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册(郭齐笺注 巴蜀书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李永康

近年来,有人提出:先后录入《温江县志》乾隆十六年(1751)贞集卷之四“艺文”类、嘉庆二十年(1815)三十一卷“艺文”类,署名宋﹒朱熹的《温江道中》一诗作者属于误记(据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即1686年,时任知县王瑚纂修成第一部《温江县志》,今已失传。

该志书收没有收《温江道中》一诗不知道,但乾隆年间修县志还收录了王瑚的序,也就是说,他们参阅过康熙版志书),正确的作者应该是明﹒曹学佺。被认为误记作者的理由主要有二点:其一,“省”的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的,宋代的温江不可能“离省近”。其二,查《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并无此诗。

《朱熹集》(郭齐 尹波点校 全10册,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10月)

又查《朱熹年谱》及《朱熹年谱长编》,朱熹并未到过成都,又何来《温江道中》呢?提出者甚至直言:“再说一遍,《温江道中》这首诗不是朱熹写的,是明代学者曹学佺写的。温江人要赶紧纠正,尤其不要再误导下一代了!”《温江县志》流传了二百多年,有多少人被“误导”了呢,仔细想想,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引用过署名朱熹的这首诗,笔者在十多年前写文章也引用过。为了不再误导自己,赶紧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质疑者的勇气可嘉,但两种说法还是值得商榷。

我们先来看一下《温江道中》一诗署名作者朱熹的出处。现在的证据来源分别有乾隆十六年、嘉庆二十年刊出的《温江县志》。

在《朱熹集》中确实没有查到。翻遍《全宋诗》朱熹卷,也没有找到这首诗的影子。在曹学佺编选《石仓历代诗选》朱熹卷125首诗中,只有《南安道中》等。由于“庆元党案”,朱熹曾被罗织了六大罪名受到“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迫害,攻击他的学说是伪学。”由此可知朱熹的很多诗文也有散失。

那《温江县志》的编纂者是从何处得来《温江道中》一诗的呢?县令冯中存在纂修凡例中关于“艺文”卷说得有点含糊:是搜集来的。

1671年起,清政府大力鼓励各省平民入蜀开垦,其中就有朱氏的后裔。乾隆年间,《温江县志》的纂修官员和朱氏的后裔有过联系吗?答案也难以知晓。

我查了《全蜀艺文志》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古代书籍面世有三种情况:官刻、私刻、坊刻。我国历史上迟至南宋中后期,就有了明确的版权保护意识和版权保护措施。”如遇翻版私刻,是可以告知官府,“当时官方可在各个刊书处张榜晓示。”当然,这为读书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间接说明,官府修志的严谨。

再说《温江道中》一诗署名作者曹学佺的出处,现在已知的有两个证据:《蜀草》;二是明万历进士钱谦益于康熙初年由钱氏绛云楼付梓的《列朝诗集》,该诗集不久即遭禁毁,流传极少。至宣统庚戌始据原版重新雕印。曹学佺同乡,今人庄可庭老先生与几位福建友人对闽剧儒祖曹学佺酷爱有加,集数十年之功,于几年前编辑出版了《曹学佺诗文集》上下册。

《温江县志》乾隆版,整理重印

在序言及编辑凡例中,他们这样写道:“曹学佺一生著述多达1329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曹学佺四十四岁时亲自编著的诗文集名曰《曹能始石仓集》,从61岁起(崇祯七年)至70岁止,每年皆结集,分为诗与文。每年的诗作不少于三五百首。从明神宗万历27年至明唐王韦键隆武二年(1646),四十八年间,曹学佺结集诗作当有二万首之巨。曹学佺73岁殉国时部分著述列为禁毁之书,禁期达一百年。致使其大量的诗文别集散佚,收入《四库全书》的仅有《蜀中广记》。”

庄可庭老先生在编辑《曹学佺诗文集》时,参考了日本内藏文库书目,计有百卷;参考了曹学佺曾孙曹岱华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出的《石仓诗稿》三十三卷书目;还参考了福建师大图书馆现存古籍善本《曹大理诗文集》。

