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戴锦华
实际上,在萨帕塔运动的12年历史中,只有1994年前12天的交战记录。
如果使用罗斯的修辞,将1994年—1995年称作“言说之枪”的时期,那么,几乎从开篇伊始,萨帕塔运动便同时是“武装的语词”的年代。或者用马科斯的说法,是“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可以说,萨帕塔运动的12年,是武装斗争的12年,是另类政治实践的12年,同时是语词战争的12年。这正是将萨帕塔运动称为“后现代革命”、“符号学游击战”、“赛伯空间游击战”的含义所在。这也是萨帕塔运动的外在“悖论”之一:一场以持枪蒙面为其特征的武装起义,却以文字语词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游击战史最新的一页,甚或像来自逝去年代的一阕回声,却十足的“当下”,充满了后现代文化(甚或后现代文化游戏)的印痕。显然,这正是萨帕塔人与马科斯的诸多“越界”之一,他们以其原创的政治实践,改写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文化逻辑。如果说,这是一场符号学战争、一场后现代革命,这里涌流着五彩拼帖、几近谵妄的文字、语流,那么,这里发生着的,不是弥散或曰“内爆”,而是始终以其所指物——武装的原住民及其历史与现实的苦难——的在场为其充分必要的前提。如果说,马科斯不断以精妙的后现代文体于嬉笑怒骂中解构着种种现代社会的神话,那么,这解构的力度却来自于任何语言游戏都无从解构的现实、苦难、鲜血与生命。不错,马科斯的形象和作为,令今日世界舞台上的诸多政治角色失色,间或令全球波普艺术或行为艺术表演汗颜,那么,这形象与表演,却始终服务于逆转世界潮流的政治尝试与实践。如果用美国记者的说法,将萨帕塔运动——这场以语词为主要的武器的战争,视作马科斯“一个人的战争”,那么,马科斯之所以能支撑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并不断击中全世界的“眼球”,却无疑因为凸显了他的底景是拉丁美洲鲜血浸润的大地,是他身前无数印第安原住民500年来的抵抗。可以说,这场语词的战争,几乎在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便已然开始。1994年,马科斯在战争、相持与谈判期间发表的大量公报,有理有力地逐一驳斥着政府传媒机器兜头泼下的种种污水、污名。而自1994-1995年之交始,马科斯的众多公报和信件,便进一步成为墨西哥、也是今日世界奇特而独到的文字、书写形式。这正是萨帕塔运动的又一悖论所在:马科斯的匿名与具名形式。
马科斯是无名的,那“名姓”只是一个前赴者的化名,一个或可替代的角色,一个发言人的位置;马科斯又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写作中,在他的文字里,他的风格和语调是如此的别致、原创而无可替代。一如墨西哥著名的女作家、新闻记者和教授埃莱娜 波尼亚托夫斯卡所言:马科斯的抨击者说,切 格瓦拉始终以真面目示人,但我们说,马科斯在他的公报中面世。在其公报中他裸露出的远多于我们直视他的面目。而伊兰 斯塔文斯则指出:“不错,副司令拥有一支步枪,但他很少用到。他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开火,投掷公报形式的集束炸弹,他的笔下迸发出文字的洪流……颠覆了汉娜 阿伦特所谓的‘在专制政体下,知难行易’的论断。”人们似乎必须用一连串彼此矛盾的形容词来尝试界说马科斯的语言风格。诸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J.沃马克便曾写道:“马科斯的公报和访谈是如此的戏谑、尖刻、诗意、专断、滑稽、自恋、辛辣、狡黠、吊书袋、福柯式、魔幻现实主义,有着现代话语与协商语气的完美的个人风格,但这话语与协商不是朝向政府或其他运动,而是通过现代媒体朝向现代公众;其信息不是战争、或和平、或和解,而是无休止的、充满诱惑力的论争。”而拒绝萨帕塔运动的何塞 考利纳写道:马科斯的文章“是预言性的、玩笑式的、悲凉的、控诉的、政论性的、抒情诗般的、有时还会是粗俗的:那种独白,来自从恰帕斯印第安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或诗歌到最庄严抒情的长篇激烈演说、优美的诗歌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文学;通过某种杂糅着对福柯和阿尔图塞的下意识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而抵达了德里达,再穿过第三世界复兴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者的本土主义、重现了半葛兰西民间社会”。
