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儿子 为有牺牲多壮志：陈独秀和他的两个烈士儿子

日本归来立志唤醒民众

1915年6月中旬，在东京驶往上海的一艘海轮的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双手叉腰，英姿勃发。此人额头宽阔，头发微谢，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这是他第五次从日本回国，眺望波浪滔滔的大海，他心潮起伏，禁不住回想起了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

19年前，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老家考上秀才第一名，金榜题名引起小城轰动，诸多名门望族上门提亲，省府统领高将军也托媒上门。翌年冬季，他便与大其三岁的高家千金结为夫妻，生育了三儿一女。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却不安现状，向往新事物，成为康梁派的铁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因在学校割人辫子，行为过激，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归来后，他从康梁铁杆转变为反帝反清义士，在家乡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到处演说，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技巧；同时，给上海《苏报》留日同学邹容投稿，接连发表热血文章，颇具影响。

陈独秀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清廷不安，安徽统领电令逮捕陈独秀等谋反人士，陈独秀听到消息后连夜逃往上海。听章士钊说《苏报》被查封，邹容被判刑后，他义愤填膺，满腔热血地与章士钊、苏曼殊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宣扬民主革命，发刊未久，风行一时。因言论过激，又被停刊，但这一时期的挥笔疾书令他的文字表达越发得到认可。

苏报

回到安徽芜湖，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办得有声有色，因一则消息触怒英国领事馆，被勒令停刊。陈独秀不甘寂寞，接到章士钊信函，邀请他到上海参加反清暗杀团，他热情加盟，并参与策划清朝五大臣专车爆炸事件。

再次回到安徽，陈独秀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在芜湖关帝庙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于是，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1907年，被人告发，他又遭到安徽巡抚通缉，被迫离境，再次潜逃日本进入英语学校深造。

上次回国，他与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一见钟情，这一叛逆之举引起家乡震动，他俩干脆私奔西子湖畔同居，出访高朋，琴瑟互答，不亦乐乎。可是革命屡屡失败，他又不甘沉浸于风花雪月，陷入了苦闷与彷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中华民国。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受安徽都督邀请，返回安徽任都督秘书长，未料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进行复辟。他随之又被通缉成为第一要犯，闻风逃往上海，军警却欲对他两子陈延年、陈乔年斩草除根，幸亏他俩也逃避乡间，幸免于难。

走投无路之时，他又接老友章士钊日本来信，邀去东京创办《甲寅》杂志，他惜别爱妻，欣然前往。他以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知觉心》，其文观点鲜明，文笔严谨，反响热烈。

陈独秀站在甲板上，凭舷眺望东方，思念爱妻高君曼，归心似箭。他勒回思绪的野马，凝视海轮后圈圈波纹苦苦思索。

望着夕阳下如血的波涛，陈独秀猛然感悟到：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唯有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醒民魂，革命才能成功。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回到上海三个月，即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以此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他自己也撰写热血文章，为此声名大震。这些思想解放的鲜活文字，犹如一道闪电，拉开了思想文化改造的新文化运动序幕。

新青年杂志

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因而既是一场文学革命，又是一场思想革命。其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公开批判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随之将如日中天的《新青年》杂志移至北京出版。陈独秀采取了同人轮流编辑的新体制，邀请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名家加入到编辑部，发表了大量惊世骇俗的作品，声势壮阔，如黄钟大吕，响彻中华大地。正是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的共同发力，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首推陈独秀，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名士，陈独秀可谓是思想界、知识界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扩展，极大地激发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陈独秀通宵达旦地阅读了大量书籍，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即1918年12月，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继《新青年》之后，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以倡导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为中国打开了救国救民之门。

新文化运动从深处震撼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唤起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到了震古烁今的思想解放作用。它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同时推动了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怒。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北京掀起。

陈独秀立场鲜明地支持这场爱国运动，他在《每周评论》上连续3期出版了《山东问题》专号，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顺势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接连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北京市民宣言》等“重磅炸弹”，提出了“直接行动，根本改造”的目标，为运动指出了方向。

陈独秀不仅是个先进思想的鼓吹者，也是勇于实践的坚强斗士。他到处演说，散发传单，6月11日，他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便衣警察逮捕，在监狱里关押3个月，《每周评论》也遭军阀查封，但这些暴行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反抗。

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干柴上投入一把烈火，迅疾在全国各地燃起了熊熊大火，烈焰冲天。北洋政府犹豫再三，不得已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初步胜利，国人欢欣鼓舞。学生继续请愿，包围外交代表的住所，迫使中国外交代表拒签和约，最后运动取得全胜。

多年后，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经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其行动被监视。为躲避军阀迫害，他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悄然离京鼓动演说，所到之处，听众无数，从武汉演讲回北京时，获悉警察准备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钊家避难。为安全起见，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辆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公路上缓缓而行。陈独秀头戴毡帽，坐在车内；李大钊则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跨在车辕上。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俩精心谋划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建立一个像俄国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后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挥手告别后，转乘轮船来到上海。当陈独秀踏上黄浦江岸时，早有北大学生许德珩前来迎接，将陈独秀接到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定居下来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了上海。

