守军反推回去。

激战5日，吴军始终无法摧毁第二道防线。

31日，吴佩孚发来了训斥电报，大意是：久战无功，总司令还好意思待在后方？给我赶紧奔赴前线督战！

2月1日，寇英杰下达了总攻击令，限3天攻下信阳城，吴军炮兵也全部出动，向蒋世杰部阵地和信阳城内猛轰。

信阳城外大炮声震如雷，蒋世杰横躺在烟榻上，一边淡定地吞云吐雾，一边指挥作战。

战事激烈时，他还会到战壕中，与官兵们一起抽上几口，顺便放几枪。炮弹落在旁边影响抽烟鸦片时，他就从容不迫挪个位置，继续抽。

这种悠然，在士兵看来，是主帅胸有成竹、胜券在握的表现。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蒋世杰部的军心始终没乱。

3天之后，信阳仍岿然不动。

此时，坐镇汉口的吴佩孚已经化身咆哮帝了，这是他东山再起之后的第一战，没想首战就被打脸，这让他以后怎么混？再这样下去，肯定有人说酸话：还常胜将军呢，水货一个。

好几次，吴佩孚要亲自出马，拿下信阳，但都被左右拦下了——你一个大帅，去干师长的活，太不像话了，而且，你打胜了也不足为奇，万一败了，你还怎么在江湖立足？

2月5日，吴佩孚又派出了刘玉春、宋大霈2个混成旅，前往信阳助战，以刘玉春为前敌总指挥，限期拿下信阳。

此时，围攻信阳的吴军达8个旅之多，吴军包围了信阳城，两军在信阳城外反复拉锯，伤亡惨重，信阳城内的民众，也饱受战火摧残。

2月9日，经蒋世杰同意，外国牧师和信阳绅商出城与吴军交涉，调停战争。

寇英杰提出了3个条件：缴械投降；让开一条路撤军；接受吴军改编，三者任选其一。

蒋世杰拒绝了。

05

第二天，作为生力军的刘玉春、宋大霈2个混成旅，向信阳发动了猛攻。

刘玉春集中炮火轰击守军战壕，并向城内延伸炮击，硬生生炸出一条血路，轰开了第二道防线。蒋世杰命令城外守军全部撤到城内防守。吴军先后攻入了东门和西门。

寇英杰以为信阳必定陷落，提前向吴佩孚发了捷报，吴佩孚看到捷报后，精神为之一振，下令向各方通报告捷：看看，谁说我老吴不行了？

结果，第二天捷报被证明是假的。吴佩孚天天催寇英杰，开口限期攻克，闭口必须拿下，寇英杰面临巨大心理压力，眼见取得重大突破，以为要赢了，就发了捷报。

怎料，吴军攻入信阳城内时，岳维峻派来的2个混成旅（田春生、杨瑞轩）的援军，绕道冲进了城内，配合蒋世杰部反攻，打退了突入内城的吴军。

信阳久攻不克，吴佩孚被迫改变计划，命令寇英杰率领主力绕过信阳，继续北上，进攻确山、漯河、许昌等地。留刘玉春、宋大霈2个混成旅，继续攻城。

刘玉春分兵堵住了信阳四个城门，在城东北的羊山设立司令部，架设火炮，居高临下轰击城内。这种炮击往往是无差别的攻击，摧毁了很多民房，炸死炸伤多人，城内人心慌慌。

长远来看，如果没有援军，信阳陷落是迟早的事。蒋世杰不得不为全军找条出路。

这期间，信阳绅商为调停双方战争，保护桑梓，一直在两军之间奔走呼吁。

蒋世杰提出，如果吴军肯收编全部守军，保证军官安全，给予安排，他可以让出信阳。

吴佩孚表示，高级军官可以安排，但部队必须全部缴械。

又谈崩了。

在整盘棋上，信阳只是局部。当蒋世杰在信阳苦撑之时，岳维峻在其他战线节节败退。

2月底3月初，从山东进攻的靳云鹗，相继攻占了归德、兰封、开封、郑州、洛阳。绕道北上的寇英杰部，占领了驻马店、郾城、许昌、新郑。

3月4日，寇英杰与靳云鹗会师郑州，并继续向西追击，国民二军在河南的统治已经崩溃。

与此同时，阎锡山出兵占领石家庄，堵住了国民二军北上之路（北上可与冯玉祥国民一军汇合），刘镇华指挥镇嵩军占领洛阳以西，堵住了国民二军回陕西的路。

国民二军土崩瓦解，岳维峻逃往山西，随即被阎锡山软禁，李虎臣带领少量残部逃回陕西，与杨虎城汇合，这便是不久后二虎守长安的由来。

信阳前线，吴军把国民二军失败以及岳维峻战死（传闻）的消息，发射到城内，劝蒋世杰投降。蒋世杰认为是谣言，不予理会。

3月6日，蒋世杰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配以短刀、手榴弹，秘密出城，计划突袭羊山，同时进攻信阳火车站，截断京汉铁路。

但这次突袭被吴军发现了，刘玉春指挥军队，用迫击炮和重机枪，挡住了突击队的冲锋。蒋世杰又组织过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吴军打回城内。

3月9日，吴佩孚从汉阳兵工厂调来了4门大口径火炮和200发炮弹，准备用重炮摧毁信阳城防。

3月14日，蒋世杰率部出城缴械，共计有军队9000余人，步枪6000多支，火炮22门。

除炮队被改编留用之外，其余部队全部用火车运往郑州、汉口遣散。

历时48天的信阳围城战至此结束。

蒋世杰被押往汉口，吴佩孚没有弄死他泄愤，反而设宴给他压惊，待之以上宾，一个劲地夸他忠诚、善战，了不起，我老吴佩服你······

值得一提的是，指挥攻打信阳的刘玉春，半年后，步了蒋世杰的后尘。

北伐军进攻武昌时，刘玉春为报吴佩孚知遇之恩，孤军死守，极其顽强，上演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

事后，蒋介石认为刘玉春不失为一个忠勇军人，下令优待他。

在监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玉春说了这么一段话：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对不住老百姓。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老百姓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

当记者问他是不是反革命时，他说：

“吴大帅的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苦战，就是要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就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玉春还是有点良心的，反复说自己对不起武昌民众，但忠诚与仁义不可兼得。

著名的守城/围城战，都是以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武昌围城战如此，信阳围城战亦然。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信阳一战，双方各阵亡3000多人，居民伤亡一万多人（城内也就几万老百姓），饿死无算，官军抢劫，奸淫妇女，强征民夫，比比皆是，城市精华被摧毁，非三十年不克恢复。翻开信阳县志，可以看到当时的信阳，不啻为一座人间地狱。

军阀混战，并不浪漫。所谓朝天放枪，麻将桌上决胜负，那只是四川一些小地方土军阀的玩法，大部分时候、大部分地方，战争就是战争，要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