所以,这部书的编辑目次为三部分:一、曹大理诗文集,诗、文各六册,福建师大图书馆,现藏古籍善本;二、曹学佺诗文集补,庄可庭于1997年从五十余部志史中集得曹公诗文400余首篇,2001年辑得《曹学佺诗抄》计四册;三、附录,曹始能小品文(二册,明崇祯五年壬申),郑端庄作《曹学佺评文心雕龙》,徐延寿作《挽曹石仓一百八十韵》,曹孟善作《曹石仓行述》。在这个版本中,《温江道中》一诗编入第二部分,即下册卷十之外的“曹学佺诗抄增补”部分,编号为第349首。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福建志 出版志》常务副主编吴世灯在《曹学佺诗文集》题为《序:读懂曹学佺》的序文之一中写道:“庄可庭先后从五十多种史志图书中搜罗曹公诗文,日以继夜,海底捞针。几十大本的《四川通志》翻阅一遍,仅得到曹公的一首诗、一篇文,他也心甘情愿。”从这个版本的编辑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曹学佺的多种版本中并没有收入《温江道中》一诗。

我们来比较一下《温江县志》刊出的原诗:

温江道中

宋﹒朱熹

温江离省近,民俗尚称饶。

处处是流水,时时当渡桥。

沤麻成白雪,酿酒比红蕉。

底事归心发,惊闻估客桡。

《全蜀艺文志》明 杨慎编

《曹学佺诗文集》一书,第二句“尚”为“向”,第四句“渡”为“度”。

之前,我咨询了一些史志专家,他们的解释是,这首诗编入书籍时,可能有过改动。对比《温江县志》和《曹学佺诗文集》可以得到证实。那么这个“省”字是后人改了的吗?我们先从一点事实说起,“省”的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的,宋代的温江不可能“离省近”。但是,曹学佺出生于明代(1574-1646)。明初沿用元制设行省,洪武九年(1376)改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曹学佺万历三十七年(1609),任四川右参政,万历三十九年升任按察使(正三品),曹学佺在四川任职,这距离改建制已经二百多年了,明代行政区域虽然还是按元代划分的,由于深受元代影响,布政司也可以简称为行省,但温江县也属于四川行省区域管辖范围,曹学佺当时在诗中如果称“省”,相当于我们今天去到某乡镇,写文章如果还称“人民公社”一样,可能是不合适的。

今天网络上能查到,曹学佺曾孙曹岱华于乾隆十九年刊刻《石仓诗稿》第二十卷《蜀草》中确实收有《温江道中》一诗。乾隆十六年,温江知县冯中存纂修的《温江县志》要早于曹学佺曾孙曹岱华刊刻《石仓诗稿》面世三年。康熙初年版《列朝诗稿》遭禁毁,真正面世就更晚了。

熊笃主编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1月)

熊笃主编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一书,在宋元时期概说中这样写到:“宋元时期,巴渝文人作品较多,途经巴渝、或宦游于此的也留下一大批诗文。此外,随着巴渝大地的整体开发,周敦颐、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流寓巴渝对川东理学的传播,特别是南宋对川东地区的重视,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巴渝本土文学逐步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从这里可以知道,朱熹不但来过四川,还在四川住过。淳熙已亥年(1179)十一月,朱熹接到四川广汉人在荆州任职的张敬夫来信,便写了《江陵府曲江楼记》。所以,一个人没有亲自去过某地不能作诗作文之说,成立的可能性不大。

“宋以后,习诗者,不取法于唐,则取法于宋。”“明人规摹盛唐,清人或师随唐人,或继轨两宋。”朱熹和曹学佺在各自的时代并非以诗见长,写诗只是他们或应酬或随性而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首五言律诗旁人是没有办法从用语习惯去辨识的。

综上所述,今天提出《温江道中》一诗是谁写的,确实说不清楚。不能说曹学佺曾孙曹岱华在曹学佺去世108年后刊刻的《石仓诗稿》就准确无误,也无从判断作为进士的地方官员冯中存选刊《温江道中》就毫无依据。只是已经过去二百多年,我们实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喜欢《石仓诗稿》的,可以认为这首诗是曹学佺写的。对《温江县志》或《历代诗人咏温江》有研究的,可以把这首诗当成是朱熹的作品。信者存信,疑者存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天下之暖,莫若温江。正如今人学者刘琳在《全蜀艺文志》点校本前言中写道:”这部书有350余篇找不到相关文献,全靠《全蜀艺文志》才得以保存下来,纵有错漏,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他。”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温江道中》全靠《温江县志》才得以流传开来,不管作者是朱熹或者是曹学佺,温江人都是幸运的,因为这首诗,我们窥见了二百多年前温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真的要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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