编刊之际，陈独秀联络了一批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激情撰文在《新青年》发表外，还与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态度鲜明地亮出马克思主义旗帜。

陈独秀对前期的学生运动做了深刻反思，他感悟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难以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深入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他在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又联合7个工界团体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组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他被推为临时书记。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之后，陈独秀还积极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认识，并为正式建党做准备，11月，陈独秀领衔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共产党正式成立制定党纲奠定了基础。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经过反复斟酌，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事务脱不开身未出席会议，但众望所归，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两个月后，陈独秀辞去职务，回到上海专职从事党的事务。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7月4日，一辆囚车开到壁垒森严的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刽子手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了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的青年人。他就是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面对刑场，陈延年神色淡定，眼里透出了坚毅的目光。

陈延年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已磨砺成一名成熟卓越的中共领导人。他19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攻读法学，21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在巴黎发起了旅欧中共少年共产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少共机关报《少年》。1924年12月，回国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与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冲在一线，组织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5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包括领导中共上海和安徽等地组织），被选为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监斩官验明正身后，吼叫道：“斩首！”几名杀气腾腾刽子手持刀动手，为首的高叫：“给我跪下！”陈延年面对屠刀拒绝跪下，横眉冷对刽子手，突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寒光闪烁，年轻的勇士站着被乱刀砍死，遇难时年仅2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生前的誓言：“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过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真是祸不单行。陈独秀的长女陈筱秀到上海为哥哥收尸，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心情悲伤，暴死在上海医院。

远在武汉忙于应对腥风血雨的陈独秀，听到长子遇害的噩耗后，如同晴天霹雳。几天来，他寝食难安，肝肠寸断，深悔自己违心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关键时刻，几次对反动政府作出退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作出了许多错误指示，陈独秀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中后期不自觉地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故此，1927年7月，这位中共一大至五大党的主要负责人被停止了职务。

蒋介石悬赏3万元缉拿陈独秀，他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在提篮桥附近永兴路11号的一幢石库门里过起了隐居生活。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他的心里苦闷彷徨，寝食不安，为了排遣内心的郁闷，他开始潜心研究起文字学。

一天，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来探望父亲，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委员。谈起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责怪父亲：“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陈独秀感到委屈，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发作了，父子两人不欢而散。未料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令父亲后半生懊悔不已，因为次子不久就牺牲了。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与哥哥一样，也被军警五花大绑地押往上海西区的龙华塔下。这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年轻志士，也像哥哥一样，遭到严刑毒打，回牢房时，一起关押的同事见他身上血迹斑斑，关切地问：“敌人又打你了？”陈乔年笑答：“没什么，挨了几下火腿，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敌人从他的嘴里掏不出党的机密和同伴，便决定枪决他，押出牢房时，陈乔年平静地对难友告别：“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面对枪口，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责问刽子手：“共产党何罪之有？该杀的是你们，你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卖国贼！”随着几声枪响，又一位党的宝贵人才饮弹倒下，壮烈捐躯。

一年来，陈独秀尚未走出悲情苦海，又传来次子陈乔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龙华的噩耗，而且与长子一样，尸骨难觅，牺牲时他生命的年轮仅画了26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独秀接连失去两子一女，情何以堪。

走出监狱宣传抗日

1932年10月15日深夜，因叛徒出卖，陈独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很快引渡给了上海市警察局。他自写辩状，在法庭上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最后，厉声责问国民党当局：“谁是叛国？谁危害民国？”大义凛然，慷慨陈词。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时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获悉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他托人买了酒菜，对着铁窗外的明月，自言自语：“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酒一杯。” 禁不住老泪纵横。

后经胡适等名流多方呼吁，国民政府终于同意保释陈独秀，但还需他写一份“具结悔过书”。陈独秀听罢勃然大怒，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牢狱里，实无过可悔！”

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来到监狱探望了陈独秀，并将其名字列入第一批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中，在周恩来等人的奔走努力下，陈独秀终于走出了监狱。在大牢里熬了五年囚徒生活的陈独秀，没有消沉，潇洒地弹去身上尘埃，又激情著文发表抗日见解，拖着多病之躯到重庆等处宣传抗日。

1938年8月，在国破家亡的战乱年代，这位患有严重疾病、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的花甲老人，在年轻的妻子潘兰珍的陪伴下移居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艰难度日，然而，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并未熄灭他的思想火花。他用颤抖的手秉笔书写了《我们为什么而战？》《“八一三”》等战斗檄文，仍然以一个“老斗士”的姿态，昂首持剑，精忠报国。

1942年5月，五次被捕、几度沉浮、漂泊了一生的陈独秀饮恨病逝于四川江津一座叫鹤山坪的小山上，享年63岁。岁月如流，70余年悠悠逝去，但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共产党更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

(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18：50的《今夜故事》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