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一个人一个生 “生为济南人，死为济南魂”——京剧名家方荣翔往事摭拾

　1988年方荣翔参加第七届全国人代会留影。

方荣翔在《奇袭白虎团》中饰王团长

　方荣翔手绘京剧脸谱

方荣翔在《铡美案》中饰包拯

　　□本报记者逄金一

　　今年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先生去世30周年。但是对于他的了解，不少年轻人却正在渐渐淡忘中。笔者与方老幼子方立民先生是20多年的朋友，近日，他为笔者讲述了方老的诸多往事，同时，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方荣翔本不姓方;大约在其5岁那年，母子被抛弃;少年背师偷学裘盛戎;他的婚事颇具传奇色彩

　　据方立民介绍，方荣翔先生1925年出生于北京，其生父本不姓方，而是姓孙(一说姓周)，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军需长官，还是位军界的古董商人，北京骡马市大街的许多古董字号便是他经营的。大约在方荣翔5岁那年，不知何故，孙先生抛弃了方荣翔母子。

　　这一段往事，方荣翔一直没对外人讲，更无人知晓。只是在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才对陪床的小儿子方立民讲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往事。也难怪，方荣翔生前总在盼望着海峡两岸的统一。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有一天能去台湾，寻找失散数十年的那位孙姓生父留下的后人。也难怪方荣翔在香港演出时，知道台下有许多台湾来的观众，他忍痛上台坚持演出;也难怪他欣然同意收下台湾女花脸王海波女士。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方荣翔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嫁给了在戏班里做事的方继洲，方继洲给方荣翔改名叫方世荣，小名金子。从此他便走上了学戏的道路，先后跟著名武旦演员方连元、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著名武生骆连翔等学过戏。1935年，骆连翔将方世荣改名为方荣翔。卢沟桥事变之后，骆连翔离开北京，临走前，将方荣翔介绍给了花脸名家张鑫奎先生，也就是后来方荣翔的岳父。

　　在这期间，方荣翔迷上了裘盛戎，时常偷学其技，甚至是走火入魔般地模仿。在旧社会，梨园界的规矩，“背师之举”轻则受罚，重则打死无人过问，但张鑫奎先生还是宽宏大量地成全了方荣翔，领着他正式拜师裘盛戎。自1941年到1944年，方荣翔在裘盛戎门下，一丝不苟地学了三年的戏。两人形影不离，情同父子。

　　说起方荣翔的婚事，也可说有一些传奇色彩。自从他14岁拜在张鑫奎门下学艺始，他与张先生的女儿张玉荣可以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来形容。张玉荣喜爱方荣翔人老实，学艺勤奋刻苦。但当提出这门亲事时，张氏家族几乎全家人都站出来反对，原因很简单，方荣翔是个穷小子，将来怎么样尚不好讲。后来，经张鑫奎的姐姐从中周旋撮合，才成就了这门亲事。据张玉荣的回忆，1944年的冬天，她只穿身上的衣服，夹上一床被子，从自己家中走出来，嫁给了方荣翔。甚至，在照相馆拍一张结婚照，也是朋友资助的。

　　1944年，裘盛戎去了上海，方荣翔整日跟丢了魂一样，回家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一家人去闯关东，以求新的生计。

　　事实证明，也就是因为闯关东，方荣翔因缘际会，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坦荡大路。

　　在朝鲜战场，一颗水缸大的细菌炸弹在方荣翔身旁炸裂;冰冷的大米饭需用斧子砍着吃;改编《奇袭白虎团》;汪曾祺与余秋雨高度评价

　　1945年，方荣翔的大女儿在关外降生。由于方夫人产后患奶疮没有奶水，只能给孩子喂高粱面粥。因没经验，结果孩子患了婴儿便秘，肚子胀得像小鼓，整天嚎啕。有一天，竟把眼球哭出了眼眶。后来，几个穷戏友凑钱，给方荣翔的大女儿治眼病，可惜最终还是成了残疾，这是方荣翔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想起来就内疚不已，“我对不起老大呀!”

　　这时，在东北的国民党71军88师要成立一个部队剧团，广收艺人，方荣翔他们几个人就都参加了。1947年，他们还为国、共、美三方谈判小组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演过戏。东北解放后，解放军四野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专门派人收编了这个京剧团。1951年，方荣翔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演出期间，他碰到过“一颗水缸大的炸弹”在草房后边炸响，里边窜出来一群老鼠、苍蝇、蚊子——原来是一颗细菌炸弹!在朝鲜最头痛的是吃饭，大米饭、馍馍都结了冰，像硬邦邦的石头蛋。防空洞里不准有火有烟，大米饭从锅里盛不出来，只好用斧子砍着吃。

　　在朝鲜战地演出时，方荣翔看到一份战地简报，介绍战斗英雄杨育才的事迹，他和同事们就改编成了《奇袭白虎团》，后来此剧红遍大江南北。

　　在全面梳理方荣翔先生的资料时，笔者还惊喜地发现两则比较重大、但极少有人提及的事实，那就是两位于戏剧颇有研究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与余秋雨对方荣翔的高度评价。

　　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方荣翔几段唱腔，准备集中播放，征求方荣翔意见，让谁来做唱腔介绍合适，方荣翔提出让汪曾祺来担任。汪先生听了几遍录音，对方荣翔学裘不仅得其声，而且得其意，很有感受。比如《探皇陵》《姚期》《铡美案》《将相和》《刺王僚》等，汪曾祺一一做了精彩评点。他还认为“方荣翔是一位极其难得的恂恂君子”，并说，“戏曲界对钱财上看得比较淡，如方荣翔者，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

　　汪曾祺接着记述道：

　　荣翔和老师的关系是使人感动的。盛戎生前，他随时照顾、执礼甚恭，盛戎生病，随侍在侧。盛戎病危时，我到医院去看他，荣翔引我到盛戎病床前，这时盛戎已经昏迷，荣翔轻轻叫他：“先生，有人看您。”盛戎睁开眼，荣翔问他：“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流下一滴眼泪。我知道他为什么流泪。我们曾经有约，等他病好，再一次合作，重排《杜鹃山》，现在，他知道不可能了。我在盛戎病床前站了一会，告辞退出，荣翔陪我出来。我看看荣翔，真是“哀毁骨立”，瘦了一圈，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了。

　　1999年，余秋雨在谈到方荣翔与裘盛戎之间的承传佳话时认为，“这一点，触及东方古典艺术的一个重要生存奥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站在理论的高度说，东方古典艺术的历史流脉，有很多是靠师徒间的秘传来完成的，而京剧艺术由于表演上的行当化、综合性和公开性，师徒关系就更加重要。一个师傅对一个徒弟的选择和培养，不仅是他自身艺术生命的扩充和延长，而且关系到整个流派、行当，乃至整个京剧事业的前途，因此总是郑重其事，倾注大量心血。一代代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追摹、皈附、定位、发展、保存，都是通过这种看起来很私人的方式进行的，由此，中国艺术家的文化人格中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承传人格”。余秋雨接着说，“方荣翔先生对裘盛戎先生的承传，堪称近世京剧领域承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