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洛夫,祸国小说作者背景

祸国小说作者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国度

——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能够拯救刘小枫吗

敖天文论



从今天的眼光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是19世纪的所有基督教文化中的作家都无与伦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的庞大身影遮蔽了19世纪一些公认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包括英国的拜伦基里洛夫、雪莱和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德国的歌德、海涅和尼采，挪威的易卜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同胞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不仅如此，如果超出文学界的范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那么，也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比肩。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西方文化的高峰说成是康德和歌德，但是，如果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也包括进基督教文化之中，那么施宾格勒的论断显然要修正，康德和歌德也许应该让位于康德（哲学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上）。

尽管现代的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价值，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的批评家，都没有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巨大身影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没有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如此伟大的奥秘。西方的批评家与苏联的批评家对同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都是各执一端，他们都没有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艺术表现放到基督教文化的内在冲突中，进行结构性的总体认识。而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宣扬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并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庞大身影来为他的精神救赎服务，就像加缪等法国的存在主义者看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侧面一样，同样是误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这种执着一端的误读也很难破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奥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的27年，著名法国作家纪德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取代了易卜生、尼采和托尔斯泰。”（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 11年后，著名德国作家黑塞说：“欧洲的年轻人，特别是德国的年轻人不是把歌德，也不是把尼采，而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他们的伟大作家”。（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预言上帝死后的荒谬，而今他的预言仿佛变成了现实，加之法国的存在主义与德国的表现主义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他们的先驱和旗帜，所以西方的批评家也多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他们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显示灵魂之深的恶魔式的人物，如“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伊凡等，并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基里洛夫来论证世界荒谬的观点，而在《反抗者》中他又以伊凡作为反抗荒谬的辩护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甚至把他自己画成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膝上，以示表现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拥抱。美国学者考夫曼在他为存在主义写的一本导读性的小册子中，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所有文献中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所以他把《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放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一篇加以导读，并将他的小册子取名为《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是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伟大的作品。而且从逻辑上看，表现一种文化的深度的代表性文本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没落的时候。

与西方的批评家不同，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宗教内涵以及艺术上并不符合严格的现实主义规范，加上高尔基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恶毒的天才”等评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批评家那里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冷落，以致将他的文学地位不但放在托尔斯泰之下，而且竟至于还不如普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