马科斯的公报和书信常常是不同文体、不同风格语调、甚至不同人称叙述间的跳跃。以他那无穷无尽的附言、在大刀阔斧、言辞犀利的政论间是诗意的小故事,在诙谐、滑稽的(通常是萨帕塔人的孩子们的)场景中,穿插着安东尼奥老人那沉郁的叙述与玛雅的哲理,在《玻利维亚日记》式的现实书写中闪现着小甲虫杜里托的稚气可掬的身影,在政治经济批判中是诗行和关于“海”的深情的文字,在杜里托和“我”/副司令之间,在“我”和“我的另一个自我”的“对话”间,流转着缠绵又不无滑稽感的自恋、犀利的自嘲。就像我已然提到过的,马科斯的写作,尤其是杜里托的故事中充满了后现代的戏仿,而且贯穿着极为丰富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在1995年初,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马科斯的萨帕塔公报中充满后现代式缤纷拼帖:他以英文引证莎士比亚,以法文引证波德莱尔、加缪,以原住民语言引证民间的歌吟,在他的书写中,间或出现印度哲人或《孙子兵法》。当然,在他的文字间不断涌现拉美诗人聂鲁达、本尼德蒂和不胜枚举的西班牙语诗人的诗作,同时充满了大众文化文本的旁征博引:墨西哥本土的诸多流行剧集——大众明星、系列电影或电视剧、好莱坞电影与流行歌(诸多论者提到马科斯无疑是个“电影迷”,而且萨帕塔社区也充满了有趣的电影文化:发电车巡回到不同的村落为孩子们放映卡通,为成人放映从欧洲艺术电影到本土流行影片的录相带)。
此间,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是,几乎始自萨帕塔人起义之初,马科斯便为墨西哥传媒赋予了某种爱欲偶像的色彩,这间或是面具不期然的效应之一。而马科斯似乎也颇有兴味地挪用了这一效应。一反左翼运动的清教与禁欲主义的“惯例”,马科斯的文字中不时闪现着不无色情意味的语调与爱欲修辞。这无疑成了“恰帕斯的诗意反叛”、“第一场后现代革命”的奇观之一。在萨帕塔运动最初的岁月之中,尤其是1994年,雪片般地从墨西哥全境、世界各地飞往恰帕斯的来信之中,充满了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女性写来的情书(1994年圣克利斯托瓦尔大教堂的谈判结束时,马科斯拖走的各地来信装满了整整五麻袋),而墨西哥《日报》也逐日选登着类似情书。《名利场》的记者巴贝赫以一种仰慕的口吻称他为“那独一无二的造物”,《日报》记者埃娃 伯登斯塔德则自问:“为什么这人总是能唤起如此荒谬的性感?”一个墨西哥著名的上流社会的女性则写道:“愿与副司令一起消失在丛林里”。而马科斯将这类无伤大雅的文字“调情”当作了他的修辞策略与形象策略的组成部分,这无疑为他赋予了极为另类的革命偶像色彩。《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善意调侃的口吻写道:“令滑雪帽和烟斗如此性感,马科斯当属历史纪录中的第一人”。类似游戏直到2001年方告一段落。在这一年的情人节,马科斯郑重地颁布了一条“坏消息”:他要人们不要再给他写情书,因为他已成婚,有着一个两岁的女儿,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她的名字是“海”。此时,人们才恍然忆起多年来贯穿在马科斯写作中的“海”(尽管马科斯始终以“她”来称呼“海”,但海/lamar在西语中原本是阴性名词),原来并非某种文学修辞,也不是一个文字形象,而是实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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