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赵志刚
最近,前“华电少女”队长yami(郭莹)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公司会议录音。
录音中,她的老板徐明朝在会上号召员工一起羞辱她,从外貌、时尚品位,到自我认知、专业能力,对Yamy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Yamy表示,自己被曾经最信任和依靠的老板打压,受到了极大伤害。随着此事持续发酵,“职场PUA”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所谓PUA,本义为“搭讪艺术家”,后被引申为包含控制、操纵、凌虐等行为的情感骗术。从原始定义来看,职场内的上下级之间,是不存在PUA的——领导与下属进行对话,哪里还用得着处心积虑地“搭讪”?
实际上,无论对话是怎样展开的,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方试图通过洗脑来控制他人的目的,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这套完整的“话术”,就是PUA。
“非常丑啊!超级丑好吗?很丑!”“我觉得她有病”“没人喜欢你”……随着徐明朝的这段话在网上火热传播,不少人觉得这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有人更是将职场霸凌与“职场PUA”直接画上了等号。
虽然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但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职场霸凌只是一种纯粹的情绪宣泄,相比之下,“职场PUA”不仅是一种语言暴力,更是一种精巧算计。企业领导虽然极尽言辞凌辱之能事,但并不希望员工就此崩溃一走了之,因此,总是在凌辱与安抚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所经历的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徐先生对我的态度总在矛盾的两极之间反复摇摆……我曾经真的以为,如果有问题,那一定就是我的错,是我做得不够好……是恐惧和自卑让我选择性地屏蔽了早已存在的伤害,让我整日活在自我怀疑中难以自拔。”Yamy的这番话颇具代表性——凌辱过后的安抚,既不是为了疏导情绪,更不是为了表达歉意,而是为了使受害者打起精神迎接下一次凌辱。置身于这样的企业氛围中,无疑是令人感到恐怖而压抑的。
不久前,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历过“职场PUA”;28.05%的人认为,遭受职场PUA的原因是职员自身能力欠缺。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这组数据本身依然不乏参考价值。正是因为“职场PUA”的大面积存在,“火箭少女被PUA”的话题备受关注。
与之相对应的是,“弱者更容易被PUA”的观点不绝于耳。PUA作为一种情感控制术,最大的迷惑性正在于此。并不是弱者更容易被PUA,而是被PUA的人更容易觉得自己是弱者,而这种自我认知偏差,又很容易被渲染为一种大众情绪。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只有不断克服自卑情绪,才能最终走向卓越。但在充斥“职场PUA”的工作环境中,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
在企业领导夹枪带棒的PUA暴力中,员工如果做不到转身就走,就只能默默忍受,以自卑的心理去寻找自身原因。长此以往,不仅遭受“职场PUA”的人会默认“弱者”的身份,旁观者也难免会接受这样的“角色扮演”。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热衷于“职场PUA”的企业领导不免更加有恃无恐,他们不仅肆无忌惮地宣泄个人情绪,而且还每每以“激励员工”“企业文化”等名义进行自我美化。
“职场PUA”之所以大行其道,一方面在于员工虽深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在于企业领导肆意羞辱、操控员工情绪,却不需要承担任何实际的责任。“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承受语言暴力的同时,员工还要压制自己的合理诉求,以期换来领导的安抚。约束和问责的缺失,又往往使尝到“职场PUA”甜头的领导欲罢不能。这种畸形的企业氛围,既是劳资关系失衡的直接产物,也是法律约束乏力的生动体现。
6月1日,日本《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企业管理人员不能利用职权欺凌员工,包括大声威压性训斥,通过否定人格的言行对员工进行精神攻击等,如有违反将受到处罚。面对“职场PUA”,法律层面的拾遗补缺不失为解决之道。
维护劳动者的尊严不仅体现在合理的薪酬机制,同时也体现在对人格尊严的保障和维护。“职场PUA”值得批判,但显然不应该止步